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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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 蔡元培小传(1)

蔡元培字鹤卿(后改字仲申),别名鹤遥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父蔡廷桢,曾任当地一家典当铺经理。父亲蔡光普,当过钱庄经理。

六岁那年,蔡元培开始跟随家庭塾师读书识字。十四岁起受业于同县秀才王懋修,受其影响,蔡元培很讲究孝道,并一度崇拜宋儒。1883年,他十七岁时考中秀才。此后他在家乡设馆教书,当了两年塾师。二十岁时,他应邀到同乡徐树兰家为其校订所刻图书。徐氏藏书丰富,蔡元培且工且读,博览群书,学问因之大进。1889年,蔡元培参加浙江乡试,得中举人。第二年赴京会试,考中贡士。1892年参加殿试,被录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不久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帝的老师翁同烦圃匏“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1894年,蔡元培由庶吉士升补翰林院编修。这时,他虽年仅二十多岁,却已成为士大夫中的一颗耀眼新星,为朝野争相结纳,名噪一方了。

十九世纪末期,清王朝已是日趋衰落。蔡元培科举连连奏捷、平步青云之时,也正是清廷危机四伏、摇摇欲坠之际。1894年甲午战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举国为之震动。身为翰林编修的蔡元培也深受刺激,他悲愤地写道:“上决与倭议和,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阳以东,遵海而南至旅,给兵费二万万,定七年毕给。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俟二巨万毕给,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年,且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圣上谦抑,博访廷议,而疆臣跋扈,政府淙祝外内狼狈,虚疑恫澹以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①①引自蔡元培《杂记》手稿,见周天度著的《蔡元培传》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爱国之情,跃然纸上。他开始感到要寻求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必须变祖宗之法。这时,他接触了西学,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同情戊戌变法,对献身变法的激进的谭嗣同尤为敬佩。

蔡元培最初是赞同改良的,他认为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使中国臻于富强,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为未能先培养革新人才,民智未开之故。因此,他于1898年10月毅然辞官归里,投身于教育事业。这以后,他逐渐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从一个晚清翰林、清朝统治集团的一员,反戈一击,转化为一个反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1901年,蔡元培到上海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他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因他“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而被推为会长。此后,蔡元培相继创办了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这两所学校以宣传爱国和革命为目的,正如蔡元培后来所说:“盖当时一般志士,鉴于满清政治之不良,国势日蹙,有如人之罹重病,恐其淹久而至于不可救药,必觅良方以治之,故群起而谋革命。革命者,即治病之方药也。上海之革命团,名曰中国教育会。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①①引自蔡元培的《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见周天度著的《蔡元培传》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在他的主持下,这两所学校成为革命的大营,影响波及全国,震撼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受俄国虚无党的影响,蔡元培曾一度热衷于暗杀活动。1904年,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秘密成立了暗杀团。蔡元培知道有这个组织后便要求参加。他认为革命只有暴动和暗杀两个途径。为此,他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而女子更宜进行暗杀,故特别重视理化课讲授,以便将来练制炸弹,“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他自己也秘密租赁房屋,试制炸弹,试图用暗杀清吏的手段进行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蔡元培与龚宝铨等于1904年冬在上海建立了反清的革命组织光复会,他被推为会长。光复会的成立,对东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与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黄兴创立的华兴会形成鼎足之势。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光复会就成为同盟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蔡元培也被任命为同盟会上海分会的会长。后来,他感到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而于1907年赴德留学,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才回到祖国。

1911年12月1日,蔡元培回到上海。这时,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在组建之中。他作为同盟会的代表之一,同时也由于他在教育界的地位,在新诞生的临时政府中担任了教育总长。

在蔡元培的具体领导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的旧学制进行了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改学堂为学校;小学废止读经;各种教科书须符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为普通教育,取消文实(指理、工、农、医诸科)分科之制;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他极力提倡社会教育,在拟订教育部官制时,创设了社会教育司,使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正是百废待兴之际。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后问孙中山,教育部在哪里办公?孙中山说:“这要你自己去找。”于是蔡元培在南京“踯躅里巷”,四处寻找房屋。后向江苏督署内务司司长马相伯商借了三间房作为教育部的办公室。他主张办理部务要精兵简政,因事择人,不必多设冗员。教育部初设时,连他在内只有三人,后来机构渐趋完备时也不过三十余人。在他的主持下,教育部工作效率极高,大家分工作事,如有案牍,随到随办,小学、中学、大学各项学制,部员各就所学,担任起草之职。他为人廉正,生活俭朴,能以平等态度待人。教育部上自总长下至部员,不分等级,每月一律给三十元,每月开支不过千元。蔡元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崇敬。

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为了牵制袁世凯,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了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新总统须亲到南京受任;(三)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及所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18日,孙中山派蔡元培为迎接袁世凯南下的专使前往北京。袁世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老巢北京。他一面极力敷衍迷惑蔡元培率领的专使团,表示愿即时南行,一面指使亲信纵兵哗变,以示若袁世凯南行将引发北方兵变。蔡元培受其欺骗,于3月13日发表文告,说明赴北京经过及不得不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原因。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邀请蔡元培继续担任教育总长。他力辞未果,于4月26日,正式到北京教育部视事。7月,他因不满袁世凯擅权,与同盟会阁员王宠惠、宋教仁等一起辞职。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对全国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代替清朝封建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他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清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改为资本主义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他解释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所谓富国强兵之主义也。”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①①引自李新、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第330页,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宗旨为指导,他主持了学制改革,课程修订,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等。这些不彻底的改革,反映了资产阶级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的要求。

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于1912年7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讲,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13年初,国内发生了刺杀宋教仁的大血案。6月,蔡元培应孙中山之召,从欧洲返抵上海。他抱着书生之见,企图调和袁世凯和南方国民党之间的冲突。7月,“二次革命”爆发,他毫不迟疑地支持反袁,发表了《敬告全国同胞》一文,指出反袁战争为“正当战争,为保护吾侪安全幸福之间接作用,则吾侪不特不肯反对,且相率为助成之”,主张劝告袁世凯退位,以期能避免战争,和平解决南北争端。“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决定再赴欧洲研究学术。是年10月,他到达法国,在那里从事著述,曾著有《哲学大纲》、《石头记索隐》等。在此期间,他还与李石曾、吴玉章等人组织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提倡留法勤工俭学。

1916年6月,袁世凯恚恨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这年冬,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随即离开法国,于1917年1月4日正式到校就职。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在清末十几年中,该校所收学生多为京官,他们读书志不在求学,而在于猎取功名利禄,因此官僚习气很重。民国以后也无多大改变,校风非常腐败。蔡元培到任后,决心整顿革新北大。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讲就号召学生不要追求升官发财,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勉励学生们“抱定宗旨”、“砥励德行”、“敬爱师友”。

为了转变学校的风气,引导学生对读书和研究学问发生兴趣,蔡元培大力吸收进步学者,充实了教员阵容。他到任不足十天,就聘请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继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又聘请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并委以重任,如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胡适任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等等。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蔡元培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主张无论何种学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应该让它们并存,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无分新旧,即使政治见解和政治倾向各异,也让他们并存,任由学生选择。这样,北大各派学者在学术上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使学校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开创了一代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