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水平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有意识地训练出来的。绝大多数演说家都有台下自我历练的过程，包括对遣词造句的推敲、对语言风格的界定以及体态语言的运用……而后才走上了台前。领导讲话不是“耍嘴皮子”，而要讲出条理、讲出道理、讲出情理，讲得大家都爱听才行。而要学得这个“本事”，就必须从语言艺术、修辞艺术、逻辑艺术和形体语言艺术等方面进行艰苦历练，多读书、多体会、多思考、多实践，这样坚持下去，讲话水平很快会得到明显的提高。
第一节语言艺术训练
话，人人会说，但要真正说到“点”子上，说话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领导讲话也是如此。有的领导讲话头头是道，有的领导讲话前言不搭后语；有的能口若悬河，有的却笨嘴拙舌。所以然者何？语言技巧运用的不同罢了。
由此可见，要提高领导讲话水平，掌握运用语言的技巧是领导不可缺少的一门学问。
怎样才能掌握这门学问呢？
首先，要努力学习语言技巧。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历史长河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技巧。我们可以在这个语言的天地里广读博取，“天机云锦为我用”。第二，要努力运用语言技巧，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技巧用得多了便能熟练了。那时便可以“等闲语言变瑰奇”。第三，要善于运用语言技巧。只要注意场合，考虑后果，把握分寸，就可以“短笛无腔信口吹”。
那么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为了帮助领导们尽快提高讲话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简洁：削繁去冗留清瘦
英国人波普说：“话犹如树叶，在树叶太茂盛的地方，很难见到智慧的果实。”
清代画家郑板桥有诗云：“削繁去冗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当今语言大师们则认为：言不在多，达意则灵。可见，用最少的字句，包含尽量多的内容，是讲话的最基本要求。滔滔不绝，出口成章，是一种“水平”，而善于概括；词约旨丰，一语中的，同样是一种“水平”，而且更为难得。2000年前，马其顿国王率领军队远征印度，时值盛夏，将士们口干舌燥。国王无奈，派人四处找水，结果只找来一杯水。国王高举水杯，对将士们喊道：“现在已经找到一杯水，有水就有水源，为了找到水源，前进吧！”说完，便将那杯珍贵的水倒在地上。将士们受到鼓舞，群情激奋，顽强地向前线冲去，夺取了战斗的胜利。试想，倘若国王自己把水喝了，再发一通冗长的训示，恐怕是不会奏“群情激奋”之效的。
讲话语言简洁，可分以下两种类型。
1.长话短说
所谓长话短说，即是以简驭繁。老舍说：“简练就是话说得少，而意思包含的多。”话少而意思也少就算不得简洁。
******同志是最善于长话短说的。他用“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来比喻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艰巨而漫长。他用“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来赞美朝气蓬勃的青少年，用“妇女能顶半边天”来说明妇女在建设中的巨大力量。
现在也有许多领导人善于长话短说。例如：
1981年世界杯排球赛最后一场中日之战，中国女排轻松地赢得了第一、第二局，实际上已经取得世界冠军。第一次荣获排球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被高度兴奋激动得不能自己，因失控而打得毫无章法，导致第三、第四局稀里糊涂地输给了日本。袁伟民一再暂停，面授机宜，却不见成效。怎样才能使女排姑娘镇定下来，获得全胜的真正冠军，不失中华民族之志呢？在第五局开始前的短暂时间里，主教练袁伟民说了几句话：“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你们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祖国人民在电视机前看着你们，要你们拼，要你们搏，要你们全胜。这场球不拿下来，你们要后悔一辈子！”姑娘们在这沉重的话语下，胜了第五局，赢得了全场比赛。袁伟民简短的几句话、几十个字似喷泉，流淌出含义广阔、内容丰富的带血之言：中国人的风貌，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尊严，祖国人民的期待，以及这场球的关键意义，姑娘们自身利害得失等，都在这几句话中或明或暗地展示着。袁伟民的这段话言简意赅，既节省时间又有成效。
2.直来直去
一次，诗人流沙河与剧作家苏叔阳聊天，苏叔阳问流沙河：“你可知道，审美主体作为审美客体的植物生殖器官的外缘进行观感产生生理上并使之上升为精神上的愉悦感，是什么意思？”流沙河听后，当即回答：“不知道。”接着，苏叔阳笑了笑，解释说：“闻到花香很愉快，就是这个意思。”流沙河听后，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
苏叔阳的第一次提问，流沙河为什么不知其意呢？原因就在于苏叔阳的话没有做到通俗和简洁，不仅句子过长，而且运用了许多专业术语。流沙河无法理解，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而第二次，苏叔阳仅仅说了七个字，用了三个词语，“闻”“花香”“愉快”都是人们常用的、通俗易懂的词语，连在一起说，流沙河也就在明白不过了。所以，说话，既要说得好，又能让人听明白，就不能拐弯抹角，而要直来直去。
二、引用：他山之石可攻玉
引用，就是在讲话中通过引用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证明自己观点的一种技巧。
成功的讲话，不仅立意新、针对性强、语言精美，更重要的是要有很强的说服力。凡是讲话水平丰富的领导，大都善于运用引用，或举例，或讲故事，或说典故，或引用历史知识、名言警句，从多角度、多侧面论证观点，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是领导讲话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技巧。
通过引用生动的事例、有趣的典故、富有哲理的警句名言，既可以使讲话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又可以拉近与听众的距离，激发听众的兴趣，达到认真听讲的目的。引用技巧可以有效地说服听众。通过一些典型的事例和寓言故事，可以将一些不容易理解或讲清的道理，通俗、形象直观地道出，便于听众加深理解讲话意图，自觉接受领导的观点。尤其是通过引用反面材料进行反驳，可以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作用。
