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智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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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法(2)

后来,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对思想开明的郭嵩焘事事看不惯,因而经常写信告郭嵩焘的状,说郭“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

郭嵩焘也写信回来告状,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李鸿章便将刘锡鸿撤了回来,以后不再设副使。刘锡鸿十分怨恨,上疏朝廷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政府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所以对他的上疏不予理会。刘锡鸿更加气愤难平,经常出言不逊,搞得亲友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设宴请客,竟没有一个人去赴宴,不久便抑郁而死。而陈兰彬后来果真官至三品,但他为人不肯随俗浮沉,终究没有大的建树。

曾国藩对部下的评价都十分准确。朝廷用他推荐的人,有做封疆大吏的,有做一般官员的。他们遍布全国,人数众多,都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举荐。

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说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才可独当一面”,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说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称李、沈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这些评价在后来都得到了应验。

曾国藩在谈到用人时曾经说,要广收、慎用。的确,对于人才的使用,曾国藩是很谨慎的。为了掌握人才的基本情况,曾国藩十分强调对人才的考察,认为考察是用人的基础。对于前来投效的人,曾国藩认为可用的,就先发给少量的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等到感觉了解得很深,确有把握的时候,他再根据实际情况,保以官职,委以责任。对于那些他认为可以大用的人,考察就更细致,时间也更长。

鲍超是湘军名将,身材短小精悍,胆略过人,在湘军中与多隆阿齐名,军中呼为“多龙鲍虎”。他本来是胡林翼的旧部,后来由乡人李申甫推荐给曾国藩。一开始曾国藩只交给鲍超两营人马。鲍超嫌少,对李申甫说:“过去润帅(指胡林翼)待我推心置腹,比起对待其他将佐来都要另眼相看。兵若干,饷若干,凡我请示的事情,从来就没有不准的。我有战功,润帅就马上赏赐;我有疾病,润帅就马上送来医药。我没有衣甲,润帅解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我缺鞍马,润帅将自己的马给我骑。因此我对他十分感激,愿意为他效力。现在曾大帅这里,比不上润帅待人诚恳,而且就给我两营的兵力,哪里够我使用呢?请您赶紧给我写一份咨文,就说我仍愿意归润帅节制。”

李申甫好言相劝,并将鲍超的不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说:“鲍超尚无尺寸之功,怎么能现在就嫌兵少呢?姑且先率两营,待稍见成效,十倍于此的兵力,我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李申甫再三为鲍超求情,曾国藩才勉强给加了一营。李申甫回来后对鲍超说:“曾大帅待人,未必不如胡润公。你刚来,还不了解情况,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再说吧。”鲍超于是默然而退。

第二天,曾国藩请鲍超吃饭,并请他坐了上座。曾国藩喜欢吃猪肚,宴客时肯定有这道菜,其余的无非是鸡鸭鱼肉之类。席间,鲍超屡屡说给自己的兵太少。曾国藩却说:“今天我们喝个痛快,不要谈论兵事。”便举起酒杯劝酒。于是,鲍超再也没有机会发牢骚。退下之后,鲍超对李申甫说:“润帅请我吃饭,向来都是十分丰盛。这并非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是表示礼重。今天却以猪肚下酒,这哪里是养贤之礼?曾帅跟我说话,又不让我说完。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怎么能忍耐这种生活?请先生赶紧给我写一份咨文,我愿意仍归润帅节制!”

李申甫好言相劝,鲍超仍然郁郁不平。不久太平军大举进攻清廷。

曾国藩派鲍超前去增援,结果大胜而归。曾国藩立即给他加了数营的兵力。鲍超这才不再说离去的事,曾国藩也开始倚重他。

由于曾国藩特别重视对人才的考察,所以他对于人才的特点也总是了如指掌。这就为他用人一般不出问题提供了保证。

忠义血性,与之共谋

曾氏名言

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

译文:带兵的人,应该是充满血性的男子。有忠义之气,并且心思缜密的人,可以与共事。

在实际的用人中,不论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都认为是否具有忠义血性是识别人才高低的前提。在选用人才上,曾国藩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不太强,第四要能吃苦。曾国藩又强调这四者的关键,首先在于必须有“忠义血性”。他说:“大致说来,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这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没有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可见曾国藩对忠义血性的重视程度。

曾国藩将忠义血性作为选用人才的前提。其强调的忠义血性,指的是一种强烈的忠诚感、道义感与责任心。曾国藩是文人出身,带兵打仗的事情,他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所面临的处境又是十分险恶的。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又是封建社会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腐败。

缺兵缺饷都不值得担忧,唯独让人担忧的是,举目望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之事而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之事却唯恐落后的人。因此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来号召那些“抱道的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狂热,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去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挽救封建王朝、封建礼教的“事业”之中。

曾国藩办团练之初,还有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他就是江忠源。

江忠源是一个血性忠义的人。清代道光年间,新化籍举人邹柳溪病逝于北京,江忠源护送其灵柩由京返湘。后来,湘乡籍举人邓铁松在北京患了肺病,死在回湘途中的河北献县。又是江忠源负责料理后事,并护送其灵柩回到家中。献县到湘乡三千多里路,北京到新化就更要远一些。

