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因为各地屡次发生水旱灾害，召杨士奇拟写诏令抚恤，免去受灾地方的租税和养官马亏欠的数额。杨士奇乘机请求免除过去拖欠的赋役和柴薪草料钱，减少官田的租税，清理积压下来的冤狱，裁减工程役作，以扩大皇帝对百姓的恩德，百姓都很高兴，过了两年，宣宗对杨士奇说：“抚恤百姓的诏谕颁布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还有需要宽恤的地方吗？”杨士奇说：“从前下诏减少了官田的租税，可是户部却照旧征收。”皇帝很不高兴地说：“现在开始实行，不实行或阻挠实行的按法律治罪。”杨士奇再请示安抚逃亡的百姓，审察贪官污吏，推举有文才，精通武艺而又勇敢的士人，令被判死罪的人家的子孙有位进的机会，又建议请朝廷大臣三品以上和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准备充当地方官员的人选。宣宗都回答可以。在那个时候，宣宗励精图治，杨士奇等人同心辅佐，天下号称太平治世。宣宗于是仿效历史上帝王和臣下共同游乐的故事，每到年初，赐给百官十天休假。宣宗也时常到西苑万寿山，各位大学士都随从他去，赋诗唱和，从容地询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大臣们有什么议论上奏，皇帝都能做到虚怀若谷，听取和采纳。
宣宗刚即位的时候，内阁大臣有七个人。陈山、张瑛是由于有在东宫供职的旧情而进入内阁的，不称职，调出去做其他的官了，黄淮因为生病退了休，金幼孜去世。内阁中只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人。杨荣豪放开阔，有决断、有毅力，遇到事情敢作敢为。多次随从明成祖北征，很熟悉边关将领德才的高低，要塞的险易远近，敌情归顺与叛逆。但是他却很喜欢接受礼物，边关将领每年都给他送好马，宣宗也知道这些事，就向杨士奇询问。士奇极力为杨荣辩白说：“杨荣了解边防的事多，我们都比不上他，不应该把小毛病放在心上。”宣宗笑说：“杨荣曾经讲你和夏原吉的坏话，你还为他说情吗”？杨士奇说：“希望陛下像曲折周到地容忍我那样宽容杨荣。”宣宗的不快于是解除了。那以后，杨士奇说的话逐渐让杨荣知道了，杨荣觉得愧对杨士奇，因此以后，两人相互间相处得很好。宣宗也更加接近地对待杨士奇，先后赐给他珍奇果品、祭祀用的牺牲美酒、书籍器具无其数。
四、宦官擅权忧郁而终
宣宗逝世以后，英宗即位做了皇帝，时年方9岁，国家的军政大事都要报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推心置腹地信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人。有事就派宫中宦官到内阁咨询商议，然后裁决。杨士奇等三人也很自信，理直气壮地推行自己的意见，积极治理国家。杨士奇首先请求训练士兵，加强边境的守备防御，设置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别派遣文武官员镇守巡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罢免进行侦查的校尉。又请求依次免除租税，慎重处理刑事案件，严格考核各部门的官员。英宗都答应实行。正统初年，朝廷政治清明，是杨士奇等人的功劳。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纂修完成，升杨士奇做少师。正统四年（1439），他请求退休，没有得到同意，诏今让他回乡祭扫墓地。不久还朝。
当时太监王振为英宗所宠信，逐渐干预朝廷政务，诱导英宗用严酷的手段对待臣下，大臣们往往因小小过失而投入监狱。靖江王朱佐敬私自送给杨荣金银。杨荣先已经回乡祭扫墓地去了。回来并不知道这件事，王振想借这件事倾轧杨荣，杨士奇极力为他解释，得以作罢。杨荣不久去世，杨士奇、杨溥更加孤立。在王振的怂恿下，第二年便大举兴兵征讨麓川，耗费国库储藏，士兵马匹死去好几万。再过了一年，太皇太后去世，王振的势力更加大了，更加肆无忌惮，大小官员稍微有抵触违抗他的，马上被捉进监狱。朝廷大臣人人都心怀恐惧，杨士奇也不能够制止。
