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看出，在工党政策不大事更张的情况下，西奥多的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自己的计划的，所以他询问他可否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其观点，西奥多同意了，并要求梅奥把付印的文章邮寄给他。标题已经起好了：“民主与政府”。后来，即1919年，该文以《民主与自由》（DemocracyandFreedom）一书出版，这是工人教育协会一系列小册子中的第一本。
以征募形式还是自愿形式服务于战争？在1916年的公民投票表决中，这个问题把澳大利亚公民分成两派：1087557票赞成征募，1160033要反对。在公民投票表决之后不久，梅奥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的组织：公民投票及以后”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公民表决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并对澳大利亚的军事和经济前景作出了一番告诫。梅奥以为，征募的含义随其所处的文化而不同。在德国，征募在不民主的情况下以兵役形式及出于军国主义的利益而被强加在盲从的平民身上；而在澳大利亚，征募则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而且应该以人们对高效的国家组织的热情愿望为基础。
梅奥分析了澳大利亚选民的意图。他指出，投票者非但没有采用他们认为最安全的道路，反而被不安全感和利己主义所驱使，这与大多数政治评论员的观点大相径庭。投票者对政治领导人缺乏信任，因为他们不是对深思熟虑的工业和军事组织方案献计献策，而只是对“强制”问题进行辩论。梅奥认为双方都误导了投票者。在民主政治中，强制是不恰当的，“国家的基石是意志（人的愿望）而非暴力（强制）”。他指出，承担义务的愿望发自内心；相对而言，征募之以外的强制对个人履行义务没有什么效果。在这种见解中，征兵只不过是一道本着公共利益对人们的愿望加以组织的程序罢了。梅奥指出，澳大利亚的投票者之所以倾向于1916年的军事和工业体系，这是由于他们担心军国主义和工业征募，他们也不信任政治家，因为如果征募制被采纳的话，那么这些政治家将不得不把自由主义政策和工团主义政策结合起来运用。梅奥声明，由于领导人能力不足，澳大利亚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现实世界的问题一无所知。存在于1914年8月以前的欧洲文明将一去不复返；所发生的经济和工业变革比澳大利亚人所实现的更为迅捷；战争终结了经济竞争，并带来了国家组织的新纪元。梅奥写道，澳大利亚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澳大利亚的命运与处于争取民主战争的欧洲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1918年初，梅奥途经悉尼，政府遣送士兵回国的计划引起了他的注意。梅奥严厉批评了这项计划，因为它带有施舍的意味，没有充分考虑士兵将要回到国家的经济状况。他指责各种建立次级产业（例如钢琴制造业）的提议，这些产业并没有利用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他提倡扩大初级产业及其市场（例如猪农场）。梅奥告诫，除非遵循他的忠告，否则澳大利亚将会破产。但是他的忠告并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不过，“应该在得到广泛理解和恰当管理的情况下遣返士兵”这个一般原则指导了恢复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onRehabilitation）的建议。三十年以后，梅奥将在华盛顿全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担任恢复小组委员会主席一职。
1917年期间，梅奥对于把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思想应用于澳大利亚的政治策略发生了兴趣。大学评议会把约翰·汤姆森讲师职位（JohnThomsonLec-tureship）授予给他，他就“心理学和政治学”发表了两篇公开演讲。这两篇讲稿构成了他对于工业社会的政治问题的最早期和最系统的阐述，而且清楚地体现了他如何受到社会心理学及格林关于国家的理想概念的影响。
对于梅奥来说，社会是由按职业组织的个人组成的，每种职业都有其社会职能；个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并不是由他们所属的政党所促成的，而是由其种族传统或者遗传特性及职业造就的。在这两种因素中，职业因素更为有利。一个社会要稳定健康，个人必须清楚正确地看到他们的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的社会职能关系。
梅奥宣称，这些理想条件在澳大利亚工业中是不具备的。澳大利亚工业起源于19世纪欧洲的经济扩张。在这段扩张期，社会的无序被一种经济信条所塑造，这种信条鼓吹竞争、适者生存及政治不干预工业。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制度的发展，大量的穷困被减轻了，但是，人们对此种状况的态度并没有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或健康。由于上个世纪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数工人支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工业视为阶级斗争的舞台。可以理解的是，由于19世纪残酷的商业竞争，大多数雇主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工人是生产成本的构成部分，而不是有责任服务于某项社会职能的公民。尽管对竞争有所约束，但雇主的态度依然故我。只要工人不理解复杂的工业经济学，那么雇主就没有看到工作的社会职能，工业冲突就将继续存在，社会团结也不会实现。
