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信守离开政坛和官场的诺言，潜心于著书、讲学、文化交流，虽然对“政治兴味”未尝稍减。也就是说，在人生所剩不多的岁月里，梁启超仍然是一个强烈地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但所取的方法却是他的最长处--坐而论道或命笔为文--以其著名学者和天才著作家的身份发出声音。
梁启超敏锐地感到，去国一年，中国更加动荡了。为列强操纵的军阀相互打得死去活来，一片混战声。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从寒冷的北方，踏过冰河雪原，带着丝丝清新的冷气，渗入了中国大地。
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是从危机与机遇的裂缝中迸发出来的呼声，从此新文化浪潮更加势不可挡，各派政治力量组织团体，创办报刊，提出了疗救中国的各种药方。
梁启超是不甘寂寞的，他的通过社会改革最终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没有一天动摇过，更不用说放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仍然反对“过激”的革命，而主张“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即发展经济。梁启超还认为中国不能跨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而谈别的主义，否则后患无穷。
4月，北京春暖时节。
张东荪创办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编辑部，张东荪力邀梁启超接掌这一刊物。
张东荪的办公桌上凌乱地堆放着报纸与稿件，风吹过，一张纸在屋子里飘了一圈，落到梁启超的手上。
梁启超接过一看是份传单，名为《北京市民宣言》，上面为中文，下面为英文。梁启超饶有兴趣地看着，却不知道张东荪在说些什么？张东荪走过去：“这是去年五四风潮时陈独秀干的。”
梁启超：“听说他也被抓了？”
张东荪：“差一点让段兰贵枪决了。”
梁启超：“一个拼命宣传新思想的人。”
张东荪：“他办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读的人很多。”
梁启超刚回国，《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梁启超知道，也翻过一两期，以为是几个激进的青年人所为，没有太注意。“是些什么人写稿？”梁启超问张东荪。
张东荪答道：“陈独秀掌舵，还有李大钊、胡适之、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都是很会做文章的。”
梁启超：“鲁迅的《狂人日记》我读过，实在是另一种声音，中国文坛将来是鲁迅他们的。”
张东荪：“由兄执掌《解放与改造》，或可集结有识之士，再徐图进取。”
梁启超沉默不语。
1920年的中国，混乱与活跃几乎分不出界限，各种政团、各种主张充斥社会，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却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学识了。梁启超知道，1919年五四以后，想继续由自己来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已经不可能了。这自然是无奈的，却又是不可阻挡的。
梁启超叹道：“我们老了！”
但，梁启超还是勉力为之，接掌《解放与改造》后，自1920年9月起更名为《改造》，梁启超主编，在发刊词中梁启超的办刊主张大致如下：
政治上谋求国民在法律上的“最后之自决权”。国家“以地方为基础”，缩小中央权限，实行地方自治。
经济上树立“生产事业不发达，国无以自立”的观念，发展资本主义。
思想文化则致力于反对大一统主义，吸收“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融合中西。
废兵，即废除常备的国防军，兵民合一。
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并视之为民治之根本。
不妨把上述的主张看作是《新民说》的延伸或部分修正，但，梁启超所取的是缓和的、渐进的，以发展生产和资本主义为主要途径，然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理想，仍然贯串其中。
梁启超显然是落后了。
这是一个激进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谁的口号更左就是更革命的，左比右好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
也许，中国最缺少的是一种可以讨论的环境，以及能够听取各种意见的听众。
1920年10月下旬，罗素偕情人陶娜抵达上海，开始对中国近一年的学术访问。是次访问，是梁启超为首的讲学社发起并邀请的。
作为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罗素在20世纪20年代时的威望正是如日中天，他的哲学主张别具一格，即既非唯心也非唯物，他认为构成世界的材料既不是纯粹的心也不是纯粹的物，更不是心与物的二元对立，而是非心非物、似心似物的“中立一元论”。
罗素的到来，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空前的罗素热，如同早些日子一样由梁启超邀请来华讲学的杜威一样，实在是国际文化交流的盛举。
罗素讲数理逻辑、物的分析、心的分析、哲学问题与社会结构及唯心论、因果论等。但对中国社会冲击力最大的却是如何改变中国贫困现实的主张。罗素认为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当务之急是兴办农业，发展教育，而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
罗素还认为，中国不存在阶级差别，无须进行阶级斗争。
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等地讲演回到上海后，撰写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现在与将来》等文，发表在《时事新报》及《改造》杂志上，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梁启超在时隔一个月之后，也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作为唱和与支持。
也许，客观地公正地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论点，尚有待时日，笔者只是稍作引述。
