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张伯伦的信中，梅奥运用他关于“破坏者”（他在昆士兰所了解的）人格的想法来解释美国实业家和希特勒。他注意到，位于美国工业界前列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个人经历和管理举措与希特勒相似。他们是些聪明人，在童年时期，他们被大人与同龄人隔绝开来，因此，当长大成人的时候，尽管他们拥有广泛的专业技能，却不能从容自在地与其他人相处。在他们看来，商业组织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虽然作为管理者有所裨益，但是他们也制造了问题，因为其个人交往是一连串尖锐的紧急事件。梅奥声称，工业研究向世人展示了应该如何利用此类人的能力，同时减少其“有损公益的职责和行为”。到底该怎么做呢？向他们保持敞开心扉，不断倾听他们的恐惧、抱怨和生活经历。于是，两个结果出现了：这些孤独的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友谊，他们“往往以某种我们无法解释的方式，发展了一种更为显著的进行团队工作以及与普通人交往的能力”。
希特勒“这个非常不快乐的名人”，曾在孩童时没有朋友，变得听任他那怨天尤人、爱挑剔的母亲的摆布，并把德国理想化。在当兵的时候，他没有结交到朋友，唯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赢得军事荣誉。他没有发展交谈的才能，只有演讲例外。对他来说，人与人的关系只不过是作为领导人的他不可遏止地要加以支配的东西，否则他便会感到一无是处。他没有什么亲密朋友，退役后孤独寂寞，当时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希特勒的领导才能把德国的国家问题和国际问题变成了要用演讲口才而非深思熟虑来对付的危机。其模式是“紧急状态——危机——驱除——驱除——胜利！”而且，根据“科恩定律”，在一个受强力控制的国家中，编造的紧急事件往往到处激起真正的紧急事件。因此，希特勒的人格、领导风格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家间关系，演变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危机。
梅奥认为，张伯伦的策略——当时它们正被用于霍桑咨询服务项目上，是“仔细倾听，普通程度的友善，不要作出批评，除非他本人对自己所说的很苛刻……这些是通向绥靖政策的道路”。梅奥希望愚蠢的危机不会致使张伯伦偏离这条道路。
若干天以后，在向罗特利斯伯格的学生讲课的课堂上，梅奥把他给张伯伦的信中的想法加以扩充，增加了六个要点。这些要点曾在1922年若干篇有关鼓动者的心理状态的文章中讨论过。第一，除了在宣传层面上，他们没有任何朋友，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也极不友好，因为每一段交往都是一个紧急事件或者危机。第二，他们没有交际能力，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四处演讲，要么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第三，全部行动都是以紧急事件而非日常事务为出发点的。第四，这个世界似乎对他们怀有敌意；他们不能在平等条件下与其他人合作，反而向其他人发起挑战，击败之后再领导其他人。第五，他们对成功具有一种不合理的冲动，是这种冲动的牺牲品。于是，他们的干劲越足，他们在个人方面的失败越发不可避免。因为他们没有某种自信，这种自信是从与其他人连续不断的交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六，他们在社会中充当了高智商的破坏者，这样的人唯有得到优秀组织者的支持才能够成功。在个人生涯的早期阶段，他们努力赢得长辈们及父母的好感，而不是与同龄人和睦相处，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同龄人。如今，由于他们没有自己的群体，所以他们想方设法构造一个。治疗他们的唯一方法是，通过面谈中的移情作用打碎他们的心态和成见，鼓励他们与另一个人逐渐发展正常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加以体验。对于这些问题，把合乎逻辑的研究作为药剂或者疗法是不会见效的，唯有重新体验古老的情感并发掘出崭新的涵义才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梅奥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潜在的“破坏者”。他运用斯蒂芬·罗伯茨的《希特勒建造的大厦》（TheHouseThatHitlerBuilt）第一章来证明这个论点，并指出，如果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与同龄人发展常规的关系被忽略，那么理解力的发展就会“出轨”。三天以后，在麻省精神病学者的一次年度会议上，他在讲话中使用了这一素材，并在一次“卡伯特周末”上再次使用。
