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报星空坠北斗，盈眶热泪湿青衫。道德文章人尊仰，宽容平等纳百川。乾乾不息承圣德，循循善诱桃李芳。昊天不慭遗吾老，正气长存在人间。
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怀念张岱年先生
郭齐勇
（武汉大学哲学系）
我的老师萧萐父、唐明邦先生等都曾在北大读书或进修，听过张先生的课，是张先生的学生。我作为晚辈，通过老师们的真情回忆了解了太老师的人格与学问，又读了《中国哲学大纲》等著作，对太老师非常仰慕。1983、1984年前后，我因研究熊十力哲学，开始与张先生通信，向他老人家请益。
我第一次拜访张先生是在1984年4月5日的上午，当时张先生75岁。我与李明华学兄一道向先生求教。张先生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正直、厚道与平易。这样一位饱学之士，一位长者，却没有一点架子。先生说话中气很足，字正腔圆。我们首先请教张先生与熊先生的交往过程，他谈到1932年，因他在《大公报》的《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熊先生读后颇为赞赏，对张先生的长兄申府先生说，我想和你弟弟谈谈，于是张先生即到熊先生寓所拜访。张先生说，当时熊先生住在崇文门外缨子胡同，是借住梁漱溟先生家里的房子。熊先生后来住银闸胡同，住二道桥，张先生都去过。熊先生在京时，张先生大约每年拜访他两三次，主要交谈有关佛学和宋明理学的问题。
由于岱年先生的介绍，1984年春，我与李明华学兄还去拜访了张申府先生。我注意到《十力语要》中熊先生有《答张季同》、《答张君》、《与张君》等多通函札。一般说来，对平辈稍晚一点的称“君”，故熊先生如是称呼。熊先生对张岱年先生甚为器重，在信函中又称张先生为“贤者”、“仁者”，说张先生有“笃厚气象”，与张先生交流“此士先哲遗文，返在当躬体验”的心得，而批评“剽窃西学”者。熊先生亦对张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的“一”、“木根”、“本原”即为“本体”之代语之说和有关魏晋时代的体无、独化论的看法提出了不同见解，致函加以讨论。张先生将他与熊翁的交往，娓娓道来。他特别告诉我们，《新唯识论》语体文本“附录”中的《与张君》，也是答复他的。从这一函中，我们可以知道，张先生与熊先生讨论体用论，尤其是王船山的体用论，见解上有不少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二位先生的交谊。张先生给我们讲了熊先生与废名（冯文炳）先生扭打的掌故，又讲了林宰平先生与熊先生交往的故事。张先生笑着说：林宰平先生说，他老熊总是以师道自居，熊先生则说，我有此德，我为什么不自居？！
张先生谈了熊先生哲学思想的渊源、转变，与西方哲学、与唯识学的关系，与朱子、阳明、船山的关系，在现代哲学界的地位等等。他肯定熊先生“造诣较深”，认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梁漱溟四位大家都很重要。
在张岱年先生的介绍下，我曾于次年3月再次赴京时，到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拜访了他的长兄张申府先生。申府先生那年92岁。我亲耳聆听了老师宿儒在汤一介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上的演讲。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集中地品味着中国文化的大餐。1984、1985年因研究熊十力而拜访一些前辈，又听了前辈们的演讲，那段经历可以说影响了我的后半生。记得那一次集中听了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金克木、季羡林、任继愈等等先生们的演讲，如坐春风。1984年春天赴京时我曾拜访过梁、冯等先生，尔后又数次拜访梁先生。我清楚地记得岱老于1985年3月15日上午在中国文化讲习班上的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说：
1947年，金岳霖先生问我，熊十力哲学是怎么回事？金先生自问自答：“熊十力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而我的这个哲学背后没有人。”张先生接着说：金先生用英文思考，然后再翻成汉语，而熊十力哲学是他生活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们也可以套用金先生的话来评价张岱年先生。张先生的学问是他的人格的表现，生活的表现，修养境界的表现。他的学问、人品、生活是贯通的，一致的。1985年12月，我们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等单位在黄州举办纪念熊十力先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张先生专为此会写了《忆熊十力先生》一文，印100份提交大会。这篇文章已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又收入我们编的、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玄圃论学集》中。这篇文章的手稿，陈来教授于2003年3月检出寄我保存，以便将来在有关熊十力先生及其研究的文献档案中收存。我今天重读这一手稿，百感交集。张先生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熊先生思想的主旨，表达了他的敬意。此手稿共6页，用北京市京昌印刷厂印的薄薄的400字文稿纸写的。
