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珍无形之中被戴笠打了顿闷棍，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击，希望形势有所改观，变被动为主动。
首先，针对戴笠搞的“中国警察学会”，李士珍也组织起一个“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社”，与戴笠争夺警界人材，规定凡在中央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虽然如此，李士珍还是争不过戴笠。因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经费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开机关，让这些学生去发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买，通过警政司和手下控制的公开机关，又可以给官做，结果，李士珍训练警官，教育出来的学生又都给戴笠抢走了。李士珍常常骂这些“变节”的学生是欺师灭祖。
其次，针对戴笠办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论的办法，李士珍也在中央警校办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过洋墨水的，早已视警政教育为终身职业，因此能勤于钻研，在学术理论上拿得出成套的东西。而戴笠搜罗的警界人材，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留用和中央军校转行过来的，未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更没有专门研究过警察学术，在许多问题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论不免粗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辞夺理。据此，李士珍引经据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头头是道，驳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训特务）和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的谬论，并列举日本、英美各国的实例，证明世界各国培训政治警察和正规警察各有专业。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规警察教育办成特工培训，无疑是自入歧途、自毁警政的邪门歪道等等。捅到戴笠的要害处。
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发表文章，听从特务处谋士赵龙文的建议，决定不予正面回击，而以侧击旁攻的办法对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要害处均用红笔勾出，然后送给蒋阅，并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受到欺负和委屈的样子向蒋诉苦说：
“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公开发表言论，诋毁校长耳目，豆萁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于党国何利？于校长何利？！真令人胆寒！”
果然，蒋一见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来，大骂说：
“娘希匹，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交换讨论吗！为什么一定非要在校刊上张扬，制造矛盾。以后绝对不许这样！”
李被骂得狗血喷头，又是戴笠反败为胜。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警察是要的，特务也是要的，如果两者相权，当然还是以政治警察（特务）为先，这也是“正规警察”李士珍斗不过“政治警察”戴笠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动戴笠，并不罢休。当时，戴笠办了许多特训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义开办，学生毕业时，需要发一张中央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取得警官学历，便于介绍到警察机关或稽查处去工作。但李士珍借口这些训练没有在中央警校备案，没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纲进行训练，水平够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颁发，使戴笠大伤脑筋。同时，李士珍为了与戴笠竞争，也扩大工作范围，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组织人搞起谍报工作，以见重于蒋。只是搜集的情报大多是传闻和推测，水份不少，质量甚差，甚至像侦探小说家那样编造“苏联驻华谍报网”的故事，多年中难以拿得出手，有时转送到侍从室，蒋手下的侍从参谋看了也觉得不够呈送蒋阅，更不用说与戴竞争，最后还只得专心干他的本职工作，抓好警校教育。
李士珍虽然屡受戴笠打击，但始终没有被戴笠吃掉，并且始终是戴的强硬对手。在蒋介石这方面说，是借李以制戴；在李士珍这方面说，是借助CC系的援手，拉CC系以抗戴。曾任四川省内江县县长、后任“中统”专员的CC系大特务仲健辉向CC系特工总部报告说：“李士珍的学生都很够朋友，随时随地都帮我们的忙。”为了合力制约戴笠，李士珍大力帮助CC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在奥地利留学警察的杜承庸学成归国后，找李士珍介绍工作。李士珍劝其不要投奔戴笠，而引见给CC系的徐恩曾。戴笠历来警惕CC系把手伸向警界，也特别讨厌那些吃警界饭的与CC系发生关系，但是，因有李士珍从中穿针引线，鼎力相助，戴笠也无可奈何。西安事变，戴笠冒死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达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调兵遣将，声称“剿匪”已到最后5分钟成功阶段，并继续推销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声称俟将红军“剿灭”，即以全力抗日。蒋介石前往西安时，戴笠因为南京有事没有随侍而去，只是电令陕西站站长马志超负起保卫责任。
12月9日，西安学生3000多人在广场集会，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继之散发传单，示威游行，并准备在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马志超会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指挥宪警、特务对游行请愿的学生实行武力镇压，打伤学生多人。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原来，强烈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在最后一次“哭谏”蒋介石无效后，发动了“兵谏”。
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的沉寂，也惊醒了睡梦中的蒋介石……
早晨7点多钟，华清池的战斗已经结束。但是，蒋介石却不见了。
