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界初有人类以迄今日，国于环球上者何啻千万，问其岿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图占一颜色者，几何乎？日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国中，其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将来可以战胜于天演界者，几何乎？日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圆颅，而若者以兴，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强，则何以故？或日：是在地利。然今之亚美利加，犹古亚美利加，而盎格鲁逊(英国人种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荣？古之罗马，犹今之罗马，而拉丁民族何以坠其誉？或日：是在英雄。然非无亚历山大，而何以马其顿今已成灰尘？非无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几不保残喘？呜呼噫嘻！吾知其由，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名，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枯，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梁启超不倦以求的仍然是强国之道，戊戌之前以为变法即可去弱，政变以后的痛定思痛并证之以世界强国发展之路，可认为新吾国必先新吾民。
何以新吾民？梁启超亡命异国经营的也就是一份《新民丛报》，就在这张每半月出一期的报纸上，梁启超所设的专栏多达25个，一个接一个西方的名人、一种接一种新进的思潮源源不断地介绍给读者。它所带给中国知识精英者的思想震撼，实在无与伦比。
清廷上下一时惊呼：“梁启超又回来了！”
梁启超自己也惊讶了：“销场之旺，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较之《时务报》、《清议报》有过之而无不及。1903年发行数增到9000份，后又激增至14000份，中国大陆发行点有97个，遍布49个市、县，乃至偏僻的大西南、大西北均有人传阅《新民丛报》，湖广京沪更是以读《新民丛报》为荣。
梁启超以新民强国为己任，为《新民丛报》撰文可谓不遗余力，有时除了种种编务，一天竟要写5000多字。他的《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义》、《论公德》、《论进取冒险》、《论自由》、《论进步》等名著，喷涌而出。爱之者，不忍释卷；恨之者，无以招架。
梁启超于而立之年的独立思考，及属于他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已初见端倪。
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作，在中国的文化海洋里，是生动活泼的冲击浪，它冲击着陈腐，也雕塑着新中国的海岸线。
就在这世纪之交为中国的巨变而发生的改造国民、更新思想的冲击与雕塑的运动中，梁启超当之无愧地成了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巨匠。
同时，梁启超又只是梁启超，既不是完人，也不是超人，他一样为他自己的经历、所处的时代所制约。在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新民丛报》是保皇派的喉舌，梁启超的一系列论著，与孙中山针锋相对。面对着当时激进革命者的咄咄逼人，梁启超不得不亲自出马，以应付章太炎等一些同是饱学之士的凌厉攻势。一方面，这是梁启超仍不得不遵康有为之命；另一方面，也囿于他本人对中国时局的看法。
换一个角度看，正是这种争论显现了本世纪海外中国仁人志士思想的多面性，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1903年前后，梁启超无可争议地成了中国“言论界之骄子”。流亡生活不仅没有使他步人颓态，相反以其知识的广博、新颖，笔力的雄健，推论的严密，联想的奇妙，而使众多的年轻人倾倒。
黄遵宪，这位见多识广的外交家、蜚声晚清文坛的诗人，对梁启超一直是寄予厚望的，他比梁启超年长，却总是真诚地认为，“任公才具，当今无可比者”。戊戌变后，黄遵宪为梁启超担惊受怕，当《清议报》及以后的《新民丛报》辗转到手中时，黄遵宪笑了，随即又掉下了眼泪，是喜是悲，亦喜亦悲，没有比悲喜交更摄人心魄的了。
上海《时务报》的创办，黄遵宪是起人之一，一纸风云，全由梁启超笔吐出。待到汪康年不容，黄遵宪刚好湖南就任新职，遂又有湖南时务学堂，启超办得有声有色。后来暂别，梁启进京会试，不料忽然风起云涌维新大如日中天之际，又突遭变故，京城刀剑影……
黄遵宪握笔，想给梁启超写点什么，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怀旧等等都不要了，还是谈报纸，这就是文人，吃少苦受多少灾，总是三句话离；卞开方字。
黄遵宪写道：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唯有合掌膜拜而已。一信写毕，意犹未尽，又寄一书，谓：
茫茫后路，耿耿寸衷，忍涸吞声，郁郁谁语，而何意公之新民说遂陈于吾前也。罄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公尽取而发挥之，公试代仆设身处地，其惊喜为何如也。已布之说，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权利，若合群，既有以入吾民之脑，作吾民之气矣；未布之说，吾尚未知鼓舞奋发之何如也。
黄遵宪并告诉梁启超，中国几十家报纸，“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少，从形式到议论，中国的报章因之而“大变矣”！
黄遵宪是真正的知梁启超者。他除了告知梁启超，《新民丛报》上的文章已经动了千万读者的心，再一次触发了社会舆论的神经，不得不、不能不争相效之之，又叮咛梁启超山高路远，尚需继续努力：
嗟乎，我公努力努力，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此列祖列宗之所阴助，四万万人之所托命也。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唯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责任更重，其关系乃更巨，举一国材智心思耳目，专注于公，举足左右，更分轻重。
晚清文坛虽然时逢乱世，却并不寂寞，而是显现出多变、争雄、富有生机。
桐城派文体曾风行一时，论家认为，这是桐城派的最后的辉煌，它如晚霞照，也曾使斑驳的晚清文坛稍显声色。
严复是多才而傲岸的一个。其文如汉魏之子，精到深刻，邃密雅致，缺的是气魄。章太炎古典儒雅，学王充《论衡》，却难以通俗。林纾宗诸柳州，恬淡飘逸可为小品。陈三立、马其昶格局不宏。梁启超的两个至友中谭嗣同师龚自珍，文壮丽顽艳，骨气凌然，可惜英年早逝；而夏曾韦占之文以老庄及禅语为本，即便在二坛上能品味者就不多，更别提百世传人了。