张先生写给我的好几封信，我集中贴在一个大本子上（还有梁漱溟先生、石峻先生、任继愈先生等的复信），可惜数次搬家后这个大本子不知放到什么地方了。我最近又找到张先生于1985年前后给我写的几封信，是关于熊十力与他自己的。我当时作熊十力师友的调查，收到一些老前辈的信札、材料。我还找到张先生1993年12月23日的信，信中张先生对我的《为熊十力先生辩诬》一文表示支持，认为写得很好，说“您的文章根据事实讲明道理，态度是严谨的”。
二十年来，我去北京出差、开会，总是要到张先生府上拜访。去得最多的是中关园48公寓103号。张先生住在那么狭小的房间，那堆满书籍、杂志的书房，常常接待像我这样的外地后生。每次交谈都有不少收获。开始，张先生总是坚持把包括我在内的客人送下楼，后来才改为送到门口。以前每年春节，我都给他寄贺卡，他每次必回贺卡。后来我怕他回寄麻烦，不敢再寄了。我每次拜见他，他都要问武汉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各位老师的近况。记得1999年10月我们赴京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7日上午开幕式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东门，我赶出去送即将离开的张先生。他一见到我，开口就问：“老萧、老唐还好吧？”我说：“萧老师、唐老师也来了，他们刚才坐在台下听你讲话，现在在后面哩。”他又说：“我经常见到令兄。”家兄郭齐家在北京师大教育系当老师，亦常去拜访、探望张先生。张先生是师大的前辈，与家兄的老师毛礼锐先生是朋友，所以待家兄如弟子。家兄知道张先生与夫人都喜欢吃猪肘子，常买卤得较烂的猪肘猪蹄送去。
2001年7月，我们赴京出席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21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也是开幕式结束之后，我赶过去送离席的张先生，他一见到我，也是问萧老师、唐老师，也谈及家兄。那时他已经是92岁的人了。回到武汉，我对萧、唐二师说，张先生非常敏捷，记忆力、反应能力都很强，活一百岁应无问题。
张先生家搬到蓝旗营后，我只去过两次。一次是2000年8月，我出席在北京大学达园宾馆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会议”期间，另一次是2002年3月底4月初，我出席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头一次是我与博士生张杰一道去的；第二次是我一个人去的，我与张先生交谈大半小时后，刘鄂培先生也到张宅，我们继续交谈。这两次我都是援旧例，提了一点水果去的。一进门，张先生与老夫人仍旧是站在门边迎接，告别的时候两位老人仍旧是走到门口相送。两位老人一前一后，身体挺得很直。只是张先生落座和起来时不那么灵便了，耳朵有点背了。头一次，我们送他《郭店楚简国际会议论文集》一册。第二次，我问他寄给他的一套《熊十力全集》收到了没有，他说收到了，说你们编得好。
这两次，我与张先生交谈的主要内容是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张先生对这些新出土的儒道两家文献十分感兴趣，他始终了解中国哲学史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他知道《性自命出》与《老子》的三种文本，他期待着上博简《周易》的公布。我跟他谈《孔子诗论》，又说，孔门七十子将有新的资料，如《仲弓》、《颜渊》等。他问我，是一些什么内容？我说，我也是听说有这些篇名，还要等待整理者发表。他对儒家资料和儒家传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2004年4月25日，惊悉张先生仙逝的噩耗，我悲痛不已。惜因届时先父生病，我随侍在侧，未能亲赴北京出席张先生追悼大会和稍后在清华举行的张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我十分怀念这位忠厚长者对我的指导、提携、关心和爱护。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他每出一种专著，都赠送给我一册，如《真与善的探索》、《文化与哲学》、《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岱年文集》（第一卷，清华版）等，都亲笔写了“齐勇同志惠存”并签名、具时。这使我十分感动。我曾参与了由他老人家领衔主编、方克立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的编写工作。我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哲学》一章，曾经他老人家亲自审阅、修订。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我深深地怀念张岱年先生！张先生的为人为学，是中国哲学史界的楷模！
兹附录我于4月25日给陈来先生发去的并请他转北京大学治丧办公室的唁电：“惊悉国学大师张岱年老先生仙逝，无限哀痛！谨向您，并通过您向张先生家属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致以亲切的问候。张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是学界泰斗，是中国哲学界的大师！张先生德业双馨，是哲学界的楷模！他的哲学创识，他对中国哲学智慧的发掘，他的中国哲学史的创造性研究和‘文化综合创新论’，是20世纪我国哲学的宝贵遗产。他对我们武汉大学和湖北省哲学史界几代学人给予的关爱和教诲，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谨代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全体师生员工，代表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教授，代表中国哲学学科点所有同仁，代表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全体同仁，向我们敬爱的张岱老致哀！张先生的精神永垂不朽！”
