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补所本无以新吾民，实在至关紧要，千年以降，中国即天下，地理环境使然，意识封闭使然。知国外有国，有强国，有思想、技艺极为精美之国，方知吾国乃病国，吾民乃病民”得国民资格，有国家意识，身处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今日世界，墨守陈规陋习，不作采补调和，岂能自立于大地？”
蔡锷：“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呢？”
梁启超：“公德其一端也。”
蔡锷：“倘无私德，谈何公德？”
梁启超：“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倘无私德，是虚伪卑污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然而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却没有或鲜有为国家、民族慷慨悲歌之士，仍无以为国也。”
蔡锷：“立德之早，也许莫过吾族。德政糜烂若今，夫复何言！
梁启超：“试观《论语》、《孟子》，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公德不及其一，于私德，公德殆阙如也。如《皋陶漠》之九德，《洪范》之三德，所谓“温良恭让”、“克己复礼”、“忠信笃义”、“知止慎独”等等，关于私德的发挥几无余蕴，这仍不足以造就完全人格，因为对社会、对群体、对国家之公德，实在不可缺。”
蔡锷：“倘或有洁身自廉者谓吾虽无益于群却也无害于群，当作何讲？”
梁启超：“人能离群乎？群有益人，而人无益于群，此即有害也。中国人多却见力大势众，盖因不能为群之利反而为群之累，除了衰落破败，岂有他哉？”
梁启超关于公德和私德的论述，既源于他对封建社会赖以立基的道德基础的失，也因着他在博览西方文明典籍及目睹种种情状后的深思。
时在1899年，梁启超仓惶出逃至日本后受到的第一次内心的震撼，使他暂时却了种种牵挂及困扰，而思考着中西伦理道德体系相比较的质量的差别。
完全是无意之间，梁启超读到了日本文部省颁发的中学伦理道德课程的一个训，梁启超惊讶了！惊讶到心颤手抖的地步！
日本在中学生中提倡的伦理道德课程，居然比中国伦理学家所倡导的全部行为已范要宽广出许多，如何估价这“许多”的具体内涵？这就是最让梁启超惊讶之：它不仅包括了中国传统的“五伦”，而且另辟了中国伦理学家无法想象的“对己的伦理”--诸如生命、健康、情感等；以及“对人类的伦理”--国际、国、国法等；还有“对万有的伦理”--动物、植物、真、善、美等。
作为中国人，梁启超被震撼了！
自诩为礼仪之邦，中国的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五伦”，目比之下就是残缺不全的了。
宽广的伦理道德教育，意味着生命和生命力的宽广，是与他人、他物、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博大。从这宽广与博大的路上走出来的人，所具有的胸怀、眼界与见识基组成了一国之中国民的素质一一也就是梁启超眼见的日本及日本教育的某一叫面。
梁启超认为，“五伦”之中较为完善的是家庭伦理部分，最为缺陷的是国家伦里思想。强调臣下忠于君王是中国传统国家伦理的几乎全部内容，君皇便是国家，目而君皇无正确的国家意识，子民百姓当然也不会有。在封建社会中，国家是君皇的“私天下”，“彼一姓之私产”，强弱存亡，兴兴衰衰，王旗变幻而已。
从“私天下”到“公天下”，梁启超说“天下未有无人民而可称之为国家者，噼未有无政府而可称之为国家者，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
又一日。梁启超突发奇想，有感于对国人道德水准极为悲观的判断，想起人心不古，想起夏穗卿在精通了史前人类史以后的沉默，这远古的年代一定是大荒凉、大寂寞、大智慧、大空灵，时光之箭流逝得从容而缓慢，男人女人生活得潇洒而女闲，到处都是森林，绿色覆盖着林立的城邦，互相竞争，也互通有无，打仗只是争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先民大都不怕死，在各自的城邦里老幼无欺，夜不闭户，口不拾遗……
古时真好！