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美社会的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差异，是判断某种主义优劣利弊的基本前提。在欧美，最迫切的是改善劳动者的地位，而在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中国老百姓首先关心的是“有业无业”的问题，而不是“有产无产”，因为“全国人民十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因而，梁启超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地位取得，然后才有改善可言”。
梁启超进一步剖析道，从中国现有工人的数量而言，“区区百数十家工业矿业所收容工人多则千数，少则数个”，总数不过百余万人，而中国是一个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结论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是鼓励发展生产。社会主义强调分配，但分配需以生产为前提，否则拿什么去分配？即便从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十分必要的，没有劳动阶级谁来传播社会主义？而劳动阶级的产生总是以资产阶级的产生：为前提，“故必有资产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
梁启超的意思很清楚，在他看来，社会发展的程序以及中国贫困落后的现实，都使之不能不大声疾呼：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
资本主义阶段到底能不能跨越而过？本来这是一个理论上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实际上当时的知识界“寻求根本”解决的呼声已经高于一切、压倒一切了。
新起的、革命的、狂风巨浪一般的年轻理论家们，已经不再对梁启超恭而敬之了。
《新青年》9卷1号上，李达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批评梁启超说：“无论其道迂不可言，即故意把巧言饰词来陷四百兆无知同胞于水火之中而再提倡不彻底的温情主义，使延长其痛苦之期间。”针对梁启超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可取“矫正”和“疏泄”之言，李达认为“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知识阶级是受资本家豢养的”，
“疏泄”、“矫正”等等其实是空言，只能对资本家有利，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在这一论战中，梁启超从未声言反对社会主义，而只是主张循序渐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学说等等方面的论争时，梁启超取了明显的反对态度，并且发明了在当时传播甚广的两个词儿：“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
梁启超坚持改良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开宗明义地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即广大人民群众与军阀之间的矛盾。梁启超内心里更担忧或者说惧怕的是，一旦革命风潮席卷，图谋改变困境的“无枪阶级”从“有枪阶级”那里夺枪，再自造各种的土枪，于是，内战和内乱将不可避免地更加扩大，人民只能在水深火热中残喘。
是的，梁启超确实惧怕杀人、流血。
梁启超对苏俄的看法，历来被当作反苏反共来批判的，他在《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的信中，首先强调的是他自己的经济主张：
我不懂什么人类最大幸福，我也没有什么国家百年计划，我只是就中国的“当时此地”着想，求现在活着的中国人不至饿死，因此提出极庸腐的主张是“在保护关税政策之下采劳动调节的精神奖励国产”。不妨害这种主张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我都认为友，妨害的都认为敌。这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宣示：凡是对中国有经济侵略行为的，梁启超一概视之为敌人。
具体到对苏俄，梁启超认为，从沙俄的历史观之，“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轮转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从前是‘沙’的脚下草，现在便照例充当执行委员会的脚底泥。中国从前是‘沙’的梦想汤沐邑，现在便是红旗底下得意的抛球场”。
梁启超对苏俄的戒备是根深蒂固，但，任何公正的人都应答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侵略成性的沙俄帝国主义引起的，中国人民曾经深受其害，这不是夸张。梁启超在这封信里还提出了一个无论在当时或以后都极为尖锐的问题：凡是称为共产党的，就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梁启超说：
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教你信仰的人却并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丢在茅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随意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喂，青年们，傻子，听啊，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
梁启超预期苏俄的侵略性、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破产，这在当时是绝对反潮流的。如同社会主义的态度一样，梁启超认为“共产主义好不好，和我们中国相宜不相宜，且不管，算是好，算是相宜，苏俄应否以外国人来替我们干也都且不管，让一百步，他果是为共产而运动共产，我们对他总可以几分原谅、容赦。苏俄本身是共产国家吗？若是共产的国家，怎样会‘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翻一个筋斗会变成新经济政策来？”
可以说，梁启超对苏俄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这里既有梁启超个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信念的缘果，也有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上，警惕苏俄侵略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汹涌于中国大地上的时候，梁启超纵然一生多变，这一回却是坚持着，他对张东荪说过：“无论时局怎么样，我却深信，中国除发展生产积累资本一路外，别无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