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167~1745），字毅庵，隶满洲镶蓝旗，西林觉罗氏。其曾祖图门，于天聪年间在大凌河战役中受重伤于战场，赐世袭骑都尉世职。其父鄂拜曾任国子监祭酒。鄂尔泰精通满汉文字，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5~1699）任本旗佐领。同年，授三等侍卫。由于他汉文知识功底深厚，康熙五十五年，擢内务府员外郎。在此任内，他以严格奉公、遵循各项规章著称。他曾谢绝当时尚为皇子的胤禛之私人召见，此举深得雍正的赏识，故当他登基后，即任命鄂尔泰为云南乡试主考，云南返回不久，授江苏布政使。他在此任上，极力奖励当地文士赋诗为文，并选辑优秀者，以及他本人的某些作品，编为《南邦黎献集》，十六卷刊行。
雍正初年云南额征钱粮不敷支应，多靠外省调剂，导致钱粮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被认为是“土司不识调剂，夷人不知稼穑”等“人事”所致，土司制度已对封建地主经济在云贵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阻碍，并影响到国家赋税收入。更为严重的是，土民反抗土司的斗争、土司之间的仇杀和土司反叛行为直接影响了中央对民族地区的控制，激化了社会政治矛盾。
雍正四年（1726），深得雍正帝赏识的鄂尔泰出任云贵总督，与前几任不同的是鄂尔泰一开始便“著《实政四条》：一戒因循；一严朋比；一重彝情；一正风俗”，不仅坚决主张改流，而且还有针对性地向雍正皇帝阐明改土归流的重要性、迫切性，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方案，认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这种做法就是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雍正皇帝立即批准了鄂尔泰建议，并先将闹事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由四川划归云南，交鄂尔泰处置。不久令鄂尔泰署滇、黔、桂三省总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与前明和顺治、康熙朝不同的是，雍正时代认为历代“相沿以夷制夷”法已经不合时宜，改土之法更加强调武力征讨，“欲改土归流，非大用兵不可”，以求彻底铲除土司势力，范围和力度均史无前例，对民族社会的冲击也最为激烈。
雍正四年三月，鄂尔泰借乌蒙土司禄万钟攻打东川之机，奏请将东川府由四川划归云南，“云南路近，声教易及，凡滇黔两省商民有力能开垦者，广为招徕，以实其地；并将附近营汛斟酌移驻，以资弹压”。得到雍正帝批准后，鄂尔泰进军滇东北地区，连败土军。“乌蒙稍抗，即拟进剿”。十二月设乌蒙府、镇雄府（后改州），并设镇安营，驻军控制。后又有土司起兵反抗，雍正六年，在俘获几名东川地区叛乱土司后，鄂尔泰另加授广西总督，因该省近贵州边境地区之土著已多次叛乱。身负三省之责，鄂尔泰于是下定决心，对归顺之土司进行抚慰工作，对顽抗者则以武力镇压，以期结束土著骚乱之局面。雍正七年，因平定之功晋三等世袭男爵。此时，鄂在张广烟协助下，又在贵州古州地区平定多处苗乱。为此，加太子太保。他对顽抗之土司或处死或流放，归顺者或给以年俸，或迁往其他省区。有几次地方骚乱，皆迅速平定。其中最严重者为雍正八年之乌蒙叛乱。一直到雍正八年末，鄂尔泰最终平定滇东北地区，完成了政治上的改土归流。滇东北仅是雍正朝在云贵实施改土归流运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在雍正四年至九年大规模改流阶段云贵地区共有17个土司被改流，占雍正朝在云贵改流总数的89%以上。在雍正朝激烈地改流活动完成后，一些实力较弱的土司也纷纷归顺或被肢解、废除，使得18世纪中叶后中央对云贵地区直接统治的地域比以往有了极大扩展。
鄂尔泰任职云南六年有余，在削弱土司头人权力方面，颇具成效。鄂尔泰在原土司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如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编查户口、组织乡勇等；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统治。
鄂尔泰在云南政绩颇多，其中包括改进食盐及铜矿工业，并改组铸钱，凡此种种皆获实利。雍正十年初，他应召回京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因其平苗有功，进世袭一等伯。雍正十年九月，他奉命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为征讨厄鲁特运军资，第二年，返京后，即上疏奏陈征讨厄鲁特一事劳民伤财，莫如议和。此奏获准，不久战事暂告平息。
雍正十三年，贵州台拱地区爆发一场动乱，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鄂尔泰奉命随同宝亲王、张廷玉及两位皇子，前往监督平乱。鄂尔泰以其本人在前总督任内未能预见有此大患，团奏请免其世袭封爵，所请获准，但仍保留其三等男爵。
