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绿色江河”
1997年9月，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国际性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它是由加拿大工程师戴维·麦格塔格发起的。总部设在伦敦，在25个国家设有分部，成员达350万人以上。
这个组织以环境保护为已任，反对核试验；反对捕鲸和猎杀野生动物；反对某些发达国家对有害废弃物进行越境转移；关注战争带来的环境危机；关注全球变暖现象，主张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关注工业公害事件……他们用“公众舆论”这一有力武器，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在敦促有关国家和企业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保护环境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许多行动十分激进，以致反对者竟攻击他们是“不讲理的、专事敲诈的恐怖分子”，但实际上他们却体现出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一直活跃在世界环保舞台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环保意识的觉醒，中国也开始出现了民间的环保组织和环保志愿者，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出生于四川成都，7岁随父母亲来到金沙江畔渡口市（现攀枝花市）的杨欣。
正是在高山峡谷中奔腾而下的金沙江，培养了杨欣对大自然的感悟和热爱，并且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不畏艰难险阻的基因，并因此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6年6月初，身体健壮、热爱大自然，具有探险精神的杨欣和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队员们第一次来到格拉丹冬雪峰下，踏上了中华民族母亲河长江的源头。在漂流中，杨欣开始认识了长江，并且结识了一批热爱长江的朋友。
1991年和1992年，杨欣两次组织和参与了对长江支流雅砻江的拍摄和考察，1994年夏天，又开始了对长江源头地区电视专题片的拍摄。在这几次考察和拍摄中，他惊奇而痛心地发现，长江源头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日趋严重：冰川退缩、草场退化，而随着人口的增加，牧民放牧牛羊的地方已经达到海拔5500米植物生长的极限高度；姜根曲畔，昔日上百只一群的藏羚羊，已经减少到只有10多只；通天河畔，几年前的草坡竟一下子变成了数十米高的沙丘……
在考察中，杨欣在长江和黄河源头地区曲麻菜县，听到了为保卫藏羚羊英勇牺牲的索南达杰的故事，站在烈士的遗像前，望着遗像上那忧郁的目光，他心潮起伏，在强烈的震撼中，感到自己也应该为保卫长江源做一些事了。
从此他便踏上了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
1995年杨欣这个中国的普通公民，在深圳郊区朋友的出租屋里，写出了“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五年计划策划方案，这个策划方案得到了深圳世纪文化公司总经理郑建平的支持。以后经过半年的奔走、游说，又取得了青海省环保局、国家环保局和深圳市环保局的支持，批准成立了“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筹委会。
又是经过无数的奔走和游说，1996年在“自然之友”梁从诚先生帮助下，深圳市政府给予了30万元资助，“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终于在深圳启动了。5月，杨欣陪同来自北京、广东、青海等地的科学家、记者、环保志愿者组成的综合考察队考察了长江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并确定了建立长江源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的位置。
但是，建立保护站的经费却迟迟无法落实。在焦头烂额、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朋友们建议他写书，用卖书的钱建立保护站。于是杨欣硬着头皮，以几次对长江源头的考察和探险为题材，写出了长篇纪实作品《长江魂》。
这是一本用生命和热血写出的书。
在朋友们帮助下，这本书很快出版了。
在写书的同时，杨欣又用卖书款作抵押，从香港“地球之友”借钱，在深圳订购了建立保护站必需的各种材料，招募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志愿者。1997年9月初志愿者们带着帐篷、棉被、锅碗、粮食和建筑材料，从四川、深圳、北京到达可可西里东侧，开始环保站的施工。仅仅七天便完成了80平方米活动房屋的安装。
1997年9月10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升起，中国第一个民间的生态环境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诞生了。
第二年，在王石等环保人士及深圳英特泰公司、成都铁塔厂等企业的鼎力相助下，来自四川、北京、广东等地的志愿者，包括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们又对保护站进行了扩建。
保护站一诞生，便成为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反偷猎队的前沿基地和哨卡，对可可西里藏羚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9年，杨欣和一批环保志愿者又在四川注册成立了四川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简称“绿色江河”）。促进会倡导和策划了建立长江源环保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由江泽民主席题写了碑名，1999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天，在长江源区沱沱河之滨落成，默默地呼吁着各级政府和中华儿女更加重视长江源生态环境的保护。
2000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和香港“地球之友”的赞助下，杨欣和绿色江河出版了画册《长江源》。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全方位展示长江源头的自然风光、风土民俗、宗教文化以及生态环境，让更多的人特别更多的孩子认识长江、热爱长江，共同保护长江的生态环境。
