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晚清统治集团的重心人物，为延长清王朝半个多世纪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并赢得了“中兴名臣”的显赫名声。其在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可低估。曾国藩的治军韬略具有深远的影响，很多后世之人都曾推崇他的治军之谋！
用兵稳甚，稳中求胜
曾氏名言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之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为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唯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译文：“势穷力竭”是打持久战最忌讳的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补充。敌人以坚忍之气抵抗，我也要以坚忍之气抗衡，直至胜利。只有养兵蓄锐，观而不战，不必要求速战速决，白白地耗损士卒的锐气。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自然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的。
曾国藩认为用兵应当稳慎，不可过急。他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就是以“稳”字为主，不求速效，并多次告诫急功贪利的曾国荃要在“稳慎”
二字上用心：“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曾国藩反对速战速决。在剿捻过程中，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
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军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梁军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吴楚军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则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在对太平军作战期间，每攻到一座城池，曾国藩都要求统领根据地形在险要的地方修挖墙壕，未完工之前，不准休息，更不准与敌军作战。
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
但使我真能守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就是运用这种扎营战术，湘军取得了九江、安庆直至天京等战役的胜利。
曾国藩反对浪战，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
“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
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忽主忽客”中的主和客分别是指什么呢？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曾国藩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作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梁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作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为此，曾国藩提出了“以主待客”，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敌人向我进攻，提前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
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
如果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妄然应战，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忽正忽奇”中的正和奇分别是指正兵和奇兵。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后发制人，是与当时战争中的主客观条件有关的。蔡锷分析说：“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所以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大概有因时制宜的法则。”所以，曾国藩的“稳慎”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育兵老道，仁礼带兵
曾氏名言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译文：带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礼的方法。
曾国藩说，对待部下，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能够建功立业。这样，他们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礼”就是无论人多人少，无论是大还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骄横；衣冠整齐，举止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暴。做事恭谨有礼，对待部下庄重，在不知不觉之中，常常保持凛然难犯的样子。这样，部属就感觉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条，即使蛮夷之国都可以畅行。
还会有什么军队不能治好呢？用兵是一种残酷的事情，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每次战斗下来，看到死的死、伤的伤，断头穿胸，失足断臂，血肉狼藉，每天呈现在我们面前，哀戚有余，有什么可欢喜的呢？所以军队中不应有欢乐的气象。
曾国藩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早年曾国藩研究程朱理学，对仁义礼智信心领神会，心悦诚服。经过多年的带兵实践，他发现这套理论对处理官兵关系极为有用。仁，就是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将帅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总是希望他们兴旺发达，总是希望他们建功立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官兵就会对你感恩戴德。礼，就是所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敢怠慢。身处高位，不骄傲自大、盛气凌人。再加上衣冠整齐，举止严肃，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威而不猛。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如果这样，部属就会感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做到这两条，那就会所向披靡，无往不胜，还有什么治不好的军队呢？
曾国藩说，我们带兵就像父兄带子弟一般，没有银钱，不能提拔，都是小事一桩。千万不能使他们因骚扰百姓而坏了品行，因嫖娼、赌博、吸大烟而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他们自己会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激不尽了。“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就是曾国藩带兵的秘诀。他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齐，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蔡锷评论道：“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父兄与子弟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密，也有一种天然的距离。因为亲密他才服从，因为距离他才敬畏。这是一种家庭式的关系，所以军人常把军队视为自己的第二家庭。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关系，将帅就应该想官兵之所想，急官兵之所急，把他们的成功视为自己的成功，把他们的耻辱当成自己的耻辱。无论是成功成仁，嘘寒问暖，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是出于至诚，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和做作。将帅与官兵的关系达到这样的程度，那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曾国藩重视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他得出结论说，如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他说：“当此沓泄成风，萎颓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这里说的“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实际上就是以仁礼加以教育诱导的同时，也当施之既猛又严的法制。
曾国藩制定的湘军营规规定，营中必须有三勤：勤点名，勤操练，勤站墙子（防守营墙）。其用意是，勤点名则士兵不能私出游荡；勤操练则士兵体魄强健、技艺娴熟；勤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战时方能镇定。有了这三勤，士兵便人人不懒散，精力旺盛，斗志常存。他每次都要亲自去点名、看操、站墙子，给下属做表率。初练湘军时，每逢三、八操演，他都亲自训话，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许多营规都是他亲自起草的。什么“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之类，他都要考虑，并写成文字。他还亲自起草了通俗的《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和《爱民歌》，令士兵诵唱。有时打仗他还亲自执刀督战。曾国藩作为一军统帅，如此躬亲实务，必会对湘军起到激励、督催作用，增强其战斗力。
营规还规定，士兵每逢朔望日必须向长官请安。表面看，请安只是行一普通礼节，实质上则是为了养成士兵“尊上敬长，辨等明威”
的心理、以便战时服从号令，为曾国藩、为朝廷效力。对营中幕客曾国藩则以不睡懒觉、不撒谎两件事严绳他们。曾国藩认为，能做到不睡懒觉、不撒谎，便是做到了“诚敬”；能“诚敬”，就能负巨艰、当大难。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财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造就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守兵月饷一两，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他们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军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下降。其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鉴于此，曾国藩为了激励湘军士兵，采取了厚饷养兵的措施。湘军的军饷相当优厚，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更多。统计各项总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其过于丰厚。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他们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
“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一条新的出路，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坚持己见，不受牵制
曾氏名言
进兵须由自己做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
译文：进兵必须由自己做主，不可由于顾及他人言论而受到牵制。
在带兵上，曾国藩反对因别人的议论而改变自己的战略部署。
曾国藩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大局考虑，几次抗旨。
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他们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