这些想法将构成一本薄书《希特勒的情结》（TheHitlerComplex）的素材，梅奥希望他到时会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将会处理心理变态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梅奥所不知道的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离开他不久之后就在《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PsychopathologyandPolitics）一书中这样做了。当梅奥正在撰写《希特勒的情结》一书的时候，一个澳大利亚朋友、来自国际联盟的邓肯·霍尔到哈佛来看望他。霍尔提出，他和另外两个人应该把精神分析的思想应用于国家和国际问题之中。梅奥赞成这个提议，并针对霍尔的计划进行了两天的探讨。不过，这些计划不适合梅奥。梅奥相信，霍尔是一个“不合理冲动”或者强迫观念的牺牲品，梅奥见过这种人，他们一心一意地在哈佛开办一所研究所，后来，两名精神分析学者在研究所著书立说，发表讲话，并通过广播和电影进行宣传。霍尔既没有其他的意见、计划、目标，也没有合作者。尽管梅奥对于把心理学全面应用于政治问题深表赞同，但他还是不得不对霍尔的提议泼冷水，因为其立意过于狭窄，也没有包括行政官员的培训计划。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8月正式爆发时，梅奥仔细地思考了促使其核心理念成形的世界政治局势和政治学家。他认为，这个世界曾经是老派傲慢人物的世界，一个由拥有虚衔的富人组成的垂死的贵族阶层，适于扔到垃圾箱里。他相信，自己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是19世纪的遗老，依然相信文明、社会准则以及迪尔凯姆、帕累托、莱普利和布鲁克斯·亚当斯等人所宣称的社会秩序意识。人类文明的大敌是德国。“在我们的生活中，德国人是黑色大怪物式的人民，”梅奥写信告诉帕特丽夏，“这是因为卑鄙下流、嗜血成性的小人希特勒以及他那群欺凌弱小的走狗。他与那精明的朋友墨索里尼效仿了弗雷德里克大帝和凯撒大帝。”
除非当战争结束时斗争双方的掌权者被新的领导人所取代，否则未来希望渺茫。他认为，用同样死气沉沉的其他贵族政治—一法西斯主义——来取代目前的贵族政治是愚蠢的。他希望新的领导人是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能够行使社会职能，不屑于物质奖赏，并拥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他们应该远离“强词夺理的……夸夸其谈者和……各种主义”，除了技术专长以外，还要发展一种高超的管理才能，这种管理才能建立在一套如何促进和实现自发合作的知识基础之上。其二，他们应该完全抛弃单一复杂的权力论的想法；他们应该认识到，在危机中，中央集权当局是有效的，而在平常的时候，权力则必须归还给外围组织。除非这样一种两阶段权力理论得到确立，否则自发合作永远发展不起来，民主政治仍将是一套混乱的政治制度。
这些想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出现在梅奥的头脑里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再度出现，并得到了以下两方面的支持：其一，罗特利斯伯格关于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特征的想法。其二，帕特丽夏向梅奥推荐的由约翰·菲吉斯（JohnFiggis）所著的《宗教与现代国家》（ChurchandtheModernState）。
梅奥的思想未能出版。1940年7月，牛津大学出版社邀请他为一系列宣传册子撰写关于世界事务的文章。这些小册子描述的是德国纳粹党人对劳工和工业的专制。这套丛书将广泛散发，并充当反纳粹的宣传资料。梅奥撰写了一篇题为“最后的防线”的文章，对工业文明中的政治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陈述。这篇文章没有发表。杂志社主编这样写道，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有文采，学术气氛太浓，以至于超出大多数读者的理解能力。当时，梅奥身体不佳，没有对文章的修改提供任何建议。在给唐翰的一封短信中，梅奥的观点是：“我在二十九页纸上写下了本该占用二百九十页纸的文字。”
“防线”指英吉利海峡。梅奥的文章警告美国人，如果纳粹分子越过了这道防线，那么大西洋将成为“最后的防线”。据此，梅奥的意思是，这场大战是为了努力保卫民主免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毁灭，而不是像这些独裁者所宣称的那样，免遭资本主义、犹太人和其他所谓的国际金融操纵者的毁灭。为了支持这个论点，梅奥起而声援资本主义。他指出了工业化所创造的大量的物质利益，并表示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社会“疾病”是变化太迅速，而不是变化本身所造成的。接下来，他声明，在资本主义兴旺发达的民主国家中，物质生活水平很高，社会进步巨大，人们自由自在地从事对变化的研究；而在集权国家中，居民被囿于领导者的个人缺陷之中。
