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这位二十余岁的青年，以天才的思辨能力，建立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体系，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基础，这不可不谓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奇迹。然而短暂的阅历，又使王弼的哲学缺乏深刻的社会体验。毛泽东指出，王弼的哲学观是主观唯心主义，可谓一语中的。毛泽东赞赏王弼是“少年英发”、“英俊天才”，并以此说明青年人比老年人强，因为他们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只是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珍惜和爱护人才尤其是青年英才的特点。
魏晋时代学术的中心课题，是儒道异同之辩，其实质则是士族知识分子文化性格中儒道双重倾向的内在矛盾，具体表现在有无、本末、言意、名教与自然等一系列矛盾的范畴与命题。先秦至两汉时代，儒道合流的趋势已经出现，但是双方的融合只是局限于思想浅层，而在人生终极价值的思想深层方面，儒家关注于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道家则是恢复个体生命的自然本色。王弼以其天才的敏锐，运用本末体用方面的观点全面地解释了儒道关系，成功地融儒道于一体，从根本上回答了汉魏之际的历史课题，创立了魏晋玄学，将中国文化带入了儒道融合的新时代。
王弼用本末体用的观点消除儒道的差异，强调儒道学说的本质是一个思想。道家倡导的“自然”、“无为”是本体，儒家倡导的“名教”、“有为”是功用。本体只有通过功用表现出来，“自然”和“无为”只能通过“名教”和“有为”表现出来。王弼进而用这一思想连接了魏晋精神世界的一系列对立范畴，如内圣与外王、出世与入世、性与情、动与静等等，这些矛盾范畴在许多魏晋士族知识分子眼里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他们处在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纷纷破灭的乱世而导致心灵分裂的反映。王弼玄学的积极意义，就在于重新连接了士大夫精神世界对立的两极，使具有双重人格的士族知识分子心理趋于平衡，增加了生命的厚度和弹性，在社会动荡黑暗的环境中继续积极地面对现实，进行新的文化创造。这是王弼玄学的基本功能，也是魏晋玄学的基本功能。
王弼“以老庄谈易”，以清新幽远的义理清除了汉代经学的繁冗与神秘术数。他的风格，一方面包括了老庄式的纯粹思辨，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很大的“虚玄”倾向。这种治学的路数为后来宋明理学所继承，直接促成了由魏晋玄学向宋明理学嬗递的学术大变迁。宋人胡瑗、程颐继承了王弼的义理之长，“祖其义理而归诸人事”，开创了宋学中的理学一派。王宗传、杨简则继承了王弼学术的虚玄之短，开创了宋学中的心学一派。
王弼所创立的贵无论玄学，不仅仅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哲学界，而且对传统的美学思想、文学思想和佛教都具有全方位的影响。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三论学乃至涅友В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玄学的影响，佛教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的佛学称为佛教玄学化时期。对于当时整个时代的文学的影响，《文心雕龙·时序篇》也有记载：“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风，流成文体，是以世极札眨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指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指庄周）之义疏。”甚至于连后来的嵇康、阮籍等人称颂老庄、鄙弃礼法也是受到了王弼贵无论玄学思想的影响。
王弼的文学，由于其理论结构的先天不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是为了建立一个万世升平的理想社会。儒道学说以及融此两家于一体的王弼玄学，都无法超出这一规律的制约。儒家以建立理想社会为终极追求，与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存在着一致性。但是在这个动荡和黑暗的时期，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纷纷沦落，儒家思想无法发挥其正常的社会功能。道家学说虽然也提出了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但是却以恢复个体生命的自然本色为终极目标。生命本身无法成为超越生命的精神彼岸，因为生命的终极价值不可能从生命本身得到证明。因此道家也没能发挥救世的功能。
王弼的玄学，创造了一个略带神秘色彩的“无”。他的终极目标，似乎是实现儒道合一、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但是，王弼笔下的宇宙本体“无”，并不是一个可以接纳灵魂的天国，而是事物中无形的规律与本质，永远不可能脱离有形事物而孤立存在。王弼所提出的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仅仅是对人类生命自然的回归，排斥道德行为的参与，因而建立理想社会丝毫不能激发人类为之献身的神圣感，同样不能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相反，由于国家长期陷入动荡和分裂之中，理想社会的彼岸在士大夫心中倒塌，大批士大夫鄙弃礼法，不循礼教。很明显，王弼创立的玄学，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但它在两汉经学思潮走向衰落的动荡时期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也正因为这样，魏晋玄学得以独领风骚两百年。
（傅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