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握手道别，又是互道珍重。
何小姐说：“先生维新有成，切莫忘了我。倘若要办女子学校，一电相召，我就会来。”
梁启超：“一定！一定！”
何小姐的手最后松开之际，梁启超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何小姐又细语道：“我的心中唯有先生一人而已。”
梁启超反复琢磨：也许这就是西人所谓的恋爱吧？心生牵挂，辗转反侧，欲罢不能，如影随形……
梁启超觉得自己是跌入漩涡了。
一种芳香的没顶。
但，又得从没顶中冒出来，面对世界，首先是面对夫人。
一想到要给夫人写信，心里便忐忑不安。
这个信是愈来愈难写了，但又非写不可，迄今为止还仅仅是有心无胆，梁启超已不知如何是好了。
世人一直不解，梁启超既钟情于何小姐，何况又是孤身一人飘悬海外之际，又何必一而再地给夫人写信呢？既是写信，或可说明情由趁早作罢，要不干脆提出娶何小姐为妾，又为什么既遮掩且：表白还流露出如此缠绵悱恻？
这就是梁启超。
一个为传统思想和现代自由意识所挟持的人，他在婚姻、爱情上的观点远不能说明他自己的行为。在理智与感情之间，他总是矛盾着。倘说感情曾几何时冲破闸门而一泻千里，那也只是说明梁启超到底是凡人；如果理智最终压抑了感情，檀香山之恋便付诸太平洋水的话，也是寻常事一段，谁不是负担重重地活着的呢？
要紧的是梁启超曾经爱过，而且爱得真诚，他在给夫人的又一封信中写道：
……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有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解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而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我意蕙仙不笑我，不恼我，亦将以我敬爱蕙珍之心而敬爱之也。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而无如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有所不可也。我只得怜蕙珍而已，然我观蕙珍磊磊落落，无一点私情，我知彼之心地，必甚洁净安泰，必不如我之可笑可恼，故我亦不怜之，惟有敬爱而已。
此信寄出不久，李蕙仙的信寄到了檀香山，信中表示同情梁启超与何小姐的苦恋，决定“玉成其事”。但，她将把这一切经过详细禀告于堂上--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夫人的这一着顿时使梁启超惊慌，急忙复信以求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一言决绝，以妹视之”。
梁启超是怅惘不已的。
不久，梁启超为自立军事秘密返沪小住，也当面向夫人作了解释，一切复归如初。
梁启超再一次从日本横滨扬帆出海，开始期盼已久的美国之旅，是1903年2点20日。其时《新民丛报》已创刊一年，梁启超的声望随着这一份报纸的销路激耀而日见上扬，本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坛，中国思想界，梁启超真大有独占鳌头之势。
读者或许会问：康梁康梁，那么康有为呢？
康有为明显地落伍了。
从万木草堂、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乃至流亡海外组织“中国保皇会”，康希为抱定宗旨，一成不变，即只反慈禧，不反皇帝；对于革命，则抱着敌视的态度。
梁启超是尊师爱师的，但不再是仅仅跟在康有为后面摇旗呐喊，也不再是“五一字不出于南海了”。亡命日本、苦读西书、广求新学的结果是梁启超的知识结杉起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越出康有为的思想模式，在涉獾风云世界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人类学、新文学之后，开始架构自己的压想体系。以一个“新”字一以贯之，即用新的现代意识、现代理论钩沉中国的履史，发现中国的未来。
这正是1900年的中国所需要的，尤其是中国青年所渴求的。
梁启超赢得了青年。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因此而得到了中国。
顾全到与恩师康有为的关系，梁启超仍是保皇的。但一系列批判专制政治的支章，有时甚至主张“大破坏”的呐喊，已经由指向清廷统治集团的某几人，转而刮摇其根本政体了。康有为不悦，责难梁启超“多变”，梁启超不在乎，谓“为国币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梁启超在再一次的远航中回想着这一切。
太平洋是如此的广阔。
玛丽安娜海槽是如此的深邃。陆地上的一切高大，如珠穆朗玛峰一旦移入这淘槽，将被淹没，什么也看不见。
至少，眼见的高大不是唯一的。
船泊于加拿大温哥华，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多少有点使梁启超想起上海。后至满地可(蒙特利尔)，再往美国的纽约，这才是到了美国本土了。