陪伴着一个死人,一路上靠舟车或步行,风餐露宿,其间的艰辛险阻可想而知。两次义举,也使得江忠源名声大播京城。曾国藩称之为“真侠士”。当时京城对湖南有此奇人也无不敬仰。

在实际用人时,不管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对于具有书生之“血诚”者都是特别重视的。他评价江忠源是一个“血性男子”,“死生患难,都可以依仗”;评价王鑫是一个“忠勇男子”,“血腥耿耿”;评价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1860年,太平军横扫苏、常,两江总督何桂清先期自常州逃走,地方官随之逃散一空,唯有当地的反动士绅据城顽抗。常州城破后,他们还组织团练武装,继续与天平军为敌。曾国藩听后十分高兴,对这些士绅推崇备至,上书朝廷,保举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方俊谟、华蘅芳、徐寿等六人,请求朝廷令各地督抚将他们咨遣来营,收入幕府加以“造就”,以为他日之用。事实上,他手下的许多幕僚和将领都是因为誓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视为“血性男儿”而收为部下的。

“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人、用人、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藉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尽管曾国藩的“忠义血性”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它揭示了政治信仰对于人的极其重要性,因而对于人才的选拔来说,也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只有立场坚定,不为暂时的利益所动,不被任何困难吓倒,你才能成就一番大事。

量才施用,扬长避短

曾氏名言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应用其长。

译文:尺有它所短的地方,寸也有它所长的地方。用人也应该用他的长处。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这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他将此计传授给李鸿章时说:“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也是同样的意思。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能力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发现其特长。曾国藩认为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利用价值。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

运筹帷幄,靠帅才;决胜疆场,靠将才。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毕竟有限。事事能干的人,自古就没有。况且,即使有这种事事能干的人,那么他的精力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所以,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不是表现在己有所长上,而是表现在能用人之长上。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在识别人才之后,曾国藩还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

曾国藩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用”,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发现和使用人才。

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

“曾(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曾国藩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适合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的能力和功效。

正所谓知人善任,曾国藩既要对上等人才加以引导、提拔,也要对下等人才加以勉励和推荐。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们的短处。

为了使人才的才华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曾国藩十分重视下属与幕僚的工作安排。对于擅长治军的,就安排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于精于计算的,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位置,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转运等工作;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便安排到制造局,参加造舰制炮的工作。

总之,务必使人人能尽其用、尽其才。例如鲍超勇猛善战,是将才但不是帅才,因而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陷阵,却不让他独当一面,以免出问题。

由于曾国藩的量才使用,成就了很多人才。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成为了当时着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为了着名的经学家,左宗棠在后来平定新疆中建立了不朽功勋,郭嵩焘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容闳成为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曾国藩虽然善于用人,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在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中,除郭嵩焘、刘蓉外,资历最老的就数李元度了。尤其是在曾国藩几次遭受打击后,只有李元度始终不渝,与曾国藩同甘共苦。李元度的这种支持和忠诚,对于长期处于逆境中的曾国藩来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因而曾国藩经常在书信中对李元度说一些感激的话。

李元度才华横溢,学识广博,下笔千言。对于他所着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的评价是当时的学者没有一个人能写出的巨着,一定会风行海内,传之不朽。李元度还擅长吟诗作对,有“神对李”之称。虽然他有如此的才华,但是他却不善于带兵。曾国藩认为李元度是一位忠诚仁义的君子,是可以十分依赖的部下,所以尽管李元度打仗不行,曾国藩仍然对他十分袒护。

咸丰十年的时候,曾国藩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安排:让李元度守徽州。对于李元度的缺点,曾国藩很清楚,所以他一再叮嘱李元度遇到太平军攻城时,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并且说他只要不出城应战,就肯定能守住五天;只要守住了五天,就算完成了任务。但是,急于立功的李元度却主动出城向太平军挑战。当曾国藩又加派了两千人前往增援时,李元度竟然让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的援军立即找太平军交战。太平军针对李元度急于求胜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李元度于是更加狂妄,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

太平军随即大举进攻徽州。李元度却仍不接受教训,轻率地开了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其结局自然是一败涂地。徽州城只守了一天,便告失守。这就使曾国藩的大营直接暴露在了太平军的兵锋之下。

曾国藩赶紧请了李续宜带兵增援,这才稳住了阵脚。

李元度败得这样惨,曾国藩不得不将他弹劾革职。事后曾国藩自己也十分后悔,认为是由于自己用人不当,才害了李元度的一世英名。由此可见,将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使其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特长,也是对人才本人负责任的表现。

唯才是用,是用人的根本。世间事物有万种,做事之人也有万种。

不论是贤才还是三教九流之徒,只要能为我所用,对号入座,就能派上用场。“天生我才必有用”,集众人之长,采众人之优,则必能百战百胜。

以诚待人,便可得人

曾氏名言

以诚恕招天下,则群伦应从。

译文:以真诚和宽恕的心态招纳人才,很多优秀的人才就会纷纷而来。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和王錱的湘勇,已经各有一定的势力。可是,最终却是曾国藩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族人多隆阿,此外还有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愿意聚到曾国藩的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立志杀贼外,就是因为曾国藩能够待人以“诚”、宽厚待人。“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曾国藩说:“我认为驾驭下属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开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都是无法长久的。凡是正话、实话,多说几句,时间长了人家自然就会了解你的心意的。即使是直率的话,也不妨多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