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他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卒于宋文帝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是东晋南朝时期著名的山水派诗人。因世袭康乐公，世人多称他谢康乐；还因其小名客儿，又有人叫他阿客，或称他谢客。
谢灵运出生于“百年望族”的谢氏家族，这个家族既是一个权势显赫的“钟鸣鼎食之家”，也是一个文风极盛的“诗书簪缨之族”，自东晋南渡以来一直是高门华胄的领袖。谢灵运的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前敌指挥之一，曾和叔父谢石、族弟谢琰一起率领八万人击败了诩岬陌偻蛑众，建立卓越功勋，被封为康乐县公。谢灵运的父亲谢郏为秘书郎，去世很早。谢凼歉霰怀莆“生而不慧”的平庸人，但谢灵运却自幼聪明绝顶，深得祖父谢玄的喜爱。谢灵运的母亲刘氏，是王献之的外甥女。王姓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高门望族，在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刘氏出身当然也是书香世宦人家，她也是一位颇有才学的女子，谢灵运的文学艺术修养与刘氏的启迪、熏陶当不为无关。
晋末宋初，正是门阀之风极盛、士庶之别极严的黑暗时代。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的上层，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主要权力。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广泛收罗荫户，用各种手段霸占劳动力，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群众，操纵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士族中的高门望族子弟，不仅享有士族的世袭特权，而且有着与生俱来的爵禄。王、谢二姓，当时是数一数二的望族，谢灵运自幼就获得特殊的社会地位，少年得志，自然容易滋生那种高人一等、傲视万物的特权思想，并在他的待人处世和文学创作上经常表现出来，对他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
谢灵运的家庭，不仅具有很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的家学传统。谢氏一门，文学上代有人出，谢鲲、谢万、谢道韫、谢混、谢瞻、谢惠连等，都曾留名诗史。尤其是谢灵运的族叔、晋孝武帝的女婿谢混，是当时政界和文坛的中心人物，其文采风华，被推为江左第一。谢家还有好音乐、善舞蹈、长于绘画、工于书法的传统。所有这一些，都为造就谢灵运的文学天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谢灵运自幼就是谢家的掌上明珠，很早就被送到钱塘杜明师的道馆中寄养，接受严格的启蒙教育。幼年的谢灵运笃志好学，博览群书。美丽的西湖更对陶冶他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影响。年龄稍长，谢灵运工诗善文，与颜延之齐名，并称“江左第一”。
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谢灵运从钱塘回到会稽老家。这一年，以孙恩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会稽，谢氏一门有多人被杀，谢灵运不得不离开会稽来到京师建康。这种遭遇，使日后谢灵运有些作品流露出对农民起义的强烈敌视情绪。在建康谢家府邸，谢灵运置身于一种文学气氛很浓的环境里，经常与谢混等人诗酒唱和。谢家长辈不但在文学上对谢灵运留心培植，而且在为人处事上对谢灵运多所告诫，这些都充分反映出谢家对谢灵运的殷切期望。
就在这一段时期，谢灵运承袭了康乐公的封爵，食邑两千户，接着朝廷又按照惯例授其员外散骑侍郎。当时的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属于上品清官，由此迁转，往往坐致公卿，所以这些职务一般都由世家大族的成员担任。但是对这样一个好机会，谢灵运却拒绝而辞官不就。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琅芡跛韭淼挛奈大司马，谢灵运屈就其处为行参军。次年，转为抚军将军刘毅的记室参军。义熙八年（公元413年），刘毅兵败于太尉刘裕而自杀，刘裕入镇江陵。他对旧的士族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一面将谢氏家族中党附刘毅、公开反对自己的谢混毫不含糊地干掉，以收杀一儆百之效；一面对谢灵运这个文坛领袖人物予以适当安排，以收买人心和扩大政治影响。很快谢灵运就被任命为太尉参军。到这时，谢灵运进入仕途已整整十年了。
就世家大姓来说，后世那种“不事二姓”的伦理观念是比较淡漠的。他们在政治上的着眼点往往是他们本家族、本阶层的利益。但是谢灵运不同，他和谢混的关系极为密切，而且追随刘毅达七年之久，再加上他那强烈的门第优越感及性格上的桀骜不驯，自然得不到刘裕集团的真正信任。这些决定了谢灵运后半生的政治命运和悲剧性的下场，也直接影响了谢灵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基本格调。
义熙十二年（公元415年），刘裕带兵北伐长安，骠骑将军刘道怜留守建康，召谢灵运为谘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为世子中书谘议、黄门侍郎。义熙十四年（公元417年）刘裕接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谢灵运仍为宋国黄门侍郎，继而转相国从事中郎。由于自身政治地位极不稳定，再加上社会混乱黑暗，朝政腐败不堪，谢灵运内心十分苦闷。于是他逐步转向游历和参禅，以求平息内心的矛盾。
元熙元年（公元419年），谢灵运任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有一个门人桂兴，和他的小妾通奸。事情被发觉，谢灵运一怒之下杀死了桂兴，把尸体扔到水里。一个世家大族的贵客杀掉一个地位卑微而且情不可宥的门人，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却遭到刘裕的亲信、尚书仆射王弘的猛烈攻击，被罢官去职。这反映了新兴贵族集团和旧有士族集团之间的深刻矛盾。