梁启超此行，不是旅游观光。
他希望了解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情以及华侨的生存与发展。他想从美国的实地考察中学到一点什么。自然梁启超同千千万万初到美国的人一样，首先映入眼帘的、震动心扉的是美国的繁荣。他说：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梁启超笔下的纽约是这样的：
纽约当美国独立时，人口不过2万余(其时美国1万人以上之都市仅五处耳)。迨19世纪之中叶，骤进至70余万。至今20世纪初，更骤进至350余万，为全世界之第二大都会(英国伦敦第一)。以此增进速率之比例，不及十年，必驾伦敦而上之，此又普天下所同信也。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说，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参观华盛顿后，梁启超曾有诗记之：琼楼高处寒如许，俯瞰鸿漾是帝乡。十里歌声春锦绣，百年史迹血玄黄。华严国土天龙静，金碧山川草树香。独有行人少颜色，抚阑天末望斜阳。
梁启超确实在初到美国时，为其繁华喧闹、民主自由所吸引，礼赞之笔在《新大陆游记中》随处可见。但梁启超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淘金客，他所看到的美国仍然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真实而有趣味。如他的记纽约还有另一些文字：
野蛮人住地底，半开人住地面，文明人住地顶。住地面者，寻常一两层之屋宅是也，住地底者，孟子所谓下者为黄窟……穴地为屋，凿漏其上以透光，雨则溜下也。
纽约触目皆鸽笼，其房屋也。触目皆蛛网，其电线也。触目皆百足之虫，其市街电车也。
梁启超还注意到了城市公园的建设及其效用：“纽约之中央公园，从第七十一街起至第一百二十三街止，其面积与上海英法租界略相埒……若改为市场，所售地价，可三四倍于中国政府之岁人。以中国人之眼光观之，必曰弃金钱于无用之地，可惜可惜！”
20世纪初，城市生态学尚未兴起，那时楼高人多仍然是大都会的骄傲，但就城市布局而言，西方却已经注意到了留下足够的公众空间。仅此一点，梁启超所言极善，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便是无法想象的，此种无法想象至少持续了一个世纪。
梁启超对公园绿地在都市中的作用，“吾至纽约而信”，人们太需要闹中取静的休息了，“一日不到公园，财精神昏浊、理想污下”--梁启超如是说。
梁启超到底还是不习惯纽约的喧嚣：
街上车、空中车、隧道车、马车、自驾电车、自由车，终日殷殷于顶上，砰砰于足下，辚辚于左，彭彭于右，隆隆于前，丁丁于后，神气为昏，魄胆为摇。
梁启超还游览了格兰德墓地，对格兰德不担任总统之后的“贫不能自存”，币且偌大一个美国对前总统“无有恤者”，甚为不解；及至格兰德辞世，临河筑墓在费达“数兆金”，以为这是“咄咄怪事”。
格兰德墓前，还有李鸿章访美时种的树，想起合肥种种，梁启超只有望木兴叹了。
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是梁启超的瞩目之地。自由，这是一个使人能有“潇洒出尘之想”的字眼，又可惜离开中国太远、太远！
梁启超对美国的宪法、国会及有力的精神指导，都曾有过深人的思考。这种思考在没有与华侨社会的社情结合之前，如冲击波一样具有震撼力。同时还改变了梁启超认为宗教“偏于迷信”的看法。
一个伟大的社会，必然离不开一种伟大的宗教精神。
纽约的华埠，同样使梁启超惊讶了。
中国人，无论流落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也无论流落多久，一般来说总是具有下述特点：其一，华人聚居一街或几街，写华文招牌，说华语，尤其以潮州语、粤语通行。其二，供财神爷，什么时候都不忘记发财。三是大体上由华人之间互相通婚，杂血而杂种是为大逆不道。久而久之，华人聚居地就改造成了中国广州的某一街区的形象，随地吐痰、乱丢垃圾、沿街骂娘、赌馆鸦片烟馆，总之是有了中国特色了，无不令当地的行政官员头疼。
法国的一位学者称：举凡一国之国民心理、素质，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外域，都会有同样的表现。这一点梁启超是深深地领教了，尤其是纽约华埠层出不穷的斗殴、仇杀、秘密结社，“不禁长太息者矣”！
漫步纽约街头，梁启超有了一次静静地观察国人的机会。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走路。
不都是用脚走路吗？
是，却有大讲究。人的行走就是生命的行走，精神饱满、行尸走肉能够等而同之吗？精神无形却附丽于人的肉身，能从目光、姿势中透露出来，此所谓彩之源于精，精之现于彩是也。
梁启超看见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