民主国家带来了变化，但同时保持了社会和经济的平衡。而其他政治类型的国家通过阻碍变化，助长封闭的经济来保持稳定，就像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发现的政治国家那样。与集权国家不同的是，民主国家赞成权力在国界内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之间保持复杂的平衡，它们在突发事件时控制集中的权力，而在正常时期把权力归还给外围组织。在民主国家中，这种双阶段权力体制确保人们对物质福利的广泛所得。但是在纳粹德国，中央权力对物质福利加以指导，并唆使人们相信他们处于危机之中。因此，主动精神在什么地方都得不到允许，教育与战争挂钩，福利和仇恨相连，有些群体——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从未参与那些影响他们的决策。
在民主制度中，某个地方的变化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活动，即当对整个制度的干扰被消除时，它就会以更高的适应水平回到原先的平衡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类似一个活的有机体。但是在控制问题上，民主国家与有机体是迥然不同的。在一个处于包围状态的国家中，全部权力都被集中起来，直到该紧急状态结束为止，自治权回归到外围群体中；而在一个有机体中，中央控制权的转移却不像这样明显。在专政国家中，独裁政权假定紧急状态一直存在。
梅奥总结了这些论题，就“氏族如何被国家所取代”向詹克斯寻求权威的支持，由此出现了两个要点：一所谓“国家对国内的群体怀有敌意”的假设是错误的；二所谓“国家只不过是个人组成的集团”的假设是错误的。在民主政体中，国家鼓励本国团体的主动精神，并在社会的背景下使自身维持为一系列职能性的群体，每个群体本身都具有相互作用的常规惯例。如果国家要求其成员的指导，要求成员的绝对服从，那么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生存，国家需要激发各组成部分的主动精神、冒险精神和自治。如果国家不这样做，那么当它要求成员服从的时候，其努力和生产就会遭遇到各种制约，就会走向衰落。
根据李普曼对墨守成规者和发明者的区分，梅奥声称，民主强调后者胜于前者，如果变化过大，那么有效合作的惯例就可能被打破。而当集权政府摧毁了一个社会的职能性群体，并且在这些群体的原有位置上试图对一群“一盘散沙的个人”加以统治的时候，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
为了防止突然的变化所带来的破坏性结果，要求个人接受以下教育：设计用以帮助他们适应这种新情况的教育，个人和社会责任的教育，新的技术方法和合乎逻辑的方法的教育。
最后，梅奥指出，战争同意识形态无关。民主致力于对文明的不断探索，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则寻求结束这种探索。所以，人们会发现，最后的防线不是在英国、德国，也不在美国，而是在文明之中。
“最后的防线”一文的部分内容出现在梅奥的文章“商业第五纵队”中。这篇文章扼要而独断地陈述了希特勒的所谓的社会新秩序同美国的政治和商业传统之间的冲突，谴责了这样一个命题，即欧洲阶级斗争的混乱状况将会在美国再现，并受到类似于希特勒正在实施的统治的控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的施政方法是实证性的和创新性的；美国工业是开放的，乐于接纳没有偏见的、有前途的、聪明的、受过教育的、来自不同阶层的年轻人。为了在管理中的人性问题方面训练他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他们仍然比同类型的德国人更优越，因为在德国，雄心和抱负被一个“愚蠢的、垂死的中央政权”扼杀了。
虽然他乐意就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差异撰写反纳粹的宣传材料——尽管比较抽象、不宜出版，但梅奥却拒绝就希特勒的反犹太人主义撰写文章。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F.Fedrich）请梅奥根据四十个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梅奥拒绝了，而且在战争结束以后也不改初衷。他不想加入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讨论之中，原因是发生了一件事。在希特勒上台掌权之后不久，位于伦敦的犹太人保护委员会（Jewish。DefenseCouncil）一名干事发起了一个非正式讨论会。这名干事找上门来，与梅奥交谈，会谈结束后，双方达成了“一个暂时性的结论，即过于积极的辩护常常招致某些人的批评，而这些人以前没想过要批评”。回去以后，这名干事把这个结论带给委员会，委员会却要求他引咎辞职。梅奥相信，辞职事件是左翼政客策划的，从此以后，梅奥拒绝撰写有关犹太人及其宗教的文章。在他看来，加剧冲突并不是真民主的特点，而是社会“疾病”的症状；现代民主目前正患有这种“疾病”，解决办法在于重申个人和社会问题，而不是努力解决“记者和平庸之辈所提出的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挑起的战争影响到了梅奥的家人，其程度有如战争对某些欧洲犹太人的影响。为了帮助女儿露丝带领她的婴儿和丈夫安全地离开被德国占领的法国，梅奥不得不通过犹太地下组织把钱送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