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三年（1006）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官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用王旦为相，后来，寇准又改任户部尚书，兼知天雄军，有一次萧太后派遣的使臣路过此处，见到寇准后，明知朝廷忠奸不分，使贤臣蒙屈遭贬，却佯作不知，挑拔地说：“寇公德高望重，因何不在中书省做官，却到天雄军来呢？”寇准听了此言，感慨万端。但他却不动声色。巧妙地回答：“如今朝廷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钥，非我执掌不可。”景德三年（1006）寇准罢相之后，王钦若、陈尧叟等人治国无方，惑主有术，更加上一班佞臣狼狈为奸，营私舞弊。大中祥符元年（1008），王钦若建议用封禅来“镇服四海，夸示我国”。封禅要有天瑞之应，他们合谋伪造“天书”，企图用以自欺欺人，然后就封泰山，谒孔庙，祀汾阳，尊道祖。三司使丁谓附会王钦若，奉献了《封禅祥瑞图》；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等则协助陈尧叟讲古典，大修宫观；林特十分工于心计，为他们搜刮财贿。这五个人沆瀣一气，吹吹拍拍，扰乱朝纲，被称为“五鬼”。宰相王旦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然也敢怒而不敢言。大中符七年（1014）六月，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终因罪恶昭彰被免官。宰相王旦趁机推荐寇准，把他调进京师，委任为枢密使，寇准上任后又与五鬼之一、新任三司林特势不两立，多处发生冲突，林特当时正蒙厚宠，以河北道岁输绢足不够数，督促地方缴纳很急，寇准却在暗中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从中阻挠，还请求惩治三司长官及其属吏。
由于不能满足朝廷的奢侈费用，引起宋真宗的不满，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偏激和从前一样。”王旦不敢违抗圣意，只得批评说：“寇准喜欢别人感激他的恩惠，又要人惧怕他的威望，都是当大臣所忌讳的，而寇准却反而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这是他的短处。”王旦所说的的确是事实。王旦自己不仅能容忍寇准平日的挑剔、顶撞，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正、贤能的同事。他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但僵局仍无法挽回。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寇准终于又被免职，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判河南府，徙永兴军。天禧三年（1019）三月，为讨宋真宗的欢心，巡检朱能与内侍都知周怀政通谋，伪造了“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
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很想得到所谓的“天书”，但一些大臣极言此事虚妄无稽，一再劝阻，真宗问王旦，王旦说：“当初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今天书降世，须令寇准进献，官民才能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寇准，寇准原先并不愿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但由于其女婿王曙从中怂恿，完全勉为其难。
当时，有个门生鉴于朝中群小猖狂、人情险恶，况且寇准又过于刚直，日后难以免祸，于是献计说：“您走到半路假称有病，上书坚决请求补为外官，这是上策；如果在见到皇帝时主即揭发天书是假的，就可以保全平生名声，这是中策；倘若进天书而晋身为宰相，是下策。”寇准功名心重，听不进门生的劝告，宋真宗见寇准进献“天书”，自然大喜过望，亲自将他迎入禁中，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罪免相，寇准接任宰相，兼任支部尚书。当时陕州有个隐士、诗人魏野曾就进献天书一事，写诗讽刺寇准。寇准后来也深悔莫及，曾写律诗《赠魏野处士》，在诗中对自己身陷名利不能自拔感到懊悔。真宗天禧九年（1025），南郊祭天地，进寇准为尚书左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此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参与朝政，寇准请屏去从人，奏说：“皇太子众望所归，愿陛下念宗庙社稷之重，传以帝位，选正直振奋臣辅佐。丁谓、钱唯演都是小人，不宜辅佐少主。”真宗认为寇准说得很对。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表章，请太子监国，还打算请杨亿辅佐。后来这个计划泄露，寇准罢了太傅，封莱国公。当时周怀政惴惴不安，担心获罪，便策划谋杀大臣，请罢太后于政，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恢复寇准的相位。客省使杨崇勋等将此事报告丁谓，丁谓当夜微服乘牛车到曹利用家商议，次日上明奏闻。周怀政被处死，寇准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
真宗起初并不知道，过些天问左右说：“我好久没有见到寇准，这是怎么回事？”左右不敢回答。真宗驾崩时也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后事，可见真宗如此推重寇准。
四、远出朝廷客死雷州
寇准到达道州贬所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身穿朝服升堂理政。公务之暇，他又专门起造了一座藏书楼，在里面放置经、史、佛、道等方面的书籍，常常在这里手不释卷地反复习诵。遇有宾客到来时，寇准热情招待，谈笑风生，经常是通宵达旦。这时的寇准，自然没有了当初庙堂显贵时的显赫际遇，但过得洒自如。然而，祸不单行，寇准再次遇到了麻烦。丁谓知道李迪与寇准的关系很好，担心日后大局变化以后，身为宰辅的李迪会将寇准推荐给新皇帝于是，丁谓就勾结刘皇后，在当年四月再次把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同时又凭空捏造李迪私结朋党，也把他贬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使。
为把李迪驱逐出京，丁谓简直是丧心病狂，不择手段，有人觉得不忍心，对丁谓说：“李迪如果死在贬所，丁公如何受得了读书人的舆论！”丁谓放肆地回答：“他日好事书生记述此事，也不过写上‘天下惜之’四字而已。”为了把寇、李二人赶上绝路，丁谓又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在传达刘皇后懿旨时，故意在中使（太监）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并有意让到穗飘在外面，使人误认是降旨赐死的样子。
李迪为人正直，一见就误以为是降旨赐死，便主动要求自裁，幸好遇到他儿子和宾客的救护，才避免了枉尽性命。中使来到道州时也是如法演试。
但寇准并不是傻子。当时寇准正在和郡中下属在府内痛饮，众人见到中使到来时杀气腾腾的样子，惊慌失措，十分惶恐，寇准却神色自若地对中使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
寇准镇定自若地按规矩在院庭中进行了叩拜，然后升阶继续宴饮，直至日暮才结束。第二天寇准就打点行装南下了。乾兴元年（1022），寇准迁到雷州（今广东海康）。此时寇准已年逾花甲，乾兴元年六月，丁谓一帮伙同内侍雷克恭擅自改动建造皇帝陵墓的计划，获罪名官，及后又查出他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的罪行；两罪并罚，丁谓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丁谓到崖州的中途要经过雷州，寇准听到丁谓到来的消息，就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一方面借以表示自己的胸怀，另一方面有将丁谓拒之于门外的意思。寇准听到家僮谋划为他报仇之事，叫他们赌博，不得出门，等丁谓走远了才罢。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忧病交加，卧倒在病榻之上，他在病中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一生的志向和际遇，凄凉感人，诗题为《病中书》，诗曰：
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
书唯看药录，客只待医僧。
壮志销如雷，幽怀冷似冰，
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
