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智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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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4)

历经宦海沉浮,曾国藩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有四计:逆来顺受,以死效忠,缓施以时,委婉请求。总之避免正面冲突,旁敲侧击,以柔克刚,曲意示忠。这几招能使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住脚,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宦海沉浮,低调收敛

曾氏名言

此后总以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

译文:以后一定要安身于风平浪静之后,而不要去追求翻天覆地的轰动效应。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之后,变得更加稳重低调,更加“憨”、“拙”、“直”、“朴”,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甚至对手中的权力,他也常常辞让。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的声望已无人可比,长江水面上迎风招展的无不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全然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更加处处收敛,慎之又慎。

从他给弟弟写的家书上看,那时的他不但没有踌躇满志,反而是充满了忧虑。他谆谆告诫弟弟说: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曾国荃)所统近两万人;季(曾国葆)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

管子(管仲)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曾国藩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概”是什么?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据查,“概”在古代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桶、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了上面会凸出一个尖来,然后就用这种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就叫作“概”。曾国藩说,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素来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这就是自律。其实,曾国藩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见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学会“自概”。

曾国藩时刻不忘记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尽心尽力地消除隐忧。

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他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停职回家反省。

同治六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道: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迭,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类似上面的言辞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诫弟弟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这种收敛低调的做人方式,曾国藩将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时打算在家乡建一座富厚堂,以做“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富厚堂建成了。他一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于是就感到非常不安,从来就不进富厚堂的大门。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他说:

“富升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

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生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还……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唯书籍尚思添买耳。”此后十多年,曾国藩一直住在总督府,直至病故。

在教子家书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华,尚俭”。

曾国藩的收敛和守拙的功夫,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绝对没有过时。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人生智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过张扬,往往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来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样可能使对手容易摸清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触动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老子说过“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这才是一个人成熟、智慧的标志,不显露、炫耀才华,固守柔顺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

曾国藩身为三军统帅,做着“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稳慎、如此谦恭,但却能善始善终,永立不败之地,可见亦非等闲之辈,也绝非浪得虚名。

俭约廉正,为官之本

曾氏名言

崇俭约以养廉。

译文:崇尚节俭是用来培养廉洁之风的。

曾国藩初出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为时人所称许。

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才借此来号召乡士的豪杰人才。曾国藩“不要钱”,是秉承了他祖父曾星冈的家训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已成进士,入翰林院。他十二月回家时,贺客盈门,连日不绝。

事后,祖父对他父亲麟书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做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与九弟均已封爵开府。他想起这一庭训,深情地对弟弟说:“这一句话最有道理。从今当以此话为一生的教导。”曾国藩曾发誓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做京官十四年,收入是微薄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他放任四川正考官,得到了他生平第一笔高额薪俸,十一月回京后不久便寄银一千两回家还债和馈赠亲戚。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又说,“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200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麟角。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在他的日记中也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许多居大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廉矩”、“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廉矩使他挺起两根硬骨头。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是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产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深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