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草原。
是的，我要回去，回到我曾经驻守过的那个地方，回到那个曾经无数次在梦境里反复出现的地方。
我要回去，一定！
哪怕只是能再看一眼那山、那石、那沼泽，哪怕只是能再闻一闻那纯洁得只有青草气息的空气，我都能让今生再无遗憾。
噩耗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我没有一点儿准备。
那天，正是北京最闷热的酷暑时节，一个来自远方的电话使我一下子浑身冰冷，如坠冰窟。我已经忘了那一刻是怎样挂断的电话，只依稀记得当时头脑间一片空白，像被抽去了魂魄的行尸走肉。整整一天，我就那么一直呆呆的坐着，没有任何表情，只一根接一根的吸烟，就这样直坐到夕阳西下，脚下的烟蒂散满了一地。
我想不起来当时的我是否曾掉泪。或许掉过，但我已没有感觉；又或许一滴泪也未曾落下，只因那份心痛已远非泪滴可以表达。
晚上，我发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书籍、纸张、各种杂乱无章的图表被我翻腾得一片狼藉，像被洗劫过一样，终于还是让我找到了它——一本陈旧的影集。
照片同样陈旧，张张都已泛黄，我一页一页的翻，最终停留在其中的一张。
这张照片就是乌嗯巴特留给我的最后的记忆，这20年来，我对他的所有记忆都凝固在这里，凝固在他19岁的青春里。
19岁的乌嗯巴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照片里的他身着87式陆军夏常服，佩下士军衔，略显孩子气的脸上挂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那是一种可以驱散世间任何阴霾的笑容，一种让人哪怕在绝境中也能感到希望和振奋的笑容。
就是这么阳光的一个人，如今却已不在了。
他走的那天，还没到40岁。
从北京出发，沿京张高速一路向北，过了张北，草原已依稀在目。
从这里再继续前行四百余公里，深入草原腹地，并直抵国境线我方一侧，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了。一共七百多公里的路程，在今天只用不到10个钟头就可抵达，当年，我们却在路上足足跋涉了五天。
出发前我给谢胖子发了条短信：我要去锡市。那边很快回复了，只有两个字：来吧。
谢胖子就是锡市人，跟我同年入伍，同在一个连队，当兵时两个人好得像一对基友。当年他是我们全体战斗排战士眼红的对象，原因有三：第一，他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部队驻地离老家不到200公里；第二，他是高中生。谢胖子跟我们虽然都是同年入伍，但年龄比我们都要大几岁，因为他是高中毕了业才来当的兵，不像我们，很多人连初中学历都是掺了水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具有高中学历的战士可真是奇货可居；第三，他是技术兵，电台的报务员。每天我们这些普通战士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累得筋疲力尽像条死狗一样的时候，他在值守电台；我们修靶场、修公路、拉铁丝网、种地种树掏厕所的时候，他在值守电台；我们在白毛风里巡逻、站哨，恨不能把鼻子都冻掉的时候，丫还猫在屋里抱着根暖气管子在值守电台……
高速一路畅通，越向北行，车辆越少，渐渐的整条公路上似乎只剩下了我这一辆车在奔跑。车窗外，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真的是望不到边，偶尔能见到一排排巨大的白色的风力发电机组直挺挺伫立在草原上，缓缓的转动着螺旋桨。这个东西是我当年从未见到过的。
真的已经离开得太久了。
20年了，有多少人、多少事，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唯一还没变的，似乎只有草原的美。
我的草原，亘古未变。
但我第一眼见到的草原并不是这样子。
初见草原，只有铺天盖地的皑皑白雪，没有草，枯草都被覆盖在厚厚的积雪下；没有羊群，没有蒙古包，没有人烟，方圆几百公里就像是没有一点儿生命迹象的无人区。
“惨了！”两辆大巴车，一百多个新兵，一百多个相同的心思。
棉衣棉裤大头鞋、狗皮帽子皮手套，依然抵挡不住这里的严寒，即使坐在车里，我们也被冻得瑟瑟发抖。
这时，我们这批新兵已经在路上走了四天。
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县，95%是农村兵，剩下的5%是城市兵。一百多人，相识者寥寥。我们第一天从家乡的县城出发，乘坐运兵专列到北京，由于铁路调度的原因，我们需要在北京站滞留13个小时，才能再次启程，依然由运兵专列将我们送到内蒙古的集宁市。
1992年的北京站，在当时不但是全国，而且也应该是全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征兵时节，这里汇聚了从五湖四海而来，奔赴全国各地、各军兵种的新兵。从衣服的颜色上看，人数最多的当然是陆军，此外空军、海军、武警，基本都齐了。记忆中，那天的候车大厅，满眼都是刚刚穿上军装的毛头小伙子，有的神情亢奋，有的目光黯然。
我们这批兵的狗皮帽子引起了其他新兵的注意。一个武警新兵离着老远冲我们隔空喊话：“嗨！哥们儿！你们是去哪儿的？青藏高原啊？”
“内蒙古，边防团的！”我们这边刚有人应了一句，接兵干部立刻严肃的喝止：“注意保密！把嘴都给我闭上！”
当年来接我们这批兵的是三个干部，两个战士。干部中军衔最高的是少校，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团卫生队的王军医，技术兵种，军衔虽高但没什么具体职务。另外两个都是中尉，其中一个是军务股的邢参谋，理论上算是我们的河北老乡；另一个就是后来让全体战士都敬畏三分的特务连连长张日东。