可是，人又不得不生存于现实，面向着未来。
人总是希望着。
人怎么能没有希望呢？但，这希望又总是伴随着失望，人类文明是在走着一差怎样的下坡路啊！
梁启超想列出几张表格来，简明扼要地告诉国人中国历代民德的升降及，原因。
梁启超想起了古罗马的贺拉斯，他说：
“时间磨灭了世界的价值。”
多么可贵又是多么可怕的时间！
希腊神话把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一个比一个退化、粗俗。公元前8世纪的芒希腊诗人、历史学家海西奥德认为，人类是经过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直至走到最后的铁器时代。
海西奥德是这样描述黄金时代--这历史的顶峰，富饶与满足的时代的：
鸿蒙初辟之时，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缔造了黄金般的生灵……他们像神一样生活，无忧无虑；没有悲伤，没有劳顿。等待着他们的不是可悲的衰老，而是永葆的青春。他们欢宴终日，不知罪恶之骚扰。死亡之到来一如睡眠之降临。他们拥有一切美好之物，富饶而又慷慨的大地向他们奉献源源不断的丰收，在一片莺歌燕舞中，人们和睦相处。
古希腊神话至少部分印证了梁启超关于“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的曲线。梁启超把历代民德的水准分为六级，笔者姑且称之为“梁氏六级表”。
梁氏六级中除东汉达到最高水准的第一级外，清代中时已降至第五级，而梁启超所处的清末则为第六级--“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
道德、文明衰落之时，是什么景象呢？
海西奥德写道：
接踵而至的是铁器时代。人们日间辛苦劳作，夜间则受尽侵害，不得安宁。父亲与子女离心离德，主人与客人反目为仇，友朋之间尔虞我诈……父母迅速衰老，受尽耻辱……光明磊落、恪守信用者不得重用，骄横行恶之士反而见宠。正义为暴力所压倒，真理不复存在。
这是公元前8世纪的哲人所留下的预言，这预言在梁启超读来是多么贴切！
梁启超企图找出此种民德下降的原因来，于是便有另一表：《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从春秋、战国到清朝，以“国势”、“君主”、“战争”、“学术”、“生计”、“民德”，六个项目为考查依据，这六项中只依前五项的优劣、综合便可得出最后一项“民德”的高下了。
如春秋时，在“国势”一栏中是“列国并列，贵族专制”：“君主”则是“权不甚重，影响颇少”；“战争”乃“虽多而不烈”；“学术”为“各宗派虽萌芽而未发达，多承先王遗风”；“生计”是“交通初快，竞争不甚剧”；是时“民德”乃“淳朴忠实”。
春秋以后，梁启超对历朝历代民德的估价颇有兴味，可以三读，列次如下：
战国：其长在任侠尚气，其短在佞狡诈伪，破坏秩序。
秦：卑屈浮动。
西汉：卑屈甚于秦时。
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三国：污下。
六朝：混浊柔靡。
唐：上半期柔靡，下半期混浊。
五代：最下。
宋：尚节义而稍文弱。
元：卑屈寡廉耻。
明：发扬尚名节，几比东汉。
梁启超对于清朝民德的评定分为“清”及“现今”，评语是：“庸懦、卑怯、废诈”；和“混浊达于极点，诸恶俱备”。
梁启超把民德式微之因归结为：
1．专制政体的“陶铸”。
2．清代统治者的“摧锄”。
3．对外战争失败的“挫沮”。
4．困苦生活的“逼迫”。
5．道德提倡的“无力”。
细读这表章，不得不佩服梁启超的知识渊博，同时还可以看见他的慧眼，他对一个朝代、一段历史时期的概括，或有偏颇，或有私见，却绝对简明扼要，透彻着眼力和学识的光彩。
且再以表达思想文化动向的“学术”为例，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儒、墨、法、老、道家与佛学的兴衰以及同此一时期社会、民生的关系，读来也是饶有兴味的。
战国：自由思想大发达，儒、墨、道、法纵横，诸派互角，而法家纵横家最握箕权。
秦：摒弃群学，稍任法家。
西汉：儒、老并行。
东汉：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之良果。
三国：缺乏。
六朝：佛老并用。词章与清谈极盛。
唐：儒者于词章外无所事，佛学稍发达。
五代：无。
宋：道学发达最盛，朱、陆为其中的中心点。
