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为中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艺术，是处理文艺领域中外关系的正确方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建国以后，毛泽东又说道：“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东西。”因此毛泽东积极提倡翻译工作，对历史上的翻译工作者如唐三藏、鲁迅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他们的工作是“功德无量”的。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艺术”的思想，对中国新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着指导作用。
玄奘青年时便立志西行取经，学成归国，又致力于翻译佛教典籍，为中国佛教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来佛教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玄奘是一位翻译家，又创立了唯识宗，但创宗的意义远远比不上翻译佛经。
玄奘是唐代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唯识宗的创立者，但唯识宗的师承上溯到印度。唯识宗渊源于公元四、五世纪无著、世亲两兄弟创立的大乘有宗。大乘有宗是反映印度封建阶级思想的第一个大乘教派，它是在印度封建地主阶级的基础上产生，并为这一基础服务的一个新兴的大乘教派。它既有异于对于客观世界尚有所肯定的小乘各派，也不同于反映深感幻灭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情绪的大乘空宗，它的思想体系，是完全适应封建阶级的需要而创立的。这一被称为大乘有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间经过陈那、护法到戒贤，又由戒贤传给了玄奘，玄奘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把它照搬到了中国。
《成唯识论》是唯识宗的主要的思想依据，它代表了唯识宗的全部思想主张，《瑜珈师地论》也是唯识宗的重要依据。
玄奘的思想包含着主观唯心论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还提出了反映封建等级制的“五种性”说，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印记。
玄奘的创宗，比起译经业绩来，是相形见绌的。唯识宗，这一从印度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院哲学，并不能适应中国唐王朝这个“封建盛世”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它那烦琐的经院教义，不肯廉价出售佛国门票的“五种性”说、封建等级观念，使印度佛教有宗的创始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社会上一部分人排斥在佛门之外，特别是，它把进入“佛国”的时限放在遥远的将来，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张，都是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不相适应的。尽管由于唐太宗、高宗的大力支持，玄奘的积极努力，唯识宗得以建立，并曾“盛极一时”，但很快便衰萎了，它是继三论宗之后的第二个“短命”的宗派。
后来，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先后出现的佛教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它们都尽可能地扩大成佛范围，在形式上也尽量使自身“中国化”一些。因而寿命也比较长。
玄奘在思想上是一个“繁琐的哲学家”，同时具有浓重的僧侣主义思想。玄奘于年过六十之时向皇帝请求，准许他去河南嵩山专修禅宗，以为证“菩提之由渐”，到“彼岸之良因”。
作为一位求学异域、旅行考察的先驱者，玄奘不愧是一位文化伟人。
玄奘历尽千辛万苦，西行取经。他从印度带回六百七十五部佛经，直到他逝世，一直翻译不辍。共计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字。玄奘还将印度久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和中国古代哲学名著《老子》由中文译成梵文，流传于印度，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一位学者，玄奘的那种百折不挠的求学精神，以及学成归国、不恋殊荣的爱国思想，至今仍然博得人们的叹慕，而他那种求学远方、名闻异邦的卓越成就，也深得人们的敬仰。
近代学者欧阳竟无在《法师像赞》中说：“悠悠南行，五十三德。子影西征，百二八国。千里跬步，僧祗呼栗。但有至心，胡夷胡侧。弘始前浚开厉后翼。竺典支文，斯轨斯式。《宝积》啬缘，译千三百。常啼再来，嘶风蹑迹！”这是玄奘大师一生的真实写照。
（卜庆华）
——北宋文学家苏轼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少年勤奋读书，颇有大志。嘉潭年，中进士，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旋又改任京官。王安石改革时，苏轼上书反对，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任上，他写下了大量充满豪气的诗篇。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起用苏轼，因意见不和，苏轼被贬，出知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了“苏公堤”。其后，他入为京官，又被贬岭南，再贬至琼州。苏东坡一生官场失意，在文学创作上却成就辉煌。毛泽东称赞其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词家柔靡纤弱的气息”。毛泽东评点苏轼
苏轼的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词家柔靡纤弱的气息。
——摘自龚育之等主编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17页，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
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摘自张贻玖编的《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第18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东坡居士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你我难得见面，更谈不上散步，我看到外面走走不是很好吗？
——摘自1957年7月毛泽东同贺子珍在庐山的谈话，参见陈华东等编的《毛泽东推荐的古诗文译注》上册第120—12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