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回顾了梅奥在工作中合作的作用、合作在梅奥的儿童教育论中的起源，以及梅奥的教学和他与同事之间的私人关系。
梅奥相信，在一个有效的民主国家中，为了对社会的政治环境中的重大变化作出响应，权力必须能够自由地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外围组织。在现代民主国家中，中央集权太过普遍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缺乏两种情况下所需的社会交往技能：一是在危机期间，人们需要接受集中控制；二是正常时期，人们需要从容地和自发地采用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是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通常，个人是在儿童时期且处于稳定的家庭中学习各种技能的，要么接受集中式的权力，要么接受合作性的权力。但现代家庭却缺乏秩序和稳定性。在一篇题为“工作与心理健康”的演讲稿中，梅奥注意到布鲁克斯·亚当斯的观察结果：社会不再依赖于有凝聚力的家庭。梅奥还表示，其结果——“被挥发的个人”——常常在失业人群中找到，而且为工业家和心理健康领域的专家提出了问题。他认为，这两个群体应该促进对社会的和个人的研究，抛弃错误的所谓“经济要素决定工作的组织和控制”的信念，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已经丧失了个性的人们渴望合作的特征及人们和谐地共同工作的能力。
1935年1月，在人事研究联合会的纽约会议上，他的同事怀特海、迪克森和罗特利斯伯格提交了关于霍桑实验的论文，由此梅奥例证了工作中的合作。之后，梅奥与这三个人一道参加了讨论会。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指明了谁能够最好地给出答案，并低声督促这三个人中显得犹豫不决的那个人作答。听众似乎被这几个如此通力合作的研究人员的表现所打动了。
后来，梅奥告诉一群波士顿商人，共同工作的问题在政府中被忽视了，罗斯福新政的行政官员们设法强制要求下属合作，这种做法就有如欧洲的法西斯分子、英国强硬的实业家和工会官员。为了理解如何在工作中合作，梅奥要求对工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展更多的研究。
管理中的研究和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作用，极大地有赖于研究人员或者管理者的社会交往技能，尤其有赖于访谈技巧以确定任何具体情形下的事实。在梅奥看来，这种技巧是审慎地调查人们的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核心所在。1936年11月，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y0fScience）举办了一次会议，探讨如何科学地研究工业和劳工状况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梅奥再次概述了访谈原则、原则背后的理论以及准则地运用对工作中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1936年初，他接受爱德加·胡佛（J．EdgarHoouer）的邀请，向联邦调查局（F"ederalBureauof：Investigation）培训学校的教官们发表了关于访谈的讲话。
对实业家和管理者来说，梅奥的总要点是社会关系决定经济活动的过程，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在两篇文章中得到了例证：其一，他为怀特海的《产业工人》（TheIndustrialworker）一书所作的序；其二，他和亨德森为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大会递交的论文。从纽约到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他们的思想。梅奥的广播讲话“安全：个人的和社会的”，也体现了大致相同的论点。在这个广播讲话中，他谴责了工业化，认为它造成了孤独、隔阂和不安全，他还宣称，给不安全开经济“药方”是徒劳的。他以欧洲为例指出，通常，被隔离的群体会变得相互敌视。
其实，离工作中合作的问题不远就存在一种解释：家庭不再能够传授合作技能，因为家庭成员都极不快乐。由于人类不快乐的原因总是影响着梅奥，因此梅奥接受邀请，向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Amel4canAssociation0fSocialWorkers）辛辛那提分会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提出，现代研究表明，在混乱时期，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应该建立在乐观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经济和政治思想家的唯物质主义或弗洛伊德的错误表述为基础。因此，梅奥相信，对能够促进人类快乐的环境进行系统的研究，就会产生乐观向上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被研究的环境就是由稳定家庭组成的社会。这样的家庭鼓励社会体验和认知体验，于是，孩子们就能够发展各种不合逻辑的和合乎逻辑的技能。对现代社会和原始社会作一番比较，就会证明以下命题：如果家庭被隔离于社会之外，那么促成合作的社会惯例就会被破坏，没有稳定亲缘关系的个人就会敌视外来者，不与别人合作。但是，如果家庭很好地融人到社会之中，那么社会群体就会把大家团结起来，物质上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在政治措辞中，问题不在于谁应该担任最高统治者以把不同的群体团结起来，而在于主权的本质是什么。主权的本质在于权力理论。权力理论假定，当人们有一种负有责任的控制感的时候，他们就会快乐。这种控制感一方面允许与他人发展多重关系，另一方面又允许与中央权力发展一种直接关系。