讲话中引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善于举例
举例就是用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事实胜于雄辩，举例既能有效阐述问题，证明观点，又能使讲话的内容充实，形式活泼。
新东方科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在题为《态度决定未来》的演讲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人的生活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像草一样活着，你尽管活着，每年还在成长，但是你毕竟是一棵草，你吸收雨露阳光，但是长不大，人们可以踩过你，但是人们不会因为你的痛苦他也产生痛苦，人们不会因为你被踩了，而来怜悯你，因为人们本来就没有看到你。第二种是像树一样活着，即使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只要你是树的种子，即使被人踩到泥土中，你依然能够吸收泥里的养分，自己成长起来，也许两三年你长不大，但是八年，十年，二十年，你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当你长成参天大树以后，从遥远的地方，人们就能看到你；走近你，你能给人一片绿色，一片阴凉，你能帮助别人；即使人们离开你以后，回头一看，你依然是地平线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树，活着，是美丽的风景，死了，依然是栋梁之才，活着死了都有用，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做人的标准和成长的标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树一样成长。
俞总在此将人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一种是“像草一样活着”，另一种是“像树一样成长”。前者“尽管活着”，但是“长不大”，即使被人“踩了”，也不会引起人的同情，因为人根本“没有看到”。后者即使被踩到泥土里，也能“自己成长起来”，活着是“美丽的风景”，死了依然是“栋梁之才”。通过举例对比，二者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意义的巨大差异便不言而喻，人们听了以后不得不进行冷静的思考和认真的选择。演讲者通过鲜明的对照和比较，启示听众要秉持“活着死了都要有用”的做人“标准”，这一标准无疑会成为每一个渴望实现人生价值的听众的精神坐标。
王选教授曾在北大做过一次题为《我一生中的几个重要抉择》的演讲，演讲中同时用了举例和对比的方法。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出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王教授在此通过设问，用具体的事例解析了名人和凡人的“差别”。如果分开来单独看，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也许并不能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此篇演讲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把发生在名人和凡人身上这些相同的事情导致的不同结果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就像一组组引人发笑的漫画，二者之间巨大的反差引发的幽默感就鲜明地体现出来。并产生了针对盲目崇尚名人这一社会现象的强烈讽刺效用，让人们进一步去思考和探寻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王教授同样运用对比的方式，进行自我反省，并告诫像自己一样的“名人”，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如此语重心长的表白，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2.精选典故
讲话中巧妙地引用典故，可以达到叙事论理、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效果。
运用典故及历史知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领导讲话中经常采用的技巧。特别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是被无数事实和实践反复证明的，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本身可以作为论据来使用，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从远古到现在，历朝历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无数的文化瑰宝，像黄河、长江一样源远流长。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它多是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说明深刻的道理。如大家熟悉的《杞人忧天》、《愚公移山》、《朝三暮四》、《滥竽充数》、《自相矛盾》等寓言故事，听起来真实自然，富有深刻的内涵和哲理，语言准确精练，生动活泼，不仅能为古代帝王所接受，也能被普通百姓所理解。再如，民间故事朴实动听，寓意深刻；神话传说丰美奇妙，幻境绚丽；童话生动活泼，富有情趣；成语典故言简意赅，含义精深。这一切都给人启迪和教益。因此，在讲话中引用历史知识、寓言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成语典故等，对于论证观点、说明道理、说服听众具有很好的效果。
1930年时，松下电器公司想在金泽成立一个联络处。虽然金泽那个地方松下先生从来没有去过，但经过多次考虑，他发现在那里建立联络处很有必要，于是就将这件事决定下来。
不过，谁来负责这个联络处呢？到底派谁去最合适呢？接下来便是一大堆的问题。虽然公司里有人能胜任这项工作，他们经验丰富，对公司也十分了解，但他们离不开总公司，否则总公司就要蒙受损失。派别的人去，又不知谁有能力承担那里的工作，所以一时之间这事成了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