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智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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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曾国藩的做人绝学(1)

立业先立德,做事先做人。做人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曾国藩是一位在做人方面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他能够在战场上躲过明枪暗箭,在官场上步步为营、节节走高,在社交场上如鱼得水。因此,曾国藩的做人绝学和为人之道对后世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坚卓之志,金丹换骨

曾氏名言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译文:人如果能自己立志,则做圣贤、做豪杰,有什么事不能做到呢?还何必要借助于别人的力量呢?

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志向,是使人紧张起来、站立起来的东西,好比一棵树的躯干。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全是被志向所照亮的。没有志向也就没有人生的方向。

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偏见,必然会越来越卑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业,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洁。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奋勇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即使走得再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稀里糊涂,没有追求,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他认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境界人人都可以达到。

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坚信终有一天,自己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来九州的震动;他相信自己会像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般,有朝一日必将成为国家的栋梁。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宏图大志:“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着《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着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栋、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渚而力践之。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视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若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龊龊不休如此也。”

曾国藩说“志之不立,本之拔矣”。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曾经说过:“人生绝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之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现实,我们可以做得到。当然说的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说的“根”和曾国藩提到的“本”就是一个意思。因此,要成就任何事情,首先必须要确立志向。

换句话说,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人无志向,则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志向不确立,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嚼子的马。没有方向,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古代有个寓言故事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固不如蜀鄙之僧哉?”可见,只要确立了志向,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也一定能实现目标;反之,尽管条件优越,如果一味贪图安逸,没有志向,反而一事无成。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认为,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即使后来和太平军决战时,他仍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名家重新估计,命儿子曾纪泽画其图像,悬于壁间。他还做《圣哲画像记》一文,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以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他于文中写道:“古之君子,盖五日不忧,五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

曾国藩正是抱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向,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基本人生信条,才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成为一位“中兴依赖,几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有志者,事竟成。志向是对人的一种召唤、一种诱惑、一种刺激。但愿它能唤起你潜在的力量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曾氏名言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则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

译文:古时的圣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与人为善。用言语教化人,这是用善教人;用德行感化人,这是用善养人。这些全是与人为善的事情。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为之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孟子注重的是虚心听取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予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停止的一个过程。

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做人的一个准则。因此,曾国藩的周围人才济济,他的事业兴旺发达。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把曾国藩尊为老师,极为崇拜,纷纷效法,奉为楷模。所以,才有他的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屡见不解,如听人之谏、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程尚齐、李申甫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实在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欧阳兆熊婉言说出自己的意见:“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之。

免“进场饭”这件事尽管小,但可见曾同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对他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倚才傲物,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招,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按照儒家的思想,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任何有德的行为,任何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行为必然会得到人们的欢迎。如果你真是一个有德之人,就不会孤独无助,一定会有与你同行的人,拥有朋友,有很多拥护你的人。

不得不说,德性是具有磁性的。随着时间的历练,有德之人就会聚足人气,而且芳名远播,形成一种无形而又无价的品牌。这是成功的最大助力。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它指引着人生的方向。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方向把握准了,那么他就等于把人生的道路走对了。而路走对了,想不成功都难。

勇于担当,挺身入世

曾氏名言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译文: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器量,有内圣外王的事业,而后方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

曾国藩一直主张积极入世,心中充满着对国家、对人民的使命感。

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时刻等候着国家的召唤和委任。曾国藩办事妥当与否,姑且不问,但他勇于承担,挺身入世,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造物主对每一个物种的职责都有安排,如蜜蜂的天职是采花造蜜,猫的天职是抓捕老鼠,蜘蛛的天职是张网捕虫……而我们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天地的精英,同样有与生俱来的职责。

每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拥有了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应当拥有的权利,它不需要什么前提条件。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权利因为责任而存在。上天在赋予我们权利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相应的责任,这也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只有在履行责任的前提下,才可能充分享受权利。承担责任是人的天职。

生于人世即行人道,立于天地间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理学倡导的观点。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似乎就是曾国藩平生缩影。

曾国藩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训导天下人。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的心中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为自己考虑,自私成风,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儿事情。于是,那些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社会责任感,反对自私自利,挺身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众人认可。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光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是由于宏毅的个性。

正是因为这种以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和胸怀,使曾国藩出类拔萃、坚强谦谨,志向上坚贞脱俗,处理公务、待人接物都鲜有差池,写过的书籍卷稿人人看来皆有获益。这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心中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应做的所有事情都当作责任来对待。

李群曾经做过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经理。他并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等着各销售组长来报告情况,而是每天一定抽出两到三个小时去店中转转。看到货物缺少或是摆放不整齐时,他都亲自动手整理,而不是叫来员工整理。他的助理问他为什么非得自己亲自动手。他说:“我是经理,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履行责任。超市内的事情都是我的责任。”

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的权力有多大,而取决于他承担了多大的责任。为富不仁者之所以被人唾弃,位高权重却昏庸无能者之所以被人赶下台,都是因为他们缺乏责任感。

人活着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生存。工作还是人的一种需要、一种选择,是人承担的一份社会责任。既然有了责任,就要将它承担起来。推卸责任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需求,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大学》中记载这样一段话“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身为国君,要做到仁;身为臣子,要做到敬;身为子女,要做到孝;身为父亲,要做到慈;和国人交往,要做到信。

自己是谁?该负什么责任?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什么事情该做?哪些利益不该得到?这一切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要能够“知其所止”,即知道自己应该停在什么地方,然后才谈得上“止于至善”。人是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的。古人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对于平凡的我们来说,我们扮演着诸多的角色,在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必须做到最好。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人以机巧,我以诚愚

曾氏名言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译文:天地之所以长久,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能广大长久地施行于天下,都在于一个“诚”字。可以说,诚影响着世间万物的生死存亡;不诚,就没有一切。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做人绝学。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乱。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诚,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

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无私,天下才称之为天下。现实中,与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着急,尽可以继续以诚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话不妨多说,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的短处。言多必失,是指在没有思维过滤下做出了错误举动。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一个人虚心、踏实,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诚之人必是心怀坦荡之人,是不会因为流言而改变自己初衷的人。

“诚”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人无诚则不立。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不能没有诚信。诚信是一种智慧。一个诚信不欺、一诺千金的人往往容易得到认可,获得帮助。

从某种意义上说,诚信就是一个人的生存资本。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说:

“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

岛村芳雄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富商,他仅在几年时间内便迅速富了起来。人们问他:“您在短时间内成为富商的秘诀是什么?”

岛村芳雄说:“诚信。我是从一毛钱的诚信起家的。”

当年,岛村芳雄筹集资金,设立丸芳商会,开始绳索贩卖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