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梅奥的洛厄尔演讲的部分内容，以及他在澳大利亚发表的演讲的部分内容，并分为两篇文章发表。这两篇文章梅奥都很满意，它们是“每个村庄都知道的”和“受惊吓的人”。这两篇文章都依赖于他对自己儿童时期的记忆。第一篇文章集中关注社会生活，第二篇文章专注于医患关系。
在“每个村庄都知道的”一文中，梅奥对于一个维多利亚式小村庄——无疑是阿德莱德——与一座复杂的工业城市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简洁生动的描述。在该文“引言”中，他以一个被简阿姨或母亲所左右的孩子出现，这个孩子观察着一群正在缝纫的妇女。他回忆道，她们的工作似乎与她们的社会惯例融为一体。他把这种想像应用于大陆米尔斯公司、霍桑工厂以及其他研究人员的工作。其结果全都向梅奥表明，社会关系决定经济活动。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每个村民都知道的，快速的工作工业化将导致社会的混乱，混乱进而恶化经济上的不幸。梅奥断言，“人类合作的恢复，不论是工作之内还是工作之外，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迫问题”。
在给华盛顿科学事务署干事沃森·戴维斯（WatsonDauis）博士的一份电报的回信中，梅奥描述了行政权力问题和失业问题，以及人事关系方法在美国工业中逐渐增加的运用。答案需要即刻给出，以便提交给国会的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I"emporaryNationalEconomicCommitteeofCongress）。梅奥的回信体现了他对工业权力的思考的核心，这封信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加以修改以后成为《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TheSocialProblems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一书的前两章。至于工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般论述，梅奥推荐《管理与工人》一书。梅奥概述了这本书的发现，注意到它那高得异乎寻常的销量——这归因于富有智慧的管理人员和工会组织者对该书的认可。接下来，他批评了以下观点：社会只不过是由一群受到私利驱使的合乎逻辑地追求物质利益的个人组成的。梅奥宣称，事情刚好相反。研究表明，社会是一个由传统组成的组织，个人受到一种强烈渴望的激励。这种强烈的渴望就是，分享和享受与他人的常规交往，把对私利的合乎逻辑的追求抛在一边以满足这种渴望。在职业的选择和寻找以及在对工人的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忽视了两个方面：一工作中人们之间的非正式关系；二员工的社会背景如何影响他们在工作中的个人行为。
为了理解工作中权力的社会基础，梅奥推荐了切斯特·巴纳德的著作《经理人员的职能》（FunctionsoftheExecutive），它支持了梅奥的双阶段权力理论。梅奥相信，这个理论适合于民主国家。它认为，首先，权力来源于自发的非正式群体，并接受一个行政管理首脑的正式的和合乎逻辑的领导。其次，在正常时期，自下而上发生有序的变化，而在危机时期，权力是集中的。梅奥认为，这个理论在民主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遵循，但是，对它所作的至关重要的研究却很少，甚至于没有。
最后，梅奥批评了失业解决办法。这些办法以对失业者的统计描述为出发点，提议新的安居措施，陈述重新安置和培训的条件。这种方法没有诊断“疾病”，治标不治本。首先，正如迪尔凯姆所作的研究那样，必须要对人加以研究，并注意到，在工业繁荣时期，由于以下原因，社会生活变化巨大：快速的工人流动性；周边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家庭当中的个人生活的变化。因此，虽然工业繁荣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但社会生活水平却降低了。这样一来，人们使用和炫耀物质产品，以补偿和表征受损了的社会标准。简而言之，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地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不明智地破坏了社会生活标准，因而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变得不稳定，失业水平上升了。梅奥写道，这又是由于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不足所致。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也作为提供额外建议的来源，梅奥建议戴维斯参阅以下人士的著作：亨德森、巴纳德、美国工业组织委员会（CongressofIn-dustrialOrganization）的研究员哈罗德·卢藤伯格（HaroldRuttenberg）、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詹金斯（JohnG．Jenkins）。在梅奥看来，失业、权力和工作中的社会关系都是些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而此类研究的财务费用并不太大，全部需要的只不过是向从事研究的能干的年轻人支付薪酬。
