书城传记中国宰相全传
17963200000085

第85章 清(11)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阅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资财呈览物件时,怀疑其中有抽换不实之弊,命现任藩司兼织造盛住“将查抄王亶望家产究系何人承办,及有无侵蚀抽换之弊,逐一确查密奏。”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粮道王站住首先随同抄籍,“有将金易银,那掩情弊。”校检解缴内务府入官物品进呈册,与底册开载不符。王站住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两。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三两,系将金换银。又底册内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乾隆帝派户部侍郎福长安取道河南,将王站住解任,押带赴浙质审。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会同盛住查办,又命大学士阿桂从河南治河工次赶赴浙江按治。阿桂讯问王站住,王站住供称查抄王亶望资财,有金约四千数百余两,银约二三万两,玉器甚多。“我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乾隆帝命将陈辉祖革职拿问,由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陈辉祖供称:“以金易银一款,查抄时据调任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乾隆帝认为国栋(时任安徽布政使)与陈辉祖“商同舞弊,是此项金项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命将国栋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

阿桂还未到浙江,浙江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王杲俱至热河。乾隆帝面询他们办理王亶望资财事,并命据实书面自陈,李封才覆奏:“陈辉祖接见司道时,言及查抄王亶望金两发与首县换银解缴,李封并曾向钱塘县换金五十两等语。”乾隆帝发现他们与陈辉祖“联为一气,突梯脂韦”,“俱各知而不言”,“此案竟系总督与司道商同作弊,实出情理之外。”命将李、陈、王革职,又令在浙官员悉心查对。

在浙官员查对王站住原抄底册与咨送内务府、崇文门暨外估各册,“尚有底册开载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并未造入者计一百宗,底册本无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二宗。”奏称陈辉祖首先起意,以银易金,并抽换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经手之各委员等遂而通通舞弊,肆行抵换隐匿。请将经手检查、造册之知府王士翰、杨仁誉,同知杨先仪,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江南河道总督兼安徽巡抚萨载讯问国栋后也奏称,国栋曾目击陈辉祖委员购买朝珠,“将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将平常不堪之物当众人耳目挑选添入,以为抽换地步。”乾隆帝命将这些奏折发交阿桂、福长安阅看,逐条严讯。

阿桂、福长安抵浙后,查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与“那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乾隆帝命阿桂查勘办理山东运河河工,福长安押解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等审办。陈辉祖将以银换金、隐匿玉器、抽换朝珠等情供出,大学士九卿等拟立置重典。乾隆帝以陈辉祖为前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命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国栋、王士翰、杨仁誉亦定斩监候,杨先仪、张翥发新疆充当苦差,李封、陈淮、王杲发豫省河工效力。次年二月,闽浙总督富勒浑奏,访查闽浙两省亏空,是陈辉祖因循贻误。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也劾奏,陈辉祖武备废弛。乾隆帝以陈辉祖在总督任内唯务营私牟利,于政务民事漠不关心,赐令自尽。浙江官员的这一贪污案,是在受命惩治贪犯、查抄犯官家产时,又从中贪货谋利,而且自督抚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可见官场的贪污,早已习以为常,无所不至了。

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四年间,阿桂的职务虽是军机大臣及大学士,但他仍然长年奔波在外,或负责修筑河南境内的黄河大堤,视察水利工程,或按察各省贪污案件,同时又督师镇压上述回民动乱。他在京时,每当皇帝巡幸热河或其他地方,照例都是阿桂主持京城政务。乾隆欣赏阿桂老成练达,故委以如此重任。当时权臣和珅或许出于个人的考虑,担心阿桂在乾隆身边会受宠对自己不利,故而总是想方设法把阿桂派往外地。尽管如此,阿桂直到80岁因病去职前,却一直保有自己的地位和皇帝对他的信任。死后,追赠“太保”,谥“文成”,入祀贤良祠。

书外人评:阿桂颇有将才,而且由于和珅的关系,他在地方居多,为清王朝的巩固统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时用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的典型。

