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老子》是相当熟悉的，这从他巧妙地运用老子的语言来阐明自己的思想即可知悉。从有关材料看，少年时代的毛泽东酷爱读书，《老子》亦在披阅之列。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笔记中，这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人已断然否定了大同说，认为纯粹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理想，与老庄构想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如出一辙，是一种谬误的理想。
当然，老子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依然吸引着年轻时代的毛泽东，而且这种吸引力一直伴随延安时期和建国以后的毛泽东。1936年12月毛泽东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毕生所撰写的两部最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之一，另一部是《论持久战》。在书中，毛泽东引用《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一语，来说明战略防御中的战略退却问题，可谓画龙点睛。老子这句话，源自《老子》第三十六章，原文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柔弱胜刚强”的辩证法思想既可运用于作战，又可运用于治国，是人生的大智慧。三十年之后，毛泽东又提及老子这句话，但已不是从军事角度引用，而是从政治角度加以评述的。他戏言老子是老实人，搞阴谋居然写在书上。这一年是1964年，两年后“文革”开始，林彪、“四人帮”之流浊气熏天，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等人把毛泽东思想奉为“顶峰”，高呼“万岁”，暗地里却想把毛泽东置于死地，不料阴谋败露，仓皇出逃，身坠沙漠，灰飞烟灭。毛泽东的这番话，似乎注定就是送给林彪、“四人帮”之流的。这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应该深刻记取的历史经验。
《别了，司徒雷登》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在这篇犀利的文章里，毛泽东援引老子所云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来证明中国人民不怕美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加之国民党溃败后留下的国民经济的烂摊子，给执政的共产党造成了许多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么？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么？”①①引自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毛泽东的这番豪言壮语，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如此明晰的历史智慧和政治谋略，正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伟人气魄，百试不爽。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的重要论著之一。毛泽东又引用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第58章）之语来论证矛盾相互转化的哲学问题，剖白如决。这就是文人毛泽东的风格，运用古典，点化现代，纵横捭阖，深入浅出。有意味的是，毛泽东不仅把《老子》视为哲学名著，而且将它誉为文学精品，告诉人们学习楚辞应先学屈原，再学老子。的确如此，《离骚》、《老子》都是文辞优美、意境深远的韵文，而且屈原、老子皆为楚人。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不赞成哲学史家任继愈关于老子是唯物论者的提法，他赞同杨柳桥关于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见解。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在文化论争方面不以大家名流为是非标准，常树立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去抗衡大人物。任继愈对毛泽东的看法颇为注意，他在1978年出版和在1985年修订出版的《老子新语》中，专门点明“认为老子哲学的上半截是唯心主义，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但从根本上说是唯心主义。持这种看法的有侯外庐、杨柳桥”①①见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绪论，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毛泽东与现代中国学术思潮的关系是多元的、立体的、深刻的，尚无人对此予以全面研究，窃以为憾。
作为具有大智慧的哲学家，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习惯上将老、庄并称，实际上是一种认知偏差。老子、庄子形似而神不似，都是超然洒脱的外观，政治理想都强调无为而治，但却有本质不同：老子具有兵家气质，以冷酷、理性、深刻见长；庄子具有诗人气质，以空灵、感性、优美见长。老子老谋深算，阐述问题一针见血，庄子青春浪漫、亦庄亦谐。老子之美，美在冷峻、通透；庄子之美，美在精致、潇洒。老子本质上是出世的，冷眼看世界，有穿越时空的震撼力；庄子本质上是入世的，热眼看红尘，宛若激情四溢的舞者。
老子谈“道”，认为它是万物之源，又高于万物；它是心灵之本，又高于心灵。“道”是物质与精神的完美合一，是生与死的绝妙轮回，是宇宙本体论、万物有灵论、人生无常论的三合一，是兵家思维、历史智慧、政治眼光、生命永恒的多重融合。老子的“道”在哲学深度上超过孔子的“仁”和墨子的“兼爱”，也超过西方信奉的“上帝”。老子的“道”具有无限的诠释空间和认识价值，它接近爱因斯坦追求的宇宙秩序，但其涵盖面似乎更广。
老子也谈论用兵打仗，于是有人便说《老子》是一部兵书，也有人说《老子》虽然不是一部兵书，但却深受春秋战国时代兵家思想的影响。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又略显牵强。的确，胜败、柔刚的二元对立凸现兵家特色，非此即彼，生死就在瞬间互置，不容置疑，需要冷静、果断。但是，老子的兵家思维根源于原始思维的升华，犹如心理分析大师容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在“集体无意识”中，生死、男女、天地、白（天）黑（夜）是最基本的元思想，或称思想元素。老子的“道”正是这些最原始的思想范畴的浓缩，老子的兵家思维也是这些范畴在春秋战国烽火连天的时代舞台上衍生而出的新的认识产物。当然，不能排除兵家思想的影响。
在先秦各种思想浪潮中，老子的辩证法是独具特色的。由原始思维导出的诸多范畴都被老子予以哲学上的解剖，美恶、善不善、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祸福、智愚、动静、曲全、枉直、重轻、雄雌、白黑、荣辱、左右、天地、死寿、歙张、弱强、废兴、夺与、厚薄、实华、彼此、上德下德、无为无不为、阴阳、损益、至柔至坚、巧拙、辩讷、躁静、寒热、母子、知言、欲朴……均处于矛盾对立态势。这种尖锐对立不是以调和告终，而是以这一方战胜另一方完结。用老子的话讲，叫“柔弱胜刚强”。于是，这便有了“兵”的意味，但其实质却未超脱阴阳之道。
切不可忘记，老子是一名史官，相当于现代国立图书馆馆长。历代的兴衰、王朝的更迭、人物的升降、战争的频繁如织、学说的纷杂如麻，都熏染了老子的身心。老子以史家的恢宏、透彻和深邃，看破红尘，以归隐为最终抉择，以“道”为天地至尊。
老子的无为是受现代学人抨击最多的思想，否定的声音压倒了、淹没了历史的客观分析。作为一名清醒的独立思考的哲学家，无为的时代内涵和哲学意蕴绝非“消极”二字可以概论，兹不赘述。有一点值得思索，即老子的无为而治与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与“小政府大社会”、“宏观调控”等现代理念在逻辑关系上是否有思想方面的承续性？一言以蔽之，在现代与后现代相对峙的世纪之交，老子的位置在哪里？尚待考研。
（杜七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