一年以后，梅奥在一篇讲稿中运用了这些思想。1941年2月，梅奥还对这些思想稍作了修改，向美国经营管理协会（AmericanManagementAssocia-tion，AMA）作了题为“对人的关系的研究”的讲话。在这次会议上，梅奥提出了各种建议以解决文明中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不过，这些思想仍有待于落实在他的《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一书中的前两章。
在AMA这次会议之后，梅奥接受了以前的朋友、现任美国钢铁公司的（u．S．Steel）副总裁阿瑟·扬的邀请访问洛杉矶，发表了有关人的关系的讲话，以帮助证明一项研究计划的正当性，这个计划旨在扩大对加利福尼亚劳资关系的学术研究。他发表了两篇讲话：在洛杉矶，“经济无助感”；在斯坦福，“经济混乱及对它的诊断”。它们是根据给戴维斯的那封信和那篇AMA会议论文拼凑而成的。这年4月，这些材料再次出现在菲利浦·卡伯特（PhillipCabot．）主持的新英格兰国防会议上，题为“向混乱的转变”，这是他和罗特利斯伯格合撰的。在这次会议上，梅奥关于现代工业问题的根源的陈述，以“重返心智建全之路”一文出现，由罗特利斯伯格讲述。而“堕入混乱”再次出现在他为罗特利斯伯格的管理著作《管理与士气》所作的序中。
1941年10月，梅奥撰写了“工业士气”一文，这是为一本应用心理学手册所写的一章，但是战争阻碍了它的出版，后来，梅奥决定把它用在《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一书中。这本书首先对他后来工作的两大主题进行了总结：第一，现代社会没有教导人们使其社会技能赶上专业技能快速发展的步伐；第二，对以下论点的批评：社会是由一盘散沙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个人在理性地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受到私利的驱使，而且，中央权力只是控制这群乌合之众的手段。第一大主题被称为“进步的阴暗面”，第二大主题是“乌合之众假说”。该书其余部分概述了在大陆米尔斯公司所作的调研，以及在他关于霍桑实验的总结之上，增加了战争时期对缺勤和工人流动率的两个研究。
梅奥建议，有效合作的条件应该在组织中得到研究。除此以外，他还提议，人们应该认识到合作技巧根源于儿童抚育阶段。
1932年10月，他向儿童研究会（ChildStudyAssociation）的成员发表了讲话。虽然他的观点遭到了反对，但他相信，这些想法得到了两个人的认同：一个是马里恩·肯沃西（MarionKenworthy）博士，纽约一流的精神分析家之一；另一个是作家兼小说家多萝西·坎菲尔德·费希尔（DorothyCanfieldFisher）。一年以后，梅奥向波士顿一家妇女医院的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发表题为“家庭中成年人的责任”的讲话，听众对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当时流行的进步主义教育原则主张弗洛伊德学说，提倡孩子在其成长的所有阶段自由自在地发展，梅奥的命题与这些原则直接相对立。梅奥倾向于皮亚杰提出的原则，即在8岁前，儿童需要一个有结构的家庭，需要这种家庭中的常规惯例，以确保他们获得一个有序的世界观，有机会发展圆满无缺的智力。
1934年底，梅奥在贝克法官教导中心（JudgeBakerGuidanceCenter）发表关于在现代社会培育孩子责任感的讲话。他总结了自己的儿童心理学的方法，阐述了该领域的问题是如何与变动不居的工业文明中的一般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他回顾了关于无意识动机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对癔病和强迫症进行了区分，用以表明压抑在人格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要么导致叛逆性人格，要么促使人格的升华。接着，就像他十五年来一直所做的那样，他宣称，文明和身体上的天赋共同起作用，导致各种压制儿童正常活动的情绪。他指出，弗洛伊德并没有建议放弃压制，从而放任婴儿期冲动的不受约束的表达。他警告，必要的压制如果在青春期以前没有确立，那么自此以后，对个人加以约束的尝试就会导致精神神经病。因此，梅奥表示，弗洛伊德是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而不是对自我表达的激进倡导者。所有的社会失调、自杀、谋杀和犯罪，都是因变化过于迅速以至于大多数个人没法控制的社会变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