元：摭朱学末流，而精神不存。
明：王学大兴，思想高尚。
清：士以考据词章自遁，不复知学其黠者，以腐败矫伪之朱学文其奸。
现今：旧学撕灭，新学未成，青黄不接，谬想重叠。
不难看出，学术--亦即思想、文化、知识是否兴盛，直接关系到一个时代能道德风尚。梁启超从“新民”的高度去回首遥遥历史，企图重建、振兴中华民族能道德风范，可谓用心良苦，高瞻远瞩。
新民！新民！汝在何方？
。
梁启超在架构中国思想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新民说》时，自然也离不开列“权利”和“自由”的阐述与思考。
梁启超以他一贯的活跃的思维付之活跃的笔端，常常有惊人之句出。他认为，权利思想是区别人与禽兽的一个重要分界，人不仅有“形而下”的生存，更重要的是还有“形而上”的生存。在形而上生存的诸多条件、要素中，“权利其最要也”。
1902年，梁启超写《新民说》时，已经研究了卢梭的民权思想及社会契约的学说，并草就了《卢梭学案》、《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一些重要著作。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内涵的个人权利思想已经在影响梁启超了，这毋庸怀疑。然而这一时期，或许是痛感到“中国今日之病”，“中国之弱，今日而极矣”，此种急迫心情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权思想，成了梁启超权利观的主要理论支柱。
梁启超说：“权利何自生？日生于强。彼狮虎之对于群兽也，酋长国王之对百姓也，贵族之对平民也，男子之对女子也，大群之对小群也，雄国之对孱国也，皆常占优等绝对之权利。非狮虎酋长等之暴恶也，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利而无厌，天性然也。”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流露出对19世纪德国思想家伊耶陵(Jhering)的《权利竞争论》也是情有独钟的：权利的目的在于和平，但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则只能是战斗。有相侵者必有相拒，只要存在外来势力之侵入，则抗争、拒绝，为权利而战，权利出矣，权利保矣。反而言之，“权利之生涯，竞争而已”。梁启超还形象地援引古希腊神话中正义之神的左手执衡右手之剑，衡者量度权利之轻重缓急，剑者保护权利之归属实行。有剑无衡，势将残暴；有衡无剑，犹如空言。
结论是：人要有权利思想，然后才能铸就高尚人格。
梁启超自问：几千年来，中国人有权利思想吗？中国人都学会逆来顺受了，于是被统治者压追，为人侵者宰割，权何在？利何在？
与“权利”相接而不可分离的是“自由”，在这一观念上，我们同样既看见了梁启超的远见卓识，也看到了他的局限，或者说他的矛盾。
“不自由，毋宁死！”自由思想是18、19世纪欧美各国的立国之本，梁启超同样认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者也。”
自由是相对于被奴役而言的。
那么“数百年来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为原动力者耶”？梁启超认为“彼民之求此自由也，其时不同，其国不同，其所需之种类不同，故其所求者亦往往不同”。在有关自由的诸种问题中，如四民平等，战国以降便废除了世卿世禄；殖民地自治，中国正在被殖民着；宗教自由，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教；劳工问题以后的问题。存下的便是真正急需解决的公民参政与民族建国了。
1840以来，中国的国运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外遭列强侵略，一败再败；受封建压迫，一苛再苛，不得已把目光投向西方是为寻找富强之道，遂有洋务运，遂有百日维新。然而在这忧患混沌之世，真正能以大智慧的眼光认识中国问题根结并明确向世人宣示者，梁启超乃第一人也！
如果说梁启超因为“广读西书”而不时心潮激荡的话，那么最激动人心处，则过于他抓住了中国只有通过民族独立以及建立议会政治，实现民主这一根本之键。
