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智慧全集
17602800000018

第18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法(4)

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也特别钟爱他,对他像对待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平常也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十大儒,他们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招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地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实际的职位。

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无意中看到一首《不动心说》的诗,是某位老儒所写。这位老儒,就是外人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话:“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看到这里,忍不住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

曾国藩送走客人,回到书房,看到新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了。

曾国藩令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最后在秦淮河上的花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

李鸿裔只好老实地回答:“是。”

曾国藩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往往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伏在这里边了。”

李鸿裔敬畏地接受了这番教诲,从这以后,也就慢慢地收敛了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二、轻薄的人。一个人最忌的就是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之后,就会使人感到俗不可耐,甚至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健、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

“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他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在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曾国藩在其人生经历中,最反对那些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人。他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接济和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当时的形势可谓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这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艰苦的时候。一天,他忽然想起安徽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不知,于是派人四处寻问。生存的人给予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一定的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地指出了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更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

至于妄断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这样规劝有关人士:

“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

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而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为人、为官、治世、为政,如能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

精心育才,治事育人

曾氏名言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译文:天底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不存在生来就具有的卓越见识,这两者大概都是通过艰苦的磨炼而成的。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重视培养人才。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发迹;所谓“用礼”,则是指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这使他形成了独特的一套人才造就之法。

曾国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先要对人才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即考察过程,以辨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

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提升、委以重任者外,曾国藩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经常性的训话、交谈和约束加以陶铸。

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育、培养和锻炼,他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他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盲,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监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

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曾国藩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每个幕僚。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渭、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尤紧,要求尤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考试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与水平。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时间,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于潜移默化中,增长学问、扩大眼界。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则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肯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与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这里说的是带兵将领,但对于幕僚亦与之相似。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札”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对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鸿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察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天底下很少有现存的人才可以用,大多数人才无不是经过精心培养而成的。身为现代的领导者,培养人才也应讲究仁礼两端,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出一个培育人才的环境,通过言传身教来提升属下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恪守礼法,严字当头,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人才的培养。只要这样做了,任何一个单位都会出现人才济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