为官精明依附和珅--孙士毅传

孙士毅(1720~1796),字智冶,号补山,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少时家贫,历尽艰苦,参加科考二十余年不第,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始中举人;两年后中进士。乾隆第三次南巡,于乾隆二十七年春行抵杭州,孙士毅奉诏应试,以第一名授内阁中书,其时他年届43岁。乾隆三十四年应选随傅恒赴云南参加对缅甸作战。因草拟奏章非常出色,返京后迁户部郎中,同年被派往湖南主持乡试,不久授贵州学政。凡经升迁,乾隆四十年授云南布政使,四年后升为巡抚。逢总督李侍免因贪污获罪,孙士毅以事先未加劾发而遭议处。孙士毅与李案之牵连虽属传闻,但仍被罢官发往伊犁,所幸不久他被一纸特诏赦回。乾隆因赏识其文采,命他为纂修《四库全书》的三位总纂之一,同时又加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修成付梓,他出任山东布政使,第二年升广西巡抚。乾隆四十九年调任广东巡抚。乾隆五十一年两厂总督富勒浑被控贪污,命孙士毅署理总督审理此案。孙士毅查明富勒浑的两名仆役在富勒浑授意下,索贿银数千两。审讯中富勒浑对其多次非难与威胁,但孙士毅不为所动,直接将此情详细上奏,孙士毅遂被实授两广总督。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发生叛乱,1787年年初,他快速筹备兵丁粮饷,待接到支援赴台平乱之命令时,业已准备就绪,乾隆认为孙士毅办事机敏,加太子太保,赏戴双眼花翎,封世袭三等轻车都尉。

此时安南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安南军阀阮文岳之弟阮文惠,在乾隆五十二年派兵占据首都河内,国王黎维祁逃离首都,次年黎氏家族来到中国广西请求当局庇护。此时孙士毅与广西巡抚孙永清把此事奏报北京,奉命对黎维祁妥善保护。在黎氏家族被安置在广西南宁的同时,乾隆决定对安南用兵,以恢复黎氏王位。

孙士毅率清军主力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出广西镇南关,与另外两路清军同时进兵安南;一路经云南走陆路,一路经广东钦州走海路,由于安南北方群众忠于黎氏王朝,因而多方援助中国军队,孙士毅接连打了几次小胜仗,在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进入河内,阮文惠稍作抵抗即撤往南方,黎维祁从避难之地返国,重登王位。捷报传到京师,乾隆封孙士毅为世袭一等谋勇公,孙部主将许世亨封为子爵。但是,正当朝廷封诏到达河内几天之后,孙士毅的远征军即被阮文惠的援军击溃。这一次战役始于乾隆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时值中国新年正月初二,孙士毅正沉浸于节日的嘉庆之中,毫无防备,第二日,他率领所部官兵八千中之一部,逃出河内,向北溃退,其余四千官兵(包括许世守在内包括许世亨在内)都被安南军所杀。

乾隆接到奏报,传诏安抚。诏书中称安南本系远方小国,瘴疠之地,而黎朝已为天命所不容,许世亨追封三等壮烈伯;孙士毅应负战败之责,削去世爵及两广总督官职,受命协助新任总督福康安消弭战火,然后返京另候新职。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阮文惠改名阮光平,请求清廷宽恕,并愿称臣纳贡。乾隆迅即允诺,战争遂告结束;阮文惠对此十分感激,遂于乾隆五十五年亲赴京师祝乾隆皇帝八旬万寿。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之子阮光缵为部将阮福映所执。阮福映后来建立新的王朝,并改名越南。

孙士毅罢去总督官职不久,又受命任兵部尚书并人值军机处。乾隆五十四年末署四川总督,第二年实授。后调南京任两江总督。乾隆五十七年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旋回任四川总督。清廷对尼泊尔廓尔喀用兵时,他受命全权督办福康安部粮草,战后晋为大学士,受命协助福康安、和琳处理西藏事务。乾隆五十六至六十年孙士毅曾一度驻拉萨,后驻四川成都,办理征廓尔喀军费奏销事宜。

及后孙士毅再次出任四川总督,当时贵州与湖南的苗民、四川和湖北的白莲教,都纷纷起义抗击清廷,孙忙于在四川东南、贵州边界地方作战。他在湖北来凤大破义军。嘉庆元年五月受封三等男爵。两个月之后,他死于四川酉阳军中,追封公爵,谥“文靖”。由长孙孙均袭三等伯,入汉军正白旗。

孙士毅和和珅是同党,但嘉庆四年和珅被剿灭时,他并未受到牵连。但是,嘉庆十一年当孙均以残疾为由奏请准其堂兄承袭爵位时,嘉庆皇帝大怒,宣称孙士毅本不应受此封赏,乃将孙均夺爵,革去旗籍,可见嘉庆对他也是有一定看法的。

书外人评:孙士毅为官精明干练,兼工书法。他生活俭朴,和同时代、同朝的许多高官显宦大多贪赃腐化相比,他还可以称得上是廉洁之吏。他之受贬,主要是因为依附和珅,这固然是情势所迫,但毋庸讳言,也是他性格的弱点。

刘墉的精干与“糊涂”--刘墉传

刘墉(1720~1805),字崇如,号穆庵、石庵,谥“文清”。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一、精干有为,任职四方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二十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做“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致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