杨欣从第一次踏上长江源那块神秘的土地到现在已经有16年，他献身长江源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已经8年，他从一位充满好奇心、易于激动的小青年变得理智而成熟，但是对长江的热爱却始终没有改变。他已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工作、生活乃至希望和憧憬都融入长江之中。他明白，“长江源的环境保护是一条漫长的路，是一条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射线”……
但是，他必须走下去。
“漂哥”们的高原情结
早在1997~1998年采访位于攀枝花的二滩电站工程时，便听说攀枝花市有一批环境保护的“发烧友”，我曾经采访过这批“发烧友”中的一员——当时的建设银行二滩水电专业支行行长陈连跃。
采访中我惊异地发现，这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有着宽宽的、聪颖的额头和天然的卷发，身上竟有着一种诗人或艺术家的气质，和他谈话，总给我一种奇特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在接受采访时，他完全没有兴趣向我介绍自己被许多人羡慕，认为极具魅力的金融业务，雅砻江和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似乎占据了他的整个思想和情感。他充满诗意地向我描绘了甘孜州九龙县美丽的高原湖泊伍须海，这是他生平见到过的最迷人的地方。正是在伍须海旁边的原始森林里，躺在厚厚的落叶和地衣上，仰头望着蓝蓝的、大海一样的天空，绿色的、宛如在大海里浮动的树枝，一种庄严而神圣的感情便陡地从心中升起，他掏出笔记本，重重地写下了几个字：
建立自然保护区！
从此，他便成为环境保护的“发烧友”。
自从第一次上高原后，陈连跃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年禁不住都要上高原去。杨欣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后，陈连跃又和杨欣一起策划、筹建“西藏自然保护基金会”，他还酝酿在攀枝花市建立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
而且最后他还告诉我，他已经萌发了一个想法，再工作一段时间，和杨欣一样，专门去从事环境保护了。
当时我便意识到，青藏高原和环境保护事业将改变这个年轻人的整个人生。
2001年9月，为了考察长江上游干热河谷的生态状况，我再次来到了攀枝花市并再次见到了陈连跃，果然，如我所料或如他自己所说，他已经离职加入了杨欣发起的“绿色江河”组织，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了。
我向他问起离职的经过，他仅仅摇了摇头，摆了摆右手，简单地回答道：“不值一提……”
这次攀枝花之行我还采访了被称为“高原发烧友”或“漂哥”的冯春、吴为、张正廉等人。
他们告诉我，到青藏高原次数最多的除了杨欣还有杨勇（地质工程师）和唐邦兴（中科院成都分院地理所的专家）两人，除此之外便是兰为可、王列诗、廖国宏、刘建、张昌春等。这些人大多数是长江科考漂流队的主力队员，以成都和攀枝花为中心，最近几年，队伍已经扩大到云南了。
也许由于自幼便生长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边，对长江有特殊的感情；也许由于攀枝花市这个移民城市年青一代血液中留下了祖先敢于开拓、敢于冒险的基因，因此，在1986年的长江科考漂流队中，竟有一半是攀枝花人。
从第一次到青藏高原起，高原便以它无比的魅力和远离尘世的美，紧紧地攫住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梦牵魂萦，从此便得上了“高原病”，而每年去一次高原便成为必然了。
为了能每年一次自费到自然条件极端严酷的青藏高原进行考察，这帮30岁到40岁、身强力壮的汉子，竟放弃了生活上的许多嗜好，平时极端地省吃俭用，甚至不可思议地放弃了爱情和婚姻，成为一群光棍汉。每次出发前他们都会写下《生死状》：“有条件下运回遗体，无条件时就地埯埋”；“无赡养抚恤等问题”；“组织概不负责”……如此等等。
最初，血气方刚的他们，上高原去主要是为了“好奇”和“好玩”，但是后来不一样了，高原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使他们担忧，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肩头上的责任。
1986年他们第一次去长江源时，曾到过格拉丹冬雪峰下的姜古迪如冰川，看见了冰雪融化后形成的长江第一滴水……但是，1993年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当年的冰川竟已经无影无踪——它们已经后退了几百米。
1986年第一次坐着橡皮艇到沱沱河时，看见河边的沙丘只有小房子那样大，但是七年后，河边的沙丘却已经绵延了一公里多。
1986年通天河上游还是一条整齐、平静的河流，但1994年河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泥沙破坏，变成散漫的网状。以后沱沱河、通天河都一年不如一年，过去坐橡皮舟能够漂流的地方，后来竟只能弃舟步行了。
1994年他们路过甘孜州和青海接壤的石渠县时，曾看到一片美丽的沼泽，但是2000年当他们再次来到这里时，沼泽已经干涸了。
在金沙江边云南省的永胜县，他们看见了几十条采金船，把整个河床变得千疮百孔；在雅砻江的支流鲜水河沿岸，也到处有人采金；甚至长江正源沱沱河及北源楚玛尔河边都有大量采金队伍。
云南东川市由于乱挖滥采，对森林大肆破坏，成为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区，但他们却发现，有人竟不以这种现象为耻，反而向外国人宣传所谓的“泥石流景观”，这样的麻木，这样的愚蠢，让他们除了叹息竟找不到语言可以形容了。
他们还发现了人类对野生动物残酷而野蛮的屠杀：可可西里一只美丽的藏羚羊在被剥皮前生下了一只小羊羔，母羊已经死了，但小羊羔还在妈妈血淋淋的身上寻找着哺乳的奶头……在饭店里，他们看见满墙悬挂的全是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皮……
他们坦率地承认，刚上高原时，也不懂得对生命的赞美和敬畏，也曾带上猎枪猎杀野生动物。后来，是藏族人民对生命的爱护启发和影响了他们；而在高原严酷自然条件下，野生动物的健壮和美丽，也使他们震惊和感动。他们曾看见一群群白唇鹿、藏羚羊、藏野驴从身边悠闲地掠过，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吃草；上千只野鸭聚集在湖泊边嬉戏……这些动物还不懂得人类的残酷和贪婪，因此毫不惧怕他们。这种单纯、美丽、和谐使他们对自己野蛮的行为感到羞愧和内疚了，于是发誓不再伤害野生动物。
出于对高原生态环境的担忧，他们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点点资金，就高原特别长江源头和上游地区的真实状况拍摄了大量专题片，向人们宣传、呼吁。
正如地质工程师、长漂队员杨勇所说，是高原和长江锻炼了意志，启发了思维，扩展了胸襟，帮助他们树立了崭新的人生观。
也许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力量还十分有限，但他们在希望中起步，在希望中生活，在希望中奋斗，他们是幸福的。正如但丁所说：“能够使我飘浮于人生的泥沼中而不致陷污的，是我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