雍正十三年，世宗病危弥留之际，诏谕鄂尔泰及张廷玉，立弘历为太子（即后来的乾隆）。并敕令鄂尔泰、张廷玉及其他两位亲王辅弼太子主持朝政；还诏谕，因鄂尔泰与张廷玉志乘忠贞，身后配享太庙。高宗皇帝即位不久，即赐鄂尔泰一等子爵，后晋三等伯。从此，鄂尔泰担任多项要职，并总裁编纂几部官修书籍。乾隆四年（1739），他奉命前往勘察黄河水利工程。乾隆十年，他因病奏请致仕回乡，但只获准留任自养。时隔不久，乾隆还亲临其家询问，赠太子太傅。鄂尔泰不久死去，身后谥“文端”，配享太庙，并入贤良祠。
鄂尔泰才能超人，政绩显著，深受雍正皇帝宠信。如此因此，他即逐渐成为百官满族众臣之首。官吏当中，有其门生，其他皆为官场之追捧者，张廷玉，亦权势显赫，深受恩宠，因此亦有一班汉族朝臣追随其左右。由此，张廷玉、鄂尔泰二党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这一斗争的苗头，乾隆初年即有所表露。张党中有张照、史贻直及汪由敦。鄂党中不仅有满人，而且有汉人；汉人中有胡中藻。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他自称与鄂尔泰有师生之谊，并以此为荣，此外，他与鄂尔泰之侄鄂昌为莫逆之交。鄂昌曾任甘肃巡抚，胡中藻曾任陕西学政及广西学政，他的诗集名《坚磨生诗钞》刊行。
然而，乾隆二十年初，皇帝偶读胡中藻诗，即断言其中有侮辱满族之词句。遂下诏逮捕胡，审查胡的全部诗文。四月二十三日，皇帝下一道长诏，其中引有胡所写诗文，以此判定胡冒犯满族，侮谩圣上，并诽谤张廷玉及其一党。五月二十一日，判处斩首。为胡诗集付梓刊刻之人，或与胡有诗文唱和者，都遭到惩处。另又断言鄂昌写有反满诗文并有贪污行为，责其自尽。鄂尔泰亦因生前植党，死后受谴责，被撤出贤良祠。
书外人评：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原则和策略是其施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鄂尔泰能审时度势，有切合当地实际的原则指导，加之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从而使其在云南、贵州、广西的改土归流得以顺利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西南边疆的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
屡升屡降入祀贤良--舒赫德传
舒赫德（1710～1777），字伯容，号明亭。吉林珲春人，籍隶满洲正白旗，舒穆鲁氏。
舒赫德的前半生是在京城度过的，安定而平稳，他由笔帖式升至内阁及军机处中书，后擢都察院立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在此期间他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书要求改革科举制度。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攻击科举考试的不合理，要求改革科举，他说：“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已。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数百，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八股文是一种除了科举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使用价值的文体，只是士子考试的敲门砖，而科举考试的其他内容也存在问题。这是对科举制度的全面批判。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实际即使在当时也是共识，反对者以大学士鄂尔泰为代表，当时就承认“时文之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不仅如此，反对者对科举的非议范围比舒赫德更大，指出不仅是时文无用，“诗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但随后笔锋一转，说道“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他们反对舒赫德的说法，认为他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地方，不是循名责实，而是抓住末节不放。“时艺所论，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这次争论，要求改革这全面失败，并不是八股文没有问题，而是连舒赫德自己也只要求别思良法，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所以反倒是鄂尔泰显得理直气壮：“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乾隆十四年（1749），舒赫德升任工部尚书不到一个月，就奉命随傅恒入四川平大小金川之乱。同年，受命周历云南、湖广、河南巡查营伍。乾隆十六年，两次赴浙江，一次视察治洪工程，一次审理某武将受贿案。后奉命巡视北路军营，刚刚回到北京，又奉命往江南治水。当年又奉派前往驻扎于漠北蒙古地区的鄂尔多次军营，筹划对乌梁海用兵事，至次年春始抵达。但是，此次用事，由于他临事畏怯，执行上谕不力，朝廷农怒几被夺官。后来，乾隆十九年他由于未能从优安置阿睦尔撒纳的家眷，有损乾隆笼络厄鲁特人之意，终于受到夺职处分。乾隆二十二年复兵部尚书职，旋即由于小过而降为右侍郎。次年又以策略失误，抗上、并有玩忽职守等，罢去一切职衔恩赏。仅仅因为皇帝恩赦才免于一死。
