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患得患失、将信将疑让他备受煎熬，内心被逃离昆士兰的强烈冲动所支配。他相信，在悉尼的人将比他拥有更大的成功机会。他推断，让他任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安德森似乎对他的工作始终怀有敌意。除非悉尼大学内部一场强有力的活动明确地赞成梅奥接任，否则该大学将被安德森所左右。即使安德森希望一位心理学家来继任，而且他表示自己不接任，但若不出意外的话，悉尼大学也很可能选择本地人士塔斯曼·洛弗尔（1"asmanLovell）接任。此外，梅奥认为，悉尼大学文学院的职员大多是些榆木疙瘩，当然有几个能人，但伟大的学者一个都没有。
不过，他还是怀有一线希望，悉尼大学也许会召唤他去；如果没有召唤，那么他认为，人选要么是一个苏格兰人或英国人，要么是一个当地候选者，例如伯纳德·缪西科（BernardMusico），后者的作品被梅奥看做是一堆“大杂烩”。
1921年10月，梅奥获悉，缪西科将接安德森的班，顿时，上述想法、怀疑和希望变成了苦涩的嫉妒。“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担任一份上等职务……安德森对缪西科赞许有加，他说，除了缪西科，其他心理学家他都会反对。缪西科的专业工作全部都是在心理学领域从事的。总之，祝他好运，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所以，即使梅奥申请了这个职位，但他也是得不到的。缪西科虽然比梅奥年轻6岁，但在心理学上的经验远远超过梅奥。他还有一大优势，即他曾在剑桥大学从事过极有价值的工作；此外，与梅奥不同的是，他专心研究的是心理学的原动力和感觉过程，而不是在人类意识的内容和层次方面，他完善了实证研究而非临床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著名的学术期刊上，并把他的讲稿集结在两本书中出版。
正当他对在悉尼任职的可能性左思右想的时候，多萝西娅寄来的一份新闻剪报让梅奥醒过神来。报纸对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所（Commonweahh：Insti-tuteofScienceandIndustry）新设的理事职位作了一番描述。他和一名同事谈到申请这份职位的意图和成功的机会。这时，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在没有适当或充分地征求澳大利亚各大学的意见的情况下，总理威廉·休斯（WilliamHughes）就公布了这个职位，该职位确定了三个“人选”，第一个是一名以自我为中心的“畜生”，第二个不负责任，第三个人的巅峰时期早已过去。而且，这则新闻剪报强调任职者的职责是对研究所进行管理，所以各大学的人士认为，假如上述三个人选均落选的话，那么得到这个职位的将是实业家而非科学家。由于这个原因，澳大利亚学术人士不太可能申请这个职位，于是梅奥提出了申请。联邦大臣们推迟作出决定，他嘲弄地说，他们或许没有道义勇气来委任一个心理学家吧！他也许是对的。联邦统计学家乔治·尼布斯（GorgeH.Knibbs）被委以该职位，这证实了这个职位只是管理性的。新的想法是不需要的，休斯把这个职位委任给了他的老朋友。梅奥刻薄地写道：“‘朝廷有人好做官’，民主国家和君主国家皆然。”
对梅奥来说，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要求带薪休假，进行深造。数年前，昆士兰大学就批准过一个生物学家的类似请求。1921年7月，学校评议会决定，这样的休假对于大学的最终效率是必要的，如果梅奥接受，那么这将有助于他熟悉其学科中所有的最新发展状况；不过，他必须自行解决旅费和生活费，接受较低的薪水。梅奥同意了，他提交了一份计划。在该计划中，他说明了在他离开期间本系的组织工作，为自己确定的年薪是425英镑。
对大学事务的不满并不是梅奥希望离开昆士兰的唯一原因。他对重要人物对待他的方式比较敏感。人们常常对他很好，而他对这种体验也很满意。他通过多萝西娅父母的家庭接到了前往礼宾府的邀请，而且，由于他与马修森的心理学工作，梅奥扩大了他和多萝西娅的朋友圈子。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极高天分的人，马修森定期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参加每月一次的聚会，出席者有医生、教授、牧师和律师等。梅奥是三十人俱乐部（ThirtyClub）的创办成员之一。这是一个由布里斯班知识分子组成的非正式团体。据说，在这些知识分子当中，他比大多数人更优秀，既可以谈论社会学问题，也可以讲述生物学问题。在此类聚会上，梅奥和多萝西娅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梅奥以个人魅力、令人愉快的声音、风趣和心胸开阔而知名，而多萝西娅则既有勇气掌控风趣睿智的讨论，又有胆量展现自己对丈夫工作的浓厚而积极的兴趣，这是与大多数出席者的夫人们大相径庭的。而且，她还有一个名声，即更喜欢与男人而不是女人交谈。他们合起来组成了一对不同寻常的夫妻：他们都可以控制讨论，如果意见有分歧的话，他们都能够大声发表明确的意见和看法，并坚持己见，直至赢得胜利。可是，在医学界，人们对梅奥比较一般，这让他颇为不快。