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通过禅让的形式正式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他一方面给拥戴他称帝的文武大臣论功行赏，尤其是大封刘氏宗室；一方面则想方设法打击和削弱不满及反对他的士族势力，实行政治上的清洗。经过刘宋新朝的一番削贬处置，谢氏一门在政治上遭到重大损失，谢灵运也被降为康乐县侯，食邑由两千户猛减至五百户。谢灵运在刘裕手下得不到信任和重用，而他却正值少壮之年，颇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实现个人非凡的抱负，因而当刘裕次子刘义真对他伸出友好之手时，两人一拍即合，十分亲热。然而刘义真是一个政治上颇为幼稚而又志大才疏、任性使气的皇室少年，谢灵运指望投靠这种人来实现个人的理想，也充分反映出他的文人习气和政治上的极不成熟，毫无远见。刘裕病卒，其长子义符即位，是为宋少帝。少帝即位时，年仅十七岁，朝政大权旁落徐羡之、傅亮之手。为了剪除义真的羽翼，在徐、傅的策划下，依附义真的小集团被拆得七零八落，谢灵运也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被贬为永嘉太守。公元422年的秋天，三十八岁的谢灵运怀着沉郁的心情离开京师，径赴永嘉。
在担任永嘉太守期间，苦闷和忧虑一直缠绕着谢灵运。抵达永嘉不久，他就患病卧床，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算痊愈。当早春的阳光赶走了肃杀的寒风，他登楼眺望，感慨万千，写下了著名的诗章《登池上楼》。诗中以潜伏的虬龙和高飞的鸿雁起兴，进而描写离群索居的感伤：“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此诗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
由于不满于自身所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谢灵运就消极不理政事，以表明自己的清高和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反抗。在病愈以后，他就四处遨游，而且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到他离开永嘉为止，登山临水一直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游踪所及，遍于永嘉全境。这一时期是他山水诗创作的高潮，留下大量记胜抒怀的诗篇，如《过白岸亭》、《登上戍石鼓山》、《登永嘉绿嶂山》等等。
在永嘉整整一年，谢灵运的思想始终纠缠在矛盾之中，进既不能，退又不甘。在沉溺山水的同时，他的隐逸思想急遽发展。这年秋天，他“称病去职”，毅然回到会稽始宁老宅，开始他那悠哉游哉的逍遥生活。在家乡，谢灵运虽然身居江湖，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其遁迹山林而稍见减弱，尤其是他的诗文，更是不胫而走，传闻天下。他与王弘之、孔淳之及苦行僧昙隆等蔑视功名富贵的高蹈之士终日为伍，互相唱和，十分惬意和痛快。这一时期，他继续登临游览，写下《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等名作。这时，他的诗名越来越高，“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这个时期，刘宋统治集团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斗争无比尖锐和错综复杂。掌握实权的徐羡之、傅亮和谢晦连废少帝义符、庐陵王义真，并把他们杀害，拥立义符的三弟义隆，是为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初，宋文帝的地位已经巩固，他就下手剪除了专政擅权的徐羡之和傅亮。谢晦时任荆州刺史，也被擒伏诛。谢灵运又有了东山再起、跻身朝廷的机会。宋文帝征召他为秘书监。但是文帝征召谢灵运，其目的和他的父亲起用谢灵运一样，不过是杀了这个家族的成员又作出一点廉价的安抚，决不意味着对谢灵运本人的真正信任。谢灵运出任秘书监，又迁侍中，始终只是一个文学侍从之臣，任务是整理内府藏书，补足遗阙，以及撰写《晋书》。尽管谢灵运是高明的诗人，却是个拙劣的政治家。他缺乏自知之明，自以为出身高贵，又具有政治才能，理应参预朝廷大政，自然不能忍受充当一个陪侍宴请、谈赏文艺的可怜角色。于是他经常称疾不朝，对文帝交办的撰史任务也消极怠工，敷衍应付。这种无视朝廷权威、对执政者的公然藐视使文帝不能忍受，但文帝对这位名重一时的文坛领袖不便公开发作，于是暗示他辞官。谢灵运被迫接受了这一保全双方面子的做法，上表称病，解职东归。
谢灵运回到始宁，继续过那“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的浪漫生活。与他诗酒唱和、过从最密的为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太山羊璇之，世人谓之“四友”。这时的谢家，在政治上虽已不像过去那般显赫，在经济上却依然富足。谢灵运出游，经常跟随有一批门人和奴僮，多的时候竟达几百人，以至于让临海太守误认为山里出现了强盗。这种一仍故态的骄横恣肆不仅使百姓惊扰侧目，而且使政敌轻而易举找到了借口。会稽太守孟揭越艏惫文上奏文帝，加之以蓄意谋反的重大罪名。在这剑拔弩张的危急关头，谢灵运只得星夜驰入建康，上表辩护。文帝也认为孟降穆拗有欠高明，虽未曾治置，但却把他留在建康，不让他回到会稽逍遥度日。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行动比较收敛，也比较认真地做了两件事，一是编定了有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三卷的“四部书”的目录，二是和名僧慧严、慧观对《大般涅泳》作了文字上的润饰。这一年年底，宋文帝又把他发赴外任，委派他为临川（今江西临川）内史。
这一次的外放，名义上是朝廷对他的破格施恩，实际上是将其流放到边远地区，割断他与浙东士族的密切联系，以防止其再有别的越轨行为。对于文帝的这番戒备之意，以谢灵运的绝顶聪明不可能毫无觉察。他在赴任途中和到达临川以后所写的诗，如“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道路忆山中》），“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七里濑》），其心情的颓废和情调的凄厉，都是在永嘉的诗作中见不到的。
谢灵运与刘宋王朝的矛盾斗争自此进入高潮。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到达临川不到一年，他就被别人弹劾，朝廷派随州从事郑望生到临川逮捕他。可能是出于铤而走险、死中求活的唯一希冀，他反而把郑望生扣留，举兵抗命。这样的挣扎无济于事，他很快被擒，解押到建康。司法官认为按律当处以死刑，文帝仍然以谢玄“勋参微管”的理由，把谢灵运徙付广州。在去广州的路上，他作《感时赋》、《岭表赋》，感到自己必死无疑。果然，到了广州，他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时年四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