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智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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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曾国藩的治军之谋(3)

有一年,湘勇一统领张连兰所部三百人驻扎在牛角岭,前后左右没有增援部队。曾国藩听说后立即写信加以制止,认为这样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见势绌”的毛病。结果五旗失守。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又把第三旗驻扎在这里。曾国藩写信告诉他们,这就更呆板了。他说:“用兵当深思熟虑,不能驻扎,就应退守。然后,军队合到一起,等敌人来时,就联合起来与之决战。只要有一次得胜,锐气就会振作起来。大凡敌我交战,胜负常在须臾之间,即使救兵在八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假使是雨雪泥泞天气,即使在四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再加上将士精神心血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假若时时刻刻兢兢业业,夜夜提防,不过十天,就会疲劳不堪。使疲劳之师,就会产生暮气,肯定没有战斗力。”曾国藩所担心的一是怕孤军无援,二是怕劳师无力。《淮南子·兵略》云: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近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收敛)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这种方法就是在表面上不显得斗志昂扬,迎敌时却勇猛顽强;表面上显得弱小无力,攻敌时却威力无比;部队将要向西行动,却虚张向东的声势。总之要无形无迹,变幻莫测,让敌人摸不着头脑。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战术考虑,曾国藩对张连兰说:“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于此。”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中始终处于弱势。太平天国军队有百万之余,而湘军在其鼎盛时期也不过三十万人。没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那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为了避免“形见势绌”,就要采取“变化不测”的方针。曾国藩曾指出曾国荃“行军太缺少变化”。他说:“世事变化反复,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饱历事故,焉如局中之艰难哉!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缺一不可。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重兵,少用轻兵。”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示形上。他在《陆军得胜歌》中具体地说:“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之所以“起手要阴”,要“如老鼠”,就是为了麻痹敌之心意,而蓄养己之气力,“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这就是“气敛局紧”的意思。所以,曾国藩断言道:“凡用兵之道,本强故示弱者多胜,本弱故示强者多败。”本强而示弱,是用兵之虚,而且虚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己之实(实力),“越打越强如老虎”。这种虚实结合,终归是形虚而实实。正如《孙子》所说,“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虚实是也”,“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又为了机局多变,曾国藩主张“奇正互用”、“忽正忽奇”。他评论道:“吴竹庄带彪勇并义武营驰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雕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

久战之法,意志取胜

曾氏名言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

译文:打仗,靠的是勇气。第一次进攻,士气最健旺;第二次进攻,士气就减弱了;第三次进攻,士气几乎就衰竭了。这是古人用兵经验。我对这几句话经常思索玩味。大概用兵并无其他奥妙,经常保持锐气不可用尽就可以了吧。

曾国藩对其幕僚李鸿章说过,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人活着就是一场很艰难的“久战”。这场久战就是要懂得“夫战,勇气也”的道理,要不时蓄养锐气,善于用气,取得人生久战的胜利。

打持久战,最忌讳“势穷力竭”四字。力,就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就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供应补充。敌人以坚忍的气概拼命抵抗,我也要以坚忍的精神抗衡,以取得最终取胜。这时只有在休养士气时,相机而动,不必过于追求速胜而白白消耗精锐之士气。等到时机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可以一出击便歼灭敌人,凯歌返回。久战,是对抗性的战争,是综合因素的较量。曾国藩最为关注的是久战的决定因素——人。

更重要的,曾国藩讲求“心战”,以“心战”夺敌锐气,养己威势,练就一支能够“久战”的队伍。他的“心战”首要是“养吾气”。

一、养吾正气,防其邪气。对全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将士深信其事业是“正义”的,其军队是“正义之师”,所从事的战争是“正义之战”。

二、善吾和气,防其离气。搞好官兵团结、上下团结、三军团结。

治军之道,“要在人和”。“和则一可当百”。如果“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必至于败。

三、练吾胆气,防其恐气。练兵先练胆,人无胆气,一切技艺都归无用。

四、严吾刚气,防其娇气。“气不自壮,励之乃刚。”军纪必须威严,军容必须整齐,要培养全军的阳刚之气。

他的“心战”第二是“攻敌心”。在“攻敌心”方面,主要是:

一、谕义夺心。兵临敌境,应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出师目的是为了禁残止暴,救民于水火,揭露对方残暴无道,借以瓦解敌方军心民心。

二、谕威夺气。未战之前,先大肆宣扬自己军队多么强大,将帅如何英明,装备如何精良,三军如何团结,给敌以强大的心理威慑。即《尉缭子》讲的“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师散”。

三、先声夺人。两军对垒,我方先做巨大的声势,使敌感到强大不可抵敌,丧失胜利的信心与斗志。“先人有夺人之心。”

四、挫敌人锐气。敌来进攻,我方以精兵强将先拔头筹,挫其锐气。

由此可知曾国藩“久战”能胜的原因。

忍让退缩,后发制人

曾氏名言

行事常思退一步。

译文:做事情,常想忍让退缩。

作战中,曾国藩喜欢避其锋芒,察见其形,先削弱敌人力量,让敌人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动态中捕捉和创造战机,待条件成熟果断决战,可夺得胜利,在而后的对抗中掌握主动。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战略思想,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先发制人”重在以快取胜,招招快,搞得对手目不暇接,出尽风光赚够钱,永远走在别人的前面。“后发制人”先是以不动应万变,静观其变,待看到其实力全现,招数使尽时,再不慌不忙地亮出自己的杀手锏,把对方杀个措手不及。你觉得哪一种更是制胜之道呢?