梅奥的精神疗法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不过，由于它们与医学有关，而梅奥在医科学校的早期失败经历，使这种认同感蒙上一层阴影，致使希望得到认同的这种渴望变得扭曲了。所以，每当有医生接受或者拒绝他的工作，或者对他表现出漠不关心时，他就会反应过度。而且，对于没有任何常规或明确原因的小灾小病，他作出的心理学解释，尤其是精神分析解释，都招致澳大利亚医学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强烈抵制，从而加剧了上述困境。布里斯班的著名医生洛克哈特·吉布森（J．LockhartGibson）就对梅奥的工作有所怀疑。不过，外科医生米汉（Meehan）大夫虽然也持怀疑态度，但是在梅奥短暂治疗过的一名患者身上，他看到了轻度催眠的价值，于是决定去听梅奥在昆士兰大学讲授的心理学课程。这让梅奥欣喜地预见到，如今他“领先洛克哈特一筹”。在梅奥离开昆士兰以前不久，在一次由一百位名人政要出席的重要宴会上，只有两名学术人士得到了托马斯·罗滨逊（ThomasRobinson）爵士的邀请，他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次宴会上，不知什么原因，梅奥一家的老朋友伊斯比尔·多兹（EspieJ．Dods）医生故意怠慢梅奥．，而且不止一次。当时多兹医生已经退休了，所以这种切肤之痛的冷落，他的在场，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罪孽感，全都合在了一起，让梅奥领会到一种陈旧的观念，即由于曾经在医学上失败过，因此他也许永远无法摆脱和超越渺小感。
这时，一篇报告出现在悉尼的《周日时报》（SundayTimes）上。这是一篇讲述拉尔夫·诺贝尔（RalphNoble）医生在拉塞尔·李医院对新南威尔士州神经衰弱患者开展神经病学治疗和研究工作的报告。这篇文章列举了许多弹震症病例。梅奥曾经为其中～名患者治疗过，另一名患者也曾按照他的建议成功地被治愈了。然而，这篇文章却根本没有提到过他的贡献。他被这种遗漏“逗乐了”。他这样写道，他高兴地看到，“或许我有所帮助。看来，这里（布里斯班）的气氛不同——只有对我非常好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例外”。梅奥曾就疫苗在治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向芭芭拉的医生提供了建议。这一次，梅奥愉快地从妻妹芭芭拉那里获悉，她的医生对这个建议颇有同感。有一次，墨尔本一位医生寄来一封信，他向梅奥询问他是否可以送一个病人让梅奥看看，这个病人梅奥曾在上一次访问墨尔本时见过。信中附上患者姨妈写的一张便条，该便条上说，梅奥非常了解患者的问题，她以前见过的医生比梅奥差远了。
对梅奥的赏识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1921年夏，他在墨尔本遇到了乔治·皮特一里弗斯（GeorgeH．L．F．Pitt-Rivers）上尉。皮特一里弗斯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督福斯特爵士的私人秘书兼助手。他像马林诺夫斯基一样，也成为梅奥的朋友，对梅奥的工作极为钦佩。在牛津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B．Sc．）以后，皮特～里弗斯担任心理学会（PsychologicalSociety）主席。后来奔赴战场，在皇家龙骑兵团担任上尉，并身负重伤。康复后，他成为麦克杜格尔的研究助理之一，从事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专门研究。他从心理学角度撰写了一篇关于预言俄国革命的短论，当这篇短论于1920年发表时，评论如潮。他娶了福斯特爵士的女儿，并在后来加入了福斯特爵士的私人参谋队伍。在他从墨尔本前往新几内亚和俾斯麦群岛作8个月的户外旅程中，皮特一里弗斯和梅奥吃了一顿饭。他对《民主与自由》中的心理学应用逐渐热情起来，并表示将在他的著述中引用这本书。他相信，梅奥的研究遥遥领先于英国的同类工作。他对这本书的赞赏让梅奥感到飘飘然，但梅奥还是认为皮特一里弗斯下结论过早——在了解细节以前就认为这部作品很有价值。“总之，我想我拥有了一个新朋友——一个好朋友，这多让人激动啊！”