但为时不久，舒赫德又有了报效自赎的机会。当时新疆大小和卓兄弟企图在喀什噶尔建立独立政权，兆惠率师前往征讨，被围困于叶尔羌附近达三月之久。清廷调富毛赴援往救，即命舒赫德为其参赞，舒赫德趁机上奏，献上了一项高明的战略，而复其官，授吏部侍郎，不久擢工部尚书。乾隆二十四年末，富德、阿桂、舒赫德与其他将领合兵解去兆惠之围，这一战役是清廷将南疆归入清帝国版图的最后几场决战之一。舒赫德以此役之功得授云骑尉世职。喀什噶尔虽然平定，舒赫德却未离去。这以后他任驻阿克苏大臣两年，曾上疏奏请重整南疆各城的经济、政治。乾隆二十六年调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数年后舒赫德奉旨还京，授刑部尚书，乾隆二十九年，他与裘曰修赴厦门，审理总督杨廷璋收受通商官员贿赂案。乾隆三十二年复赴湖南、湖北审狱。他于乾隆三十一年曾一度署理陕甘总督，不久召还任刑部尚书。乾隆三十三年派往边境办理军务。时明瑞所率清军在缅甸新近大败，乾隆皇帝急于雪耻，便命傅恒统军远征该国，以舒赫德为参选大臣。但舒赫德上疏建议对缅甸人应采取克制态度，由此引来祸端。乾隆对其建议斥之为舛谬失当，第三次夺官，削云骑尉世职，派往边远的南疆任乌什参赞大臣。
不久复官的机会又来了。原先在明万历四十六年（1616）前后远徙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阿玉奇之曾孙渥巴锡带领下，打算返回伊犁定居。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三万三千户、约十六万九千名土尔扈特人用长长的牛车行列，装载着全部财产，向东进发，一路上不断遭受到沙俄军队的追截、哥萨克的袭击以及布鲁特人的抢劫。第二年六月抵达伊犁境界之前，半数以上的人员已在途中丧生，牲畜及其他财产丢失过半。此时土尔扈特人已一无所有，只得仰赖当地官府赈济。舒赫德是奉乾隆皇帝之命负责接待的官员之一，他向他们发放衣服、牲畜、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土尔扈特部首领以后被召往热河，渥巴锡封为卓理克图汗，渥巴锡的某些属下则封为台吉，清政府在乌鲁木齐和塔尔巴哈台定下游牧地界，土尔扈特人因而在此定居至今。关于土尔扈特人此次迁徙及归来始末，乾隆曾有诗文记载，钱德明神父当时也用法文记下此事，德昆锡所撰《鞑靶的反叛》一书，对此更有详细的记录。
舒赫德由于安置土尔扈特培卓有劳绩，钦命嘉奖，并于乾隆三十六年底升伊犁将军。此后两年他在伊犁供职，同时兼任户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回京，授内阁大学士并兼领其他数职。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命为钦差大臣，督剿山东临清王伦起义。王伦当时曾率领一批秘密宗教教徒在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三日攻克山东寿张，几次得手之后，农民起义军攻向临清新城，但未能得手，仅攻占了防守薄弱的旧城，京、津等地官军集结于临清，在舒赫德统率下，于十一月二日攻破旧城，王伦及全家在居室举火自焚，城内居民多遭屠我。舒赫德坐镇临清月余，大肆捕杀王伦部属。记述这一战役的官方文件汇编为《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刊行。舒赫德从此获得褒奖，得授云骑尉世职，赏戴双眼孔雀翎，乾隆四十一年，命绘像紫光阁。
舒赫德乾隆十三年至乾隆十九年、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二年两度担任军机大臣。乾隆离京期间，他受命处理军国政务，他身后颇享荣典，诸如赐谥“文裹”，入祀贤良祠等。
书外人评：舒赫德是乾隆朝时比较重要的内大臣之一，他曾参加平定准噶尔及平定大小和卓战役的全过程，他曾任协办参赞大臣，为南疆政局的安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仕途坎坷，历被重用，又历遭贬惩。他再入新疆，出任乌什参赞大臣后，在参与处理土尔扈特的回归事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因而被任命为伊犁将军。此后他按照乾隆帝的谕旨，妥善安置土尔扈特人众，稳定了土尔扈特人心。舒赫德的主要政治生涯都是在西北地区度过的，是新疆历史研究过程中值得重视的人物。
交通内侍受到诘责--于敏中传
于敏中（1714～1779），字重常，又字叔子，号耐圃。江苏金坛人。他出身宦门，其曾祖于嗣昌，曾任山西襄阳县知县，祖父于汉翔曾督陕西学政，其父于树范当过浙江宣平县知县。于敏中小时过继给其叔于枋为嗣，于枋为雍正二年（1724）进士，于枋后来得子，于敏中又归其亲生父母。
乾隆二年（1737）于敏中24岁时得中状元，即一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供职七年。学习满语，熟悉为政的历史与职能。乾隆九年，主持山西乡试，乾隆十年初，督山东学政。第二年改督浙江学政。乾隆十五年返京，复督山东学政。乾隆十九年召回北京，升兵部侍郎，两年后因父丧，归籍服丧。乾隆二十二年守制不久，即受特诏赴京起署刑部左侍郎。乾隆二十四年，御史疏劾敏中匿报母丧，皇帝因于敏中职任不可替代，未予深究。当年年底，授户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