曾国藩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的思路。

鬼谷子曾经说过,计谋可以分为上、中、下“三计”。上谋是无形的谋略,它使事业成功但不为人所知。中谋是有形的谋略,它帮助成就事业但留下痕迹。不过,因为用得巧妙,大家都称赞它。下谋是迫不得已使用的下下之策,它也能扶危济困,但费力伤物。以上三种计谋,相辅相成,可以制定出最佳的方案,皆可称为奇谋。奇谋既出,所向披靡,自古而然。

据此,鬼谷子提出:“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取反与。”这就是利用事物相辅相成的规律,从反面达到正面的方法。鬼谷子还强调:对方所不欲,勿强加于人;不要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教导他;对方有短处,就避而不说出来;圣人的谋略是秘密的,唯有愚蠢的人喜欢张扬外露。

曾国藩发现,将老子和鬼谷子的欲夺先与的策略运用到军事上,则可收到奇效。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曾称霸一时。朝中的权臣智伯贪得无厌,向另一权臣魏桓子提出割地要求。桓子大怒,欲与之火拼。

这时,他的一个部下任章却老谋深算地说:“我们不妨暂时割地给他。

他定会欲壑难填,从此不断地向人提出领土要求,惹得天怨人怒。然后,各诸侯联合起来,他必死无葬身之地。”后来智伯果然被各领主追杀,被迫自尽。

曾国藩认为,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后发制人”战略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意思是说,天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了,而攻坚克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胜过水,也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水。在老子思想中,“柔弱”是万物具有生命力的表现,也是真正有力量的象征。

当然也可以说,这种先是忍让退缩,而后后发制人的道理,也是中庸思想的另一种实践。《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说:“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后发制人要用潜力,先发制人要用锐气,把敌人的锐气挫折到最低限度,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到最大程度去消灭敌人。这是用兵的奥妙之处。不难理解,先发制人的最大劣势是“覆水难收”,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迈出去的步子退不回来,容易暴露自己的缺陷与问题,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反应太强烈,有可能火上浇油,使局势更难控制;反应太软弱,则有可能被对方利用,有可能出现路越走越窄、越来越被动的情形。而后发制人就是强调先让一步,化解力量,然后制敌。后发制人,要注意其中的“发”字,这是讲出力的时机。“发”字掌握不好,就达不到克敌制胜的最终结果。

我们知道,水无论流向哪里,遇到阻力都会自行谦让。正面流不过去就向左面;左面流不过去又向右面;每一面都流不过去时,就停下来,积蓄自己,再等待时机的到来以及各种条件的变化;等到自身条件或外部条件成熟后,再开始新的历程。曾国藩后发制人的人生策略,顺应着自然力运转的大道,值得我们重视。

审时度势,大局为重

曾氏名言

至进兵金陵之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可酣足,早进可也;否则不如迟进。

译文:至于进兵金陵的早与晚,弟弟也要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如果势已充足,早进也可以,否则不如晚些进兵。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经说,曾国藩在两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漏洞,其中之一就是战略谋划。蔡锷也认为曾国藩一介书生,对于用兵、打仗的道理虽然没有听说过,却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下去,与古今中外名将媲美。

适当地把握时机,适时掌握主动权,就会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为人处世立于不败之地的要旨。做好一件事情,客观条件极其有限。但只要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善于动脑,主观能力自然会是无穷无尽。

虚实、正奇、呆活、轻重,在战场上如何具体运用,关键取决于见机审势。

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部将南渡长江以进金陵时,曾国藩指示说:

“以你军目前的情势来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师,下窥秣陵关,这就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这就失势。”这是在用兵地点上审势之一例。“至于进兵金陵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以,否则不如迟进。”这是在用兵时间上审势之一例。他概括地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审机审势,犹在后来,第一先贵审力。审力,知己知彼的切实功夫。“古人说,兵骄必败。老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不审力,这就是骄;审力而不自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审力,是用兵的基本功;审机审势,则是对用兵的更高要求。

咸丰五年,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进击无力。陆师围攻九江,也久攻而不下。曾国藩驻扎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则乘机西上,第三次攻克武昌。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自知兵力不足以图功”,便毅然率勇扬长而去,弃赣奔鄂。曾国藩后来多次提到这一事例,盛赞说:“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善于审力、审机、审势,则静动、主客、迟速、正奇、虚实、轻重、呆活、伸缩、开合等对立物皆可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必然弄巧反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蔡松坡说,曾国藩的治兵言论,“多洞中要”,乃“治兵之至宝”。作为对《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及《练兵实纪》等中国古代兵法理论的继承,作为对中国近代军事实践的总结,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

“多洞中要”的评论,当是言之有据的。

用兵从大处着眼,即今天所说的具有战略眼光。用兵贵于审形势、度缓急,顾全局而不计小利,规远大而不图近功。曾国藩用兵主张高屋建瓴、审时度势、通观全局。他批评向荣说:“中外皆称向兵为天子劲旅,而余不甚以为然者,以其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他并告诫曾国荃:“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芒。”

曾国藩熟读兵书,又具有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但他并不因循旧法,拘泥书本,而主张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从战争实际出发用兵。

他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着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唯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

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处处、时时以应变的心态看待社会、人事、道德,要做好应付变故的思想准备,并机动灵活运用应变之术,以使自己永立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