梅奥针对皮特一里弗斯对自己作品的兴趣所表现的矛盾心态在当时还不能完全得到解释。梅奥不知道的是，皮特一里弗斯是为英国情报局（BritishSecretService）而来澳大利亚的，以刺探澳大利亚安全工作的最新构成，人类学工作只不过是他的掩饰。梅奥的工作之所以引起他的兴趣，是因为它支持了皮特一里弗斯对革命的反感，证实了他对于布尔什维克利用民主制度的怀疑。有一次，为了能够在悉尼多梅恩公园（DomainPark）举行的一次公共集会上收集到情报，皮特一里弗斯装扮成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他还受到了来自通神论者、炼金术士、共济会成员及女权主义支持者的威胁。他提出了一项对策，政府应该组建一个社会安全与研究咨询局，并援引梅奥的《民主与自由》来支持这项提议。皮特一里弗斯是一个排犹分子，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变成了一个亲纳粹分子，再后来他以危及国家安全的罪名被捕入狱。梅奥之所以对他半信半疑，大概是由于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心胸狭窄的极端分子。最终，梅奥了解到的是皮特一里弗斯的极端主义，而不是他的间谍活动。
墨尔本1921年之夏，梅奥同意为安布罗斯·普拉特（AmbrosePratt）的《澳大利亚矿业标准报》（IndustrialAustralianMiningStandard）撰写五篇关于工业和平与心理学研究的文章。这一年，他起草和修改了这些文章，与此同时，他为学校讲授关于工业动荡的心理原因和反常心理学方面的公共课程。这些文章构成了梅奥关于心理学家在解决工业冲突中的角色的整体思想。
头两篇文章大量利用了他的《民主与自由》一书中的思想，不过也包含若干新的想法。第一篇文章题为“文明与士气”，该文阐述了战争造成的工业动荡及经济负担继续威胁着文明社会，而寻常的措施未能减少工业冲突，如今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并付出新的努力。战争期间，心理学研究表明，战争所造成的压力是可以减轻的，士气和战斗力是可以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休息和娱乐来提高的。研究表明，对于工作中的成就而言，士气——一种精神面貌，是人类努力的源泉——比机器和办公制度更重要。工业士气之所以低下，是因为工人从领导人那里获得的帮助甚少，这些领导人诬蔑传统权力形式，谴责既有的社会组织，鼓吹以恐惧和怀疑为基础的无政府和专制。但经济和社会理论却不能提供帮助，因为这些理论假定工人受到理性的激励，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如果把关于士气的心理学研究证据应用于工业，则工业和平是可以恢复的。
第二篇文章题为“工业动荡和神经衰弱”。文章认为，大多数精神活动——无政府状态或者文明行动的原因，是在觉察范围之外的，对生活的精神面貌是由遗传的种族意识和个人发展机会决定的。如果机会与种族特性不相调和，那么心理健康就会降低，心理健康就会被焦虑、强迫观念、癔病及对生活兴趣的丧失所取代。心理健康是一项智力成就。通过给予人们机会来帮助人们理解和运用他们的种族特性，教育就能够促进人们的心智健全。通过适应其环境，动物纯粹追求直接的满足，而人类则改造环境，以提高他们对种族能力的理解，努力与其他人合作，并致力于一个完整的目的。但是，很多人精神分裂，因为他们缺乏自制，没有实现足够的心智健全，以至于健忘和饱受神经过敏失眠症、忧郁症、强迫症以及焦虑性神经病的折磨。犯罪、战争和社会革命有可能接踵而至。工业和政治实践加剧了这些精神状态，而且人们推行的教育实践是压抑性的和疏忽大意的。这些被人疏忽的精神面貌和容易激动的情结在无意识的心智——心灵港湾——中成长壮大，并煽动起工业阴谋和妄想，后二者对工人和雇员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写下这些思想时，梅奥似乎没有什么困难。这些心理学方面的思想在他关于心理学的大学讲义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政治领导人利用群众的精神不幸的方式也成为了他的主题。但是，另一篇文章“鼓动者的精神”，却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