杨士奇年老以后，他的儿子杨稷，仗势行恶。杨士奇很溺爱儿子，并不知道他的劣迹。有人将实情相告，他以为是别人的诬陷而怀疑人家；有人阿谀奉承说他儿子好话的，他则认为这是真实情况而高兴。因此杨稷更加放肆，造恶日甚，以致惊动了朝廷，将杨稷捉拿归案交司法处治。皇上特下旨安慰杨士奇说：“你的儿子既违背家教，触犯国法，朕不敢偏袒，你根据规定自己处理。”杨士奇感激涕零，于是按法律判其子死罪处斩。正统九年（1444）三月去世，享年90岁。追赠太师，根据他生前的事迹给他“文贞”的称号。
原先在正统初年，杨士奇就说过蒙古瓦剌部渐渐强大，恐怕会成为边防的祸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抵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蕃贡马也都供给边防。杨士奇死后不久，也先果然入侵，发生了土木之变，有识之士不禁思念杨士奇所说的话。
书外人评：杨士奇历事五帝，是明代一个颇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他深得皇帝的器重和厚爱，参与咨询议事，制定方针政策，及时纠正失误，不遗余力地帮助皇室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措施，从洪熙元年（1425）到正统元年（1436）出现的仁宣致治的好形势，杨士奇是有功劳的。杨士奇在文学上也颇有成就，他与杨荣、杨溥形成明代初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杨士奇为诗派盟主。杨士奇的诗歌雍容典雅，创造了一种辅杨功德，建缀太平的诗风，左右了当时诗坛。
平易持重待人宽厚--商辂传
商辂（1414～1486），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人。曾以乡试第一为解元，正统十年（1445）会试、殿试皆为第一。整个明朝的官员，三试都是第一的，只有商辂一人而已。由于其科举高中榜首，先任修撰，不久即被选入东阁，为侍讲学士。到景帝即位，就被推荐入内阁参与机务，并晋职为翰林院学士。景帝病重，群臣都请求立太子，但景帝不许，商辂再次上疏说：“陛下为宣宗皇帝之子，当立宣宗皇帝子孙。”群臣对于商辂的直言切谏非常感动，但商辂的奏书还未达朝廷，夜里即发生了石亨等拥立太上皇英宗的复辟。第二天大学士王文、兵部尚书于谦被捕，因商辂与高谷皆主张立英宗之子为太子，英宗将二人诏入便殿，慰勉之后命其草拟复位诏书。石亨等知之后，把商辂叫出，让其在复位诏中为己表功。商辂说：“诏书拟定，自有定制，不敢轻易。”石亨等人听后相当不满，不久就指使人弹劾商辂结党朋奸，把他逮捕下狱。英宗帝念及商辂为三试榜首并为其亲取，将其贬职为民。逐出京师。成化三年（1467），商辂被诏回京师命以原官入阁办事。商辂上疏委婉予以拒绝，宪宗帝特地使人对商辂说：“先帝已知卿等受冤枉，请进京勿辞。”商辂进京之后，立即上疏提出八事：勤学、纳谏、储将、备边、裁冗官、设仓、崇先圣、重科举。这些都被宪宗皇帝所采纳。不久被升职为兵部尚书，后又转任户部尚书，并改任文渊阁大学士。后又任吏部尚书，转任谨身殿大学士。商辂为人平易持重，待人宽厚，每到重要时刻却毫不含糊，当机立断，受到同僚的尊重。商辂居大学士首位十余年而卒，年93岁，赠太子太保衔，谥文。
书外人评：人只有当面临抉择时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坚持之难，这样也愈可以见出商辂在政治纷争中行为的可敬。其实很多人一生都是平庸的，但只要一旦当他回首时有一点闪光之处，也就可以无憾了，便如商辂。
立身以德修行赖智--李贤传