九月，六十三岁的寇准与世长辞。宋仁宗任命寇准为衡州司马的诏书在他死后才到达。
寇准的妻子请求允许将寇准归葬到西京洛阳，得到了批准，灵枢经荆南公安，县人都在大路上祭奠痛哭，还为寇准立庙，逢年过节拜祭。寇准没有儿子，以侄子寇随为嗣。寇准去世后十一年，恢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忠，仁宗皇祐四年（1052），诏令翰林学士为寇准撰《神道碑》，仁宗篆书碑额“旌忠”。
书外人评：寇准少年得志，在做人上就少了许多忌讳，正直敢言，但也得罪了许多人，如果没有毕士安、王旦这样的益友，他的大志也不会顺利施展--即使有皇帝的信任也抵不住诋毁。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成熟。人无完人，希望读者都是从故事中发现自己所需的，舍弃所短、所缺的，是自己能够更好的成长、成熟。
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范仲淹
大中祥符七年（1014），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唯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日后的北宋伟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一、自幼孤贫勤学苦读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他的曾祖父范梦龄，曾任吴越国中吴节度判官（苏州钱粮判官），祖父范赞时，曾任吴越国秘书监。父亲范墉，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随吴越王钱一同投宋，端拱初年（988）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端拱二年（989）八月二日，范仲淹生于徐州，次年（990）父亲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家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21岁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奢侈浪费，无所事事，便多次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得不耐烦，有次便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为什么，有人告诉他：你乃姑苏范氏之子，是你母亲带你嫁到朱家，听罢方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南京求学去了。
范仲淹为什么要投南京呢？因为此地是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发达，这儿的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
范仲淹入学后，皇帝来了也不出去观看，昼夜不停地苦读，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极点，就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充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度日，甚至粥不充，一天只能喝上一顿，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这种情况被他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到了，回家告诉了父亲，于是留守就叫人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饭菜。可是，几天过去了，食物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尝一口。那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已习惯于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读，范仲淹终于成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的人。他通过科举考试，在1015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1017年，他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方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二、几起几落百折不挠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绩。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已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这件事本来不属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积极向上反映，建议修复捍海堤。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朝廷任命范仲淹主持整个修堤。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天圣六年（1028）春，长达150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埸。2600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祠堂，并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灾区中心兴化县的人民往往以范为姓。
由于范仲淹有此政绩，便调到中央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到了中央，范仲淹更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利病，又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斗争，犯颜直谏。他看到刘太后独揽大权，把宋仁宗当成傀儡，便批评这种不合理现象，奏请太后还政，有人劝他别这样锋芒毕露，他说：“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坐食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立功，那和专门糟蹋粮食的蛀虫又有什么两样？人都说犯颜直谏会给自己惹祸，不是明哲保身之计，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才是最没眼光的，他们不懂得：只有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敢于直言，君主才会不犯错误，百姓才能没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祸患不生，天下无忧。这不正是远离祸乱、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计吗？”但不久，范仲淹因由此触怒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有人认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书，它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年。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才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谏官）。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明道二年（1033），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在宫中仍然过着奢华的生活，范仲淹对此十分气愤，他冒着触犯虎威的危险质问道：“如果宫中半天不吃会怎么样？现在许多地方老百姓没有饭吃，岂能置之不理？”说得仁宗无话可答，只得派他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仓赈济，并且免除了灾区的部分赋税。为了劝诫挥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还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嫔妃贵戚们看看，让他们知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不要过分奢侈。范仲淹经常大胆上谏，皇帝不快，又将他贬出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