原来战斗刚打响不久，蒋介石就由侍从竺培基和几个便衣卫士搀扶着，向住处后不远的围墙逃奔。这是惟一的出路。围墙外边就是骊山，天黑山广可以逃脱出去；万一逃不出去也有藏身之处。可是，几个人急急地跑到了墙边，一看围墙虽不高，但要翻墙过去并不容易。蒋介石年过半百，身体赢弱，再加一急一慌，浑身上下抖索得厉害，竟如瘫痪般一点力气也没有，不要说围墙，眼前就是一条凳子也跨不过去。其中一个贴身侍卫叫蒋孝镇的是蒋介石的堂侄儿，见叔叔吓成这副模样，先是背着他来到墙边，现在见他翻不过墙，就敏捷地蹲了下去，趴在地上，大声地喊：
“上！踩着我的肩膀，我把你送过墙去。”
竺培基和另一个卫士就扶着蒋介石，颤巍巍踩上蒋孝镇的肩膀。蒋孝镇慢慢站了起来，挺直了身体就像一架人梯把蒋介石托上了墙头。让他双手趴在墙头上。
墙是上去了，可是怎么下去，又成了难题。如果是一般人，这样不太高的围墙，完全可以纵身而下，跳到墙外地上。可是蒋介石平时出门不是飞机就是汽车，走几步路也要人家用轿子抬、双手扶，现在要从墙头跳下，却吓得心慌腿软，犹犹豫豫地不敢往下跳。可是底下经不住竺培基、蒋孝镇等不断在下面催促，枪声也已经迫近，东北军都己经向后院追来。蒋介石只得咬紧牙关，横横心，闭着眼睛往下跳……
谁知双脚落地不稳，背部重重地摔在地上。他顿时感到头晕目眩，金星直冒，背脊骨好似断了，撕心裂肺地疼痛……幸亏跌落在草地上。
竺培基、蒋孝镇等连忙逾墙而过，上去扶他。
“委员长，你受伤了，伤在哪里？”侍卫们连忙围上来，躬身问他。
“快！快背起委员长上山。”
蒋孝镇也见情况紧迫，顾不得蒋介石一身剧痛，把他往自己身上一背，加快脚步向骊山山腰奔去……
8点钟，东北军搜山部队全朝蒋介石藏身虎斑石方向包抄过来了。在朝阳的光亮中，不要说人，就是一草一木也看得清清楚楚。在半山腰，搜山部队先是截获了蒋孝镇。他一见漫山遍野的东北军，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再加上流血过多，脸色苍白已不成人样了。
东北军“兵谏”突击曹营长，孙铭九握着枪走过来大声问他：
“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快告诉我们！”
蒋孝镇已吓昏了，半吞半吐地说：
“我……我不知道。”
孙铭九就用枪对准他的胸口：
“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你！”
他一见枪更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回过头朝山上虎斑石方向看了一眼。孙铭九马上明白：蒋介石肯定逃躲在山上虎斑石附近。他命令一个士兵把蒋孝镇押下山，自己就急匆匆带着队伍往山上搜索，恨不得把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
这时，山上山下已满是搜山的战士。躲藏在虎斑石缝隙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被搜山部队的气势吓得坐立不安、胆颤心惊，也可能因害怕而阵阵发冷发颤，就不时伸出头来，窥视周围动静，准备再乘机逃走，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这恰恰被卫队一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翟德俊两人发现。他们看见这大石头旁边有人影在晃动，一会儿又没有了。看样子有点像蒋介石，他们顾不得证实，就大声叫喊起来：
“蒋委员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一听说发现了蒋介石，人人欣喜，群情激奋，一齐朝虎斑石方向奔来，无不争先恐后地想亲手抓到他。
卫队营一个班长陈思孝抢先搜索到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高声喊道：
“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我是委员长！”石缝后边传出了回答：“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话音未落，只见蒋介石从石缝背后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崖站着，眯缝着双眼望着刺眼的阳光。
孙铭九听见陈思孝在虎斑石前挥手叫喊：
“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
孙铭九抢先跑到蒋介石的面前。这时蒋介石全身发抖，但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颓丧地说：
“你打死我吧……”
孙铭九赶紧上去说：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蒋介石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泥土，手脚多处被荆棘划破，已完全失去委员长原先的威风。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介石问。
“我们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眼看蒋介石这般耍无赖的样子，战士们一时也没办法。孙铭九见这样拖下去不行，装作没听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叫卫士把蒋介石架出华清池大门，向停在门口不远的小汽车走去。
这天，西安、南京之间的通讯突然全部中断，报上也没有了正在西安视察的蒋委员长的任何消息。
当天，戴笠坐镇南京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想询问蒋介石一行的安全情况，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敏感地认识到大事不好，气得打骂部下，以泄心头之气。
深夜，宋美龄一个紧急电话把戴笠召去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她递给戴笠一份电文。
戴笠看了一眼电文，全文只有13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这是一份南京方面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情报，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这份情报后窃喜万分，因为国民党内的政府要员都已随蒋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他长期呆在蒋介石的阴影下生活，现在蒋介石被逮，就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杀心顿起，要借刀杀人。他当即封锁了消息。可这消息还是被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了，他立即通知了小姨子宋美龄，几人一起商量对策。
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潜逃的向影心发来的电文：张、杨兵变，蒋介石被扣，生死未卜。
张、杨兵变，蒋介石被扣的事实，更进一步被证实了，戴笠哭丧着脸，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
戴笠立刻来到军事委员会寻问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
他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则认为千万打不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万一炸弹落在华清池，岂不是要了蒋介石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干乔等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