呵斥我们的就是这位张连长。
接兵干部把我们这一百多新兵分成了两个排，分别由两个接兵的老战士带队，这两个老兵也因此被我们喊了一路的“排长”，喊得他们自己都有点儿不好意思。
一排的“排长”叫迟德利，锡市人，中士军衔，黝黑的脸膛上有一条明显的疤痕，很像是刀疤。就是这条刀疤，让我们感到这个人极不简单，甚至有点儿可怕，不过经过后来的接触我们发现这个人其实也挺不错的，讲义气，有点儿侠义心肠。
迟中士这一路上都没有笑过，总是板着一张黑脸，让人不太敢接近。相较而言，我们更喜欢跟另一位老兵打交道。
那个兵叫李波，陕西横县人，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身材瘦削，军衔中士。跟老迟相反，他很爱笑，有时甚至能显出大姑娘般的腼腆，这让我们觉得他比较和蔼，容易接近。
一路上我们这几个城市兵总是围着他问长问短的套近乎，把出门时家里给带的香烟、水果都慷慨解囊，这让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基本上对我们的问题都有问必答。相反的是，那些农村来的兵们就要木讷得多，整个儿行程也没见他们多说过一句话。
城市兵的狡黠就体现在这里。首先从当兵的目的上，我们就和农村兵们不同。我们这几个都是读书读不下去，注定考学无望的“学渣”，将来要想找个好工作，似乎只剩下当兵这一条路可走了。按照政策，城镇兵复员之后国家是给安置工作的，当时退伍兵们大致的去处都是普通人很艳羡的单位，比如铁路、邮政、公安、交通，顶不济的也能找个国企去混日子，所以从当兵的积极性上来说，我们肯定是要强于农村兵的，他们不管在部队待多少年，只要没提干、没上军校、没转志愿兵，最后的结局还是要回到老家继续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因此农村战士们从良心上来讲，是没几个真心愿意去当兵的，只是乡里的武装部催得紧，恨不能天天堵着家门口给一家老小做工作，逼得这些后生们躲都没处躲了才被武装干部们强拉着去做了体检。只要体检一过关，基本上就跑不了了，他这个兵就算当定了。
何况我们也都在琢磨着，等到了部队以后，这两个带队的“排长”没准儿就是我们的新兵班长。我们那个年代，哥哥姐姐、哥哥姐姐的同学、朋友，去当兵的不少，早就从他们的口中听到过部队的种种传闻，最让我们关心的当然是新兵连的受训生活。我参军之前，恰逢我姐的一个高中同学刚刚复员回来，听说我要去当兵，一个劲儿的嘱咐：“到了部队，尤其是新兵连，千万要听班长的话，班长说灯泡是黑色的，它就是黑色的；班长说今年是2000年，它就是2000年！”由此我也算从一个侧面领悟到了跟新兵班长搞好关系是有多么的重要。
跟李波的交谈中得知，他是特务连的兵，刀疤脸老迟是步兵连的兵。我们都对特务连充满了向往，认为特务连就是特种兵，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个个都是能飞檐走壁、徒手毙敌的武林高手；而步兵连，名字太普通了，让我们提不起什么兴趣来。
“我们将来会被分到特务连吗？”每个人都想去特务连。
“那我可不知道。”李波总是憨笑着回答我们。“特务连和步兵连都是二线连队，和团部在一起，你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绝大部分，将来都不会留到这两个连队，而是要分配到前沿连队，也就是边防一线。”
“边防一线很苦吗？”这是所有人共同关心的问题。
李波又笑笑，说：“自己体会！”
知道去特务连的愿望很可能实现不了，我们不免都有些郁郁寡欢。李波也看出来了，就开始逗我们。“小李，去火车站送你的那个姑娘是你对象不？长得挺好看，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呵呵！”
他说的那姑娘是我一初中同学，天地良心，我们真的是那种特别纯洁、纯洁到无以复加的同学关系，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平时整天都跟我在一起嘻嘻哈哈的哥们儿们，愣没有一个人来送我，反倒是从没有想到的她，却不知道中了什么邪，硬是翘了课，跑到车站的站台上目送我们背井离乡。当火车一开动，每个车厢的新兵们都在哭，一边哭一边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挥着手、挥着帽子，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告别；站台上的人也在哭，还有人在追着火车跑，那场面，好像我们不仅仅是要去当兵，更像是要去上前线。
那天，来送我的老父亲很坚强，一直在笑着嘱咐我，直到火车开动后，我才看见他在悄悄的抹去眼角的泪滴。
而我的那位女同学，哭得像梨花带雨般楚楚可怜，眼泪如泄了闸的洪水般从她近视镜后头的两只大眼睛里滚滚涌出，两片嘴唇不停的翕动着，像是要对我喊什么，但终究还是没有喊出来。她的眼泪差点儿连我的心都融化了，当时我真有一股甩了背包就往下跳的冲动，幸亏我脸皮薄，最后还是没好意思这么干。
李波说完，旁边的几个兵也逗我。我实在是开心不起来，就借口累了，趴在背包上眯了起来。
在北京站滞留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当时我在天坛医院当护士的姐姐知道我途经北京，那天也特意请了假，跑到北京站去找我。结果站里站外全是兵，也不知道都是哪个部队的，她跟人打听也打听不出来，那时候部队番号代号什么的都是保密的，又不像今天通讯这么发达，个个都有手机，那会儿别说手机，连BP机也还没出生呢，结果她在北京站里里外外兜了好几圈，还是没有找到我，只好郁郁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