一个苦难而多变的时代造就了梁启超，造就了梁启超与众不同的文字，或者童至可以说一种文体，史称报章体、新文体。
那是顺应了时代需要，又以匡扶时代崇高目标的。有评论说：
“至于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磊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竞或蹇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矗超之文如此耳！”
还是在《时务报》的时候，梁启超便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近代思想的古文翻译复严复发生过一场争论，卷入这场争论的还聿黄遵宪。
如前所述，严复多才而傲岸，他以第一个译介西方近代思想的文坛才子著称，并刊有相当的社会影响。严复认为梁启超发论葛率，太多太快，有哗众取宠之嫌，因而“君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
对严复的相劝，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击中是这样说的：“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其所规则，皆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粕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
显然，梁启超对严复精深的学问是佩服的，对所劝之言，亦心有所动。
也许是出于社会公众接受程度的考虑，梁启超在给严复的回信中却坚持了另一砷看法：“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垦数失言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解也，先生谓毫厘之差，流人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得无视启超过重，而视众生太轻耶？”
梁启超强调了文章“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的作用，这是梁启超的吐人之处，他的兴奋点总是和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他已经预感到了时代的某种勾广大民众所迫切需要的精神与文化的需要。细读梁启超的信，最使梁启超不能接受的大约是严复的另一观点，即“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时为1897年，梁启超正追随康有为把中国变革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光绪之际。
无论如何，严复与梁启超的文字之争是战端已开了，起初，两个人大致旗鼓相当。到《新民丛报》时，梁启超的文章和声望已大有秋风扫落叶之势。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便发表了‘严复《原富》译本的书评，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
梁启超评《原富》，首先肯定其“精善”，同时也指出了译笔的不足：
“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
梁启超进而明确自己的观点道：
“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实质上这是觉世与传世之分，梁启超自然认为，其时中国需要的是觉世之人、邑世之文。由此出发，梁启超认为译笔艰深古奥，不能使学童受益的现状应该改芝，因而呼吁“文界革命”。
严复不以为然，他认为：
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
其实，后人可以不去判断在梁启超与严复之间的谁对谁错，或者说任何对或错价值判断，都是近乎武断的。梁启超和严复的争论，只是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知乏分子的追求与困惑。
对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而言，既需要梁启超，也需要严复；既应有觉世之，也应有传世之作，“和实生味，同则不继”。
严复没有错。梁启超获得了大成功。
梁启超的成功，是在于他拥有更多的读者。
或者，后人还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分析梁启超与严复的不同之处：自甲午败，改良派取代洋务派走上政治舞台，梁启超作为著名的青年思想家及宣传家，开了长达20余年的政治生涯，因而认为梁启超为开民智、倡民权作出了杰出贡献诸多文字，却也多少带有宣传的色彩，实不为过。严复不是，至少在与梁启超争“文界革命”的那一段时间，他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学问家。
梁启超在写学术文章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政治，梁启超确确实实是想通过各种途径--首先是以“新民”为第一要义--来达到富国强民之目的。而此种设想顺应了历史潮流，再加上梁启超著作的博古通今、识贯中西、流畅锐达、至情至性，梁启超便成了一代文坛之上众多大手笔中的更大者。
志在觉世，便贯穿于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述与思想中，于是“报章体”便应运而生。
何为报章体呢？梁启超认为著书立说需“规久远，明全义”；而报章体，因为时势变异之速而只需“救一时，明一义者也”。用今天的话说是要不断地跟上形势，“持论屡变”这一为人人诟病的毛病或者特性，对梁启超及别的报人，都是在所难免的。
时代变了，报章上的文字能不变吗？
时代当其变化之时，报人是没有时间去咀嚼品味沉思再三的，他得连夜赶社讶写专栏，所以“一时、一义”之论也会随时变迁。回头偶一检视，不觉脸红，乃至“汗流浃背”。
脸红是脸红，却不悔少作，梁启超称：
“若鄙人者，无藏山传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侮。”
那么，“沉博绝丽”，“瑰奇奥诡”之时人以为可藏之名山的传世之作，梁启起写不出来吗？非也，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一办报纸，怎么去瑰奇奥诡？而报纸又箕在是中国所需要的，介绍西方文明的这一窗口如不开启，中国的愚昧和黑暗岂不握要更深远吗？
梁启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觉天下为己任。
也因此，晚清文坛各路青年才子中，梁启超无可争辩地脱颖而出，为骄子、拱牛耳。
在自己的位置上，梁启超无论写政论或文学作品，首先考虑的是社会效果，币不是写作艺术，借鉴西方名著也以此为标准。日本明治前期的政治小说，从艺术币言极为粗劣，为宣传政治主张的便利计，梁启超将其引进中国加以倡导。
梁启超名声大噪的日子还没有过去，但生活本身还有更多戏剧性的变化，梁启超如何面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