李贤（1408~1466），字原德，河南郑州人，宣德年间考中进士，后奉命到河南河津赈灾，正统初年，他曾上奏疏给英宗说：“塞外投降的蒙古人，居京师者众多；每个投降的蒙古人月领米各十七石五斗，然而指挥使虽说月给俸禄三十五石，但实际领到的仅一石。这样看起来，一个降人相当十七个半官的俸禄。臣意认为应将降入逐步迁出北京之外，这样不仅可减少费用支出，且可以消除遗患于未萌。”但这一正确建议未被采用。景泰二年（1451）他又向皇帝上奏，建议十策，内容是：一曰勤圣学，二曰顾过警，三曰戒嗜欲，四曰绝玩好，五曰慎举措，六曰崇节俭，七曰畏天变，八曰勉贵戚，九曰振士风，十曰结民心。景帝对此非常赞赏，命翰林官员将其写成条幅挂之于左右，以便随时阅览警省自己。不久李贤又上疏建议改革军队，广泛采用车战、运用火器以提高军队战斗力，也受到景帝的赞赏。同年冬他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不久转任户部侍郎。英宗复位后，李贤仍任翰林学士，不久为文渊阁大学士，与徐有贞同预机务。不久又提升为户部尚书。由于李贤性格端庄。出言谨慎，每有奏时都能切中时弊，故深得皇帝的信任。天顺三年山东发生灾荒，英宗诏徐有贞与李贤商议，徐有贞说：“负责赈灾的官员，多有贪污中饱之人。应该立即停止赈灾。”李贤说：“如果仅考虑有贪污中饱而不赈灾，那么视民于水火而无动于衷，也是因噎废食。”英宗听到这里，立时下定了决心，命增加赈济的钱粮。夺门之变后，石亨、曹吉祥日益骄横，引起了英宗的厌恶，曾将所有人摒除后对李贤说：“这班人现在专横干政，四方奏事先要至其府内，这样一定会出乱子的，怎样解决才好呢？”李贤说：“陛下应当机立断，否则日久必生祸患。”不久石亨与曹吉祥果然密谋叛乱，为李贤发觉，他协助英宗将其平叛，一日英宗与李贤议及夺门之变，李贤说：“这一事件应该叫做迎贺，而不能叫做夺门；天下本来就是陛下的，如果叫做夺门就不能体现顺应天意了。”英宗帝醒悟，认为李贤的提法一语中的，从此之后英宗对李贤更是言听计从。终天顺年间，李贤一直为内阁首辅。不久英宗生病，这时有人向英宗挑拨太子与帝的关系，英宗犹豫不决，特将李贤秘密诏入宫内向其询问。李贤听到这件事后，跪拜在地说：“外间小人，流言蜚语，不足为据。太子为天下根本，如此大事望陛下三思。”英宗帝又问是否只有传位给太子，他最合适吗？李贤又跪拜回说：“如此宗社幸甚。”英宗听到这里后，扶病立起，立即诏见太子，太子来后看到英宗病重抱英宗哭泣，英宗已泪流满面，经此事故，英宗方才信任太子，而谗言也不攻自破。宪宗即位后，李贤被进太子少保衔，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出现日食，李贤借此向皇帝上疏说：“日映君象，君德明，则日光亮，现天日无光，唯有陛下修身敬，体民艰苦，勤于朝政方可使天象日和。”宪宗问其现在应做什么，李贤说：“目前宫内阴气太重，因自宣德至天顺年间选入的宫女太多，尤其洗衣局没收的妇人及后宫宫女不下万千，她们怨仇尤甚，宜放还其回家。”宪宗欣然听从，上万名妇女出宫之后，百姓欢悦。由于李贤后多病，多次请求退休才获朝廷批准。后来有人散布流言飞语诬害李贤，宪宗特命侍卫保工其家，护送其出入，成化二年（1466）病率，年59岁。宪宗帝十分痛惜，赠其太子太师衔，谥文达。
书外人评：李贤是个聪明人，他懂得在合适的机会提出适当的建议，这就是一种智慧。富于智慧的人是善于利用机会的，所以李贤进言时屡屡中的。但同时很幸运的，是可称道的李贤的品德，因为有才济恶才会造成更大的罪恶。
示好权监自损其德--李东阳传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今属湖南）人，4岁时即工书法，曾被景帝召见，景帝在看了他的书法表演后非常喜爱他，把他抱在怀中，并赐给他许多物品。天顺八年（1465）18岁时，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授编修。以后历任侍讲学士，东宫太子讲官。