（原载陈来主编：《不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次发表时有修改）
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教诲
蒋国保
（苏州大学哲学系）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快要到了，怀念已故亲人、师友的情感这阵子也就变得越来越浓烈，一时难以化解。这样的心情，使我怀念张岱年先生的情感也不由得浓烈起来。我不是张岱年先生的入门第子，从来不敢以先生的弟子自居，但在内心中，我一直将先生看做我精神乃至人格上的良师。因此，在已故的师友中，我最怀念的是张岱年先生。有伟人说过，世界上绝无无缘无故的恨，也绝无无缘无故的爱。我对张岱年先生的怀念，不是因为我与张岱年先生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是因为我一直难以忘怀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教诲。在这个清明节即将来临之日，我愿意公开说说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教诲，一为告慰张先生的在天之灵，二为寄托我自己的一种特殊情感，三为年轻学子提供一份精神食粮。
一
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开始受教于张岱年先生，应该说是他广义上的学生。虽然是他的学生，因为那时他没有给我们开课，我实际上并没有听过张先生的课。虽然没有听过张先生的课，但我自己十分清楚，我之后来志向于研究中国哲学，若说根源，应归因于张岱年先生对我的深刻影响。个中的缘由，我曾在《方以智与明清哲学》一书的“自序”中提及，现转录如下：
走进哲学的大门，对我来说，是个偶然，但在哲学的门类中，我选定中国哲学为自己一生的学业，却由诸种因缘促成。在北京大学听朱伯崑、楼宇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是我接触中国哲学的开始。但这个开始，与其说给了我一些中国哲学的知识，不如说给了我一个关于中国哲学的好奇心。好奇未必就喜欢。我之所以喜欢上中国哲学，将对中国哲学的好奇心转为学中国哲学的志向，是因为我有幸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张岱年先生那种为学与做人融为一体的人格魅力。1974年的夏季，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荀子批注》（后来改名为《荀子新注》，由中华书局出版）修改小组，小组成员由老师、学生与工宣队队员三方面人员组成。学生成员有三个，我是一个；老师成员也是三个，他们是张岱年、楼宇烈、马绍孟先生。因为这个因缘，我得以与张岱年先生住在一个楼里，生活了近三个月。记的当时我们住在北京市委招待所的一座楼里，每天老师和学生一起修改《荀子批注》初稿，只不过学生修改过的稿子，最后再由老师审订。我现在仍清晰记得我为“盗窃不与”（原文为“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见《荀子·宥坐》）如何解请张岱年先生审订的事。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我想将这句解为对盗贼的同情，就先去问楼宇烈先生，这句可不可以理解为不治盗窃罪，即宽宥盗贼。楼宇烈先生说，不能这样理解，这句的意思是说盗窃这一罪过尚不包括其内。我不死心，又去请教张岱年先生。张先生明确地告诉我，我的理解不正确，楼宇烈先生的解释是十分准确的。我已记不清诸如此类的请教有多少次，我只记得每次走进张先生的房间，首先看到的总是他伏案读书写作的背影。《荀子批注》修改工作完成后，我和另一个同学扛着张先生的铺盖乘公交车送张先生回家。那时，张先生的家在北京大学蔚秀园，一进先生的家门，让我吃惊的不是房子的窄小简陋，而是那满屋子的书，尤其是先生住的那间房，书堆得满满的，一眼看上去，床就像架在书堆里。这些在别人看来很平淡的经历，对我来说，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我后来坚定地学中国哲学，应该说同这些经历不无关系。
二
1975年5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我回安徽工作，先在铜陵市的报社当记者，后于1976年春调到安徽大学宣传部从事理论写作工作。那时，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几个学者，印了一本《桓谭新论》，书中附有《桓谭新论》及散落的几篇遗文的注释。“文革”刚结束，这类的文献资料还不多见，我想它对研究中国哲学的张岱年先生也许有用，便向他们多要了一本，托留在北大哲学系当老师的我的同学刘世兴在寒假返校时带给了张岱年先生。此事之后不久，我一听到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信息，就于1978年3月21日给张岱年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想考他的研究生，并请教如何复习应考。我事先坚信张先生一定会复我的信，但当我收到他的复信时，仍然对他那么快就复信感到有点意外。从张先生复信的信末落下的“78、3、27”这一时间来断，他似在一接到我的信后就立即给我写了复信。这是我受教于张岱年先生后接到的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仍保留着张岱年先生的这封信，现原原本本转录在下：
国保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