自从涉及政治，他奔走呼号的一直是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他眼见的中人破坏力之强大，因此他没有把个人自由的发展看作是社会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二，而认为离开了国家民族的自由就谈不上个人自由。
梁启超的这种自由主义，与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无关，但是，他从得到了启示，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病根所在，与此同时熏陶他成长的儒学与佛学使的自由思想多少又有点不太自由了。
为架构、创造新民之说，梁启超自然不能略去冒险、进取与尚武精神。在这辽无垠的新民之梦中，梁启超神游、感慨，有时激昂，有时消沉。
梁启超认为“士”的含义，早已经混淆不清了，也与中国无所不包的传统文化涵并非完全相符。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中便体现了对力与武的向往求。顾颉刚先生也认为“士”最初指的是武士而不是文人，具有必不可缺少的强的“侠义精神”。到春秋战国，儒家尚柔反力、重文轻武，从此“羞言戎兵”，惟尚外表”。汉武帝时定儒学为天下独尊，中国柔性文化高扬，尚武精神几近扑。然后是两千年来以文弱闻名天下，到近代则成为“东亚病夫”。
文弱便也罢了，可是酝酿这文弱的柔性文化却具有极大的同化力。梁启超感叹：就连“强悍性成驰突无前之蛮族”也一概被同化而“筋弛力脆，尽失其强悍本”。比如清朝八旗子弟，会吟诗对对子之后便骑不上战马了。
“受病之源”又究竟何在呢？
梁启超认为一是大一统局面之形成；二是儒教的局限；三是“霸者之摧荡”；是“习俗之濡染”。
梁启超把“国势之一统”列为病源之首，可谓意昧深长。从国家的一般意义而，大一统的理念也许不独中国人有，外国人也一样。否则，英国为什么自称“日落帝国”，美国为什么要打南北战争？但，大一统统到像中国封建社会那般严密铁桶，而这一切又仅仅是为了一姓之天下的“太平歌舞，四海晏然”，那就不多了。
秦王扫六合之后，“尚武”精神被看成是野蛮的象征，国风民气渐人心弛、气廷、骨软、力弱之境，阳刚之气不复存在。
冒险、进取及尚武精神，是心智、体魄的综合，梁启超还注意到了中国人的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的遗传性缺陷。
几千年来，在中国，尤其在士大夫阶层，梁启超指出“以文弱为美称，以赢怯旬娇贵，翩翩少年，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的现象实在是普遍的，见于各种古典文学作品中。当然也要背书、对对子、做八股文，长大以后呢？“则又：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哒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于是，梁启超向国人大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吾同胞练其筋骨，于勇力，无奄然颓癔以坐废也。”
心力，胆力，体力之不足，如得不到改善，那么新民之说岂非南柯一梦？一的一切，科技需得有人实验，体制需得有人运作，国防需得有人当兵，还有梁启j心仪的康德的纯性智慧，倘无强健的体魄，这些都是空话与废话。
梁启超惊呼道：
“盖强权之世，惟能战者乃能和。”
梁启超认为，中国舍自强自立，刚毅武勇，别无出路：
“今日群盗人室，白刃环门，我不一易其文弱之旧习，以固其国防，则立赢二于群虎之间，更何术以免其吞噬也！”
试论梁启超的新民之说，似应指出，梁启超关于新民的理论既是改良主义能又是民族主义的，并且渗透着爱国主义的情操。在这里，笔者所称的改良主义并{有丝毫的贬意，也不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显而易见，就人的素质的改造、进步T言，改良主义是唯一之途，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不去逐步改良，难道还能有别的一i百了的灵丹妙药？
新民之梦或可说即是重建新国家之梦。
新民之梦也应是人的面目焕然一新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