梅奥声称，在澳大利亚，用错误的政治措施治疗经济“疾病”的现象十分突出。行业工会主义变成政治工会主义，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而且，虽然澳大利亚工党的目标——工人大联盟——对于实现人道的工作条件是必要的，但是社会后果却让人遗憾。工业不平和冤屈突然爆发成为政治问题，每一项产业职能都忘记了自己的社会目的；1917年爆发的新南威尔士铁路大罢工就是最恰当的例子。工党和自由党没有表现出彼此共同的理解、逻辑和动机；相反，传统的自私情绪主宰并塑造了他们的态度。自由党的资本主义假定，高超的技能使人有资格独占所有权和产业中的支配权；而工党的工业主义对所有的技能则漠然处之，并在不具备管理工业问题知识的情况下赞成对工业实施民主控制。
梅奥宣称，政府及其政治家对社会活动应该持有不参与和批评的态度，而且只应给予道德上的批评，但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它通过联邦仲裁法庭（CommonwealthArbitrat，ionCourt）使工业的社会分裂状态合法化。当仲裁鼓励对公共问题进行理性讨论的时候，它才是合理健全的，然而，在澳大利亚，仲裁法庭却假定两党之间不可能存在共同的利益，而且强行插入两党之间来主张公共利益。它鼓励工人只考虑“主张的逻辑”，却让工人忽视工作的技术问题；它提供了一份冗长的、难以理解的工作条例，而这些条例禁止合作，阻止社会进步，扼杀进取精神、领导才能和个人的公民身份感。
在梅奥看来，托拉斯和工会都对社会团结怀有某种期望，因为它们消灭了众多小的竞争者，抑制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在这样的垄断集团中，可以发展一种社会职能意识，因为大型社会组织要求其成员接受一种豁达的世界观，放弃政治意识形态，强调合作而非仇恨。很少人持有与梅奥相同的主张，大多数人怀疑工会和托拉斯会鼓动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而不是工业和谐。
最后，对于澳大利亚各大学强调法律和医学专业的教育，而甚少关注经济学和技术的问题，梅奥提出了批评，后两者研究的恰恰是社会和工业问题。他还提出，如果澳大利亚想要如愿以偿地实现一个稳定、统一和文明的社会，就必须更多地依赖于对促进社会团结条件进行的科学研究，而更少地依赖于政治家的非理性。
这两篇演讲稿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准确地按原文顺利地登载于《布里斯班信使报》（BrisbaneCourier’）上。但让他失望的是，大学同事中关心者寥寥无几，因而梅奥没有让学校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他的演讲稿。“人确实需要某种利益的激励……可是多年来，我得到的这种激励却并不多”，他写信告诉多萝西娅。对梅奥的想法感兴趣的是来自远方的友好同事、亲密家人以及地方工会会员。悉尼大学研究班主任、工人教育协会澳大利亚分会会长梅雷迪思·阿特金森（MeredithAtkinson）希望梅奥为他的一部新作写一章。多萝西娅母亲对这些讲稿大加赞赏，甚至希望在它们付印后散发若干副本。马林诺夫斯基写来了一封令人振奋的信，另一位远方朋友则寄来了一份个人评论。梅奥向全国妇女理事会（NationalCouneilofWomen）一个小群体发表的讲话也得到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这些事情汇合在一起唤起了梅奥对这一工作的热情。此外，他再次在工会会所大有所获。他应邀发表关于工业和教育的讲话，当他到达的时候，数以百计的人们热情等待并洗耳恭听。在梅奥看来，工人教育协会已经在昆士兰恢复了地位。听众仔细聆听了他对文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规划的描述，当他最后宣布“教育的职责是要打破习惯、传统和社会环境的枷锁”时，顿时欢声如雷。梅奥把这次演讲称为“澳大利亚的政治觉醒”，并在修订后于1918年3月初把一份副本寄给了阿特金森。
1918年3月，昆士兰州工党政府任期结束，选举的主要议题是工党的社会主义方案的效力。面对极高的通货膨胀，政府慷慨地把钱花在州属企业上面，例如畜牧场、屠宰场、保险和银行业等。澳大利亚其他各州也尝试了相似的方案，但都没有成功。工党的对手、昆士兰国家党（QueenslandNational-istPaIty）预言，如果工党再度执政，财政灾难将不可避免。竞选活动极其古怪的后果，对于梅奥把精神分析心理学应用于政治问题，以及使它们成为他在美国早期工作的基础的想法，均产生了特殊的冲击。
工党出乎意料地以二比一的多数票赢得了选举。起初，梅奥对这一结果并不怎么上心，因为他妻子的叔叔是一名国家党候选人，在梅奥看来，国家党人肯定会败落，因为他们的竞选很糟糕，他们着重于工党领袖的个人缺点，推举了糟糕的候选人，并没有对工党的州属企业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不过，在稍后，梅奥对政治家和投票者的非理性及选举心理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