中国人走路呢？那也真是一绝了，总是佝偻着，弯腰曲背，想来是几千年跪惯了，随时等着下跪吧？至于女子，缠足、金莲，细蛇腰踩着小碎步而且是盆底鞋，让好端端一个人走不得不会走。用梁启超的话说是“一命而佝，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
走路又岂只是走路而已！
行走着的是一个族群的姿态、文化、素质。目光所向处，是昂扬奋发，或是苟且偷安，能辨出大与小，可识见强与弱。
这个时候，梁启超的心里是凄凉愁苦的。
他真想走过去，在嘈杂的唐人街告诉同胞们：“站直了，跟我走！”
他也知道，如是，他将被淹没。
纽约唐人街的杂碎馆，又是一种特色。
杂碎--动物的内脏--可以成为美食，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南人北人都喜欢吃羊杂碎。但纽约的杂碎馆，虽想必也做过杂碎菜，却已经是中国餐馆在西方最早的代名词了。
李鸿章访美，刀叉牛排使他不胜其烦，想吃中国饭菜，便由唐人街的酒食店选料烹制，李鸿章一见就乐一尝就笑，远隔重洋吃到中国味儿了。间或，李鸿章以中国菜请客，西人问菜名为何，李鸿章的左右一时想不起来，便以“杂碎”称之，“自此杂碎之名大噪”。“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
中土有美食，再以李鸿章之名噪之，便有了现在所说的“广告效应”，西人没有到过中国的，为了好奇要看看唐人街，吃吃杂碎馆，何况杂碎馆菜单上所列的菜名就够开胃的了：“李鸿章汤面”，“李鸿章炒饭”，“李鸿章小笼花卷”，“李鸿章海鲜一品煲”，更有“李鸿章红烧杂碎”，使吃的人在未吃之前，先已很开心了。
梁启超为李鸿章叹：“合肥受苦了。”
自然，游公园，吃杂碎馆，总是轻松的，想要发展维新社团就不容易了。这使梁启超清醒了不少，他曾以为凭他的名声，登高一呼就行了，哪知道梁启超面对的是比维新社团历史悠久得多，组织牢固得多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团体、会馆，乃至帮会。
梁启超看见了几千年文化遗传的深厚顽固。
那些脱离了中国乡井的人，“来往于最自由之都市”，可是能够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
梁启超认为，那些海外的同胞们“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梁启超在美国时，曾听朋友们说起罗斯福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今日之美国国民最要紧者，是“脱去村落思想”，意在提升“各省、各市人民之爱省心、爱市心”。中国国民性的另一弱点，即是“：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梁启超认为上述两点对国民性的解剖，都是精辟之论，时人与后人皆无异议。
是梁启超喜欢极而言之呢，还是中国社会的情况确实如此？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缺点，梁启超认为：“三日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此实万物刍狗之言也，虽然，其奈实情如此，即欲掩讳，其可得耶？”
梁启超对其时旧金山华人社会的落后一面深恶痛极：“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日自由耳。”
梁启超进一步分析道，中国大陆的人，性质未必优于旧金山的华人，可是有长官之治、父兄约束。南洋的华人被英、荷、法殖民者残酷统治，“十数人以上之集会，辄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剥夺”，因而秩序为好。在能享受自由的美洲与澳洲，则凌乱如旧金山。
以旧金山华人社会为缩影，试看整个中国能好到哪里去呢？结论是悲哀的：“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
这里已经涉及到了一个国家、社会的政体与制度，梁启超热衷于政治，理所当然对此有过各种构想。这时候一个矛盾缠结的梁启超便站到了我们面前：他痛斥封建腐朽，力主变法维新；尤其亡命日本后，呼吁民权，召唤新民，可谓奋勇当先；可是在游历美国之后，他却“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以享自由”。
如果以平常心看待梁启超的这句话，并细密而冷静地分析中国社会情况的话还应作一些补充。梁启超所说的专制，严格地说应是开明专制，它是相对于多数彰体的共和而言的。梁启超并不是礼赞专制，也不是反对自由，而是认为在当时的匡民素质普遍低下的境况中的不适宜。梁启超把希望寄托于20年、30年、50年之后．
我们实不能忽略了梁启超的忧国忧民。
梁启超是深爱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并且为自己为亿万民众而向往着自由的--“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方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