弘治四年（1491），升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连又擢升太常寺少卿。弘治八年以本官进入文渊阁参与机务。后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当时在内阁共同办事的有首辅刘健及谢迁等。李东阳与他们一起，兢兢业业辅助皇帝，对政务的缺失尽力极谏，由于李东阳工书法擅长诗文，故内阁中的各种诏谕都由他草拟。诏谕传出之后因琅琅上口，为天下人传诵。
武宗即位之后，刘瑾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不久专权骄横。李东阳与刘健、谢迁多次向武宗劝谏，均未能被采纳。为抗议刘瑾的胡作非为，三人同一天向武宗提出辞职。在刘瑾的授意下武宗同意刘健、谢迁去职，而独留李东阳。李东阳深感耻辱，再次上疏恳请但仍未获准。刘瑾为何对李东阳网开一面，这是由于当初刘健、谢迁坚持要武宗诛死刘瑾，言词激烈，只有李东阳言辞稍微舒缓的缘故。刘瑾除去刘健等人后，更加飞扬跋扈，将其死党焦芳升入内阁。将原内阁中的老臣、忠直之士驱逐殆尽。李东阳在内阁中抑郁不得志，为保身家性命，只得与宦党虚与周旋。由于刘瑾专权擅政，使得朝纲紊乱，民不聊生。李东阳在任期间，力求补救，尽可能保护朝中一些正直臣子。弘治七年，李东阳以京师山西、陕西、云南、福建等相继发生地震，而武宗帝长期朝政不听，经筵不讲，宗庙不祭，而终日或沉溺于后宫，或逸游无度，因而上疏切谏，指出由于帝德不修而上天示警，要求皇帝改弦更张，勤于政务，关心民生，但武宗仍不听。不久李东阳以老病坚决乞休，在多次坚请之下，终获批准，四年后病卒，年70岁，赠太子太师街，谥文正。
书外人评：李东阳或许是畏于刘瑾权势，或许是为了舍身济世，虽有他后来的诸多善行，但其起始目的已不可考，不过刘瑾伏法之后，他能够及时自责引退，是聪明而可敬的。虽然如此，他这种自损其德的行为如果从民族气节的弘扬角度看，为我所不取。无论是民族还是个人，都应该有血性的。
为官清正勇斗刘瑾--谢迁传
谢迁（1449～1531），字余乔，浙江余姚人。成化十年（1474）科举乡试第一，第二年考中进士为状元。授编修之职，后累迁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弘治八年被命与李东阳一起入内阁参与税务。时逢谢迁正在家守丧，故力辞其职，后孝宗帝同意其服丧期后任职。任职后不久升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任太子的老师。为此谢迁上疏太子，要求太子一要亲贤人远奸佞，二要勤学问，少逸欲。孝宗帝闻知后对谢迁大加赞赏。孝宗在其晚年，对于当政时的某些弊政有所醒省，想予以革除，谢迁乘机进言说：“仅想设禁无益，宜命令有关衙司搜求弊端，明白奏闻。后宜严立条文，有犯必诛，如此诸多弊端，即可根除。”孝宗帝听后采纳其建议。当时谢迁与刘健、李东阳同为大学士辅政，而谢迁遇事果敢，为人沉毅，善发议论，当时世人都说：“李公为谋，刘公善断，谢公尤侃侃。”意思是说谢迁善于出谋划策。因此，天下人称其三人为贤相。
武宗即位之后，加谢迁为太子太傅衔，谢迁多次坚决推辞，未获许。后来武宗崇信刘瑾，谢迁等多次谋求诛除刘瑾，但武宗听不进他们意见，遂与刘健等一同要求致仕还乡，但未获允准。刘瑾对谢迁等忌恨不已。后来刘瑾的死党焦芳进入内阁，谢迁与刘健等为保自身，去意更加坚决，终获允准。回乡不久，刘瑾以莫须有的罪名，兴起大狱，打算把刘健、谢迁等逮捕入狱并剿灭其家产。后由于李东阳从中力劝乃止。但这时焦芳大声说：“就是不将他们下狱，亦当予以薄惩。”为此谢迁等被发配戍边，并追回其所赐所有的官物，此时人人皆为谢迁的安危担忧，而谢迁在家中与朋客弈棋如故。以后刘道被诛除，谢迁被官复原职，不久因年老致仕，弘治十年（1497）病卒于家，年83岁，谥文正。
书外人评：说实话，谢迁其人在史书中不具备鲜明的历史性格，但他勇于任事，勇斗势焰熏天的刘瑾，这与前文的李东阳一比，着实令人钦敬，建议读者把二人放在一起读，以区别同一历史背景之下不同行为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