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毛泽东正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年22岁。风华正茂的毛泽东胸怀大志，敏而好学，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遨游。在阅读《孟子·离娄下》时，毛泽东对“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一句大加赞叹，对孟子提倡的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言简意赅、深明大义的读书境界十分景仰。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所宜遵循之方法。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知识渊博，读书不倦，想必是受到孟子的启发。博学而达观，这种由知识熏染而成的气度在毛泽东身上有典型体现，当为治学者所效法。
1939年9月，毛泽东已由一介书生成长为纵横挥阖的职业革命家和军事家。当他在延安窑洞听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说，蒋介石想通过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来否认统一战线时，毛泽东把蒋介石称为阿Q主义者，并引证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来讥讽旨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言论，足以说明毛泽东对《孟子》熟悉的程度，可谓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把孟子称为“圣人”，此话因其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而不同寻常。在中国文化的话语阐释系统中，“圣人”是最高贵、达到完美境界的人，远非帝王、英雄、孝子、节妇、忠臣可比，是平常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极至，是知识分子神萦梦绕的理想楷模。毛泽东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以一名文人的眼光审视孟子，充分肯定了孟子的思想大师地位。时隔二十年，毛泽东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依然记得孟子。
1958年，毛泽东于5月亲临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为当年的大跃进运动平添了独特的耀眼火花。在厚今薄古的时代氛围中，身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毛泽东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文化遗产格外珍视。他以政治家的口吻肯定了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特意提及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毛泽东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立场时有变化，多因时局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定，但其内心深处却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对孟子的态度即可为佐证。
我以为，重义轻利最能体现亚圣孟子的思想风骨。义利观系由道德与功利范畴生发、铺垫而成，是对道德与功利范畴所作的理论概括。最能体现孟子义利观的表述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①①见《孟子·梁惠王上》。他那么高傲、自信、达观，对趋利自为、患得患失，对“后义而先利”①①同上。者均嗤之以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①①见《孟子·梁惠王下》。
“仁”是儒家思想的轴心，以孔子为导向的孟子高度重视“仁”是极其自然的。“仁”在《孟子》中出现了一百五十七次，竟高于“义”的次数（一百零八次）。在孟子眼里，“义”尾随“仁”，但仁、义并称，义、利分离。“仁”不等于“爱”，但确有“爱人”①①见《论语·颜渊》。之意。这也许是孟子较少谈“爱”的原因。“爱”在《孟子》中先后出现四十次，此与“爱”在《墨子》中先后出现二百六十四次是悬殊惊人的。“仁”的权威性定义是对“礼”的遵从（“克己复礼为仁”①①同上。），而不是“爱人”。“礼”的实质意蕴是一种将上下、贵贱、长幼、亲疏、君臣、贤愚、男女等严格区别的社会等级秩序，它极端重视系统内部的整合功能。既然“仁”是从属于“礼”的行为准则，“义”是从属于“礼”的价值导向，那么仁、义并称则使孟子更加坚定了对礼的捍卫立场。
“利”作为功利范畴的术语在《孟子》中出现了三十九次，表示利益、使有利等含义。孟子在“礼”的背景下谈“利”，注重的是仁义而不是功利，“利”作为“礼”的对立面遭到了诋毁、贬斥。孟子承认人人皆有私欲、逐利之心，“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①①见《孟子·万章上》。尽管孟子赞同告子“食色，性也”①①见《孟子·告子上》之论，但他始终强调重义轻利，反对私欲泛滥，认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就会扰乱社会系统的运行机制，使“礼”分崩离析，造成天下大乱。不是兼相爱、交相利，而是力求在义与利的分割、对立中突出仁、义、礼的伦理教谕，使“义”绝对压倒、战胜“利”。这就是孟子义利观所倡导的认识路线与行为准则。
正是基于义利观的分歧，孟子激烈地批判杨朱和墨子。孟子重义轻利，杨朱重己重利，墨子兼爱互利，三者殊不同途。否定了利己主义与兼爱主张，也就抓住了杨、墨学说的要害，从而否定了他们的义利观，“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①①见《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特别欣赏孔子弟子颜回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①①见《孟子·离娄下》。，并引之为孟学义利观的绝妙注解。这意味着，孟子有意夸大“义”与“利”的对立关系，使道德与功利处于永恒的不均衡态势中，以追求、获取心理、思想上的超拔、高洁。正因为如此，所以孟子主张清心寡欲，甚至毅然走上“舍生而取义”①①见《孟子·告子上》。的道路。为了捍卫“义”可以抛弃生命，相比之下“利”又何足挂齿。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重义轻利。孟子没有墨子“兼相爱、交相利”那样的沉重拖累，而是有一种透明的单纯、傲然的气质。因为没有患得患失的顾虑，所以才能大胆地蔑视、忽略个人的种种私欲私利；因为倾心于内在修炼，所以不惜抛弃生命，舍生而取义，由重义轻利径直奔向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①①见《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号召人们必须严格地遵行重义轻利之道，杜绝“行有不慊于心”，才能养成浩然之气，才能与宇宙相互交接、融通。如果说墨子的博大襟怀是基于兼爱互利原则，从而放眼世界、爱无边际，那么，孟子的博大襟怀则是基于重义轻利的导向，追求人格伟力、精神崇高。
与墨家相反，儒家在秦汉以降成为君临一切的思想权威，孟学也因此获得了发展。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传记博士”，将孔、孟并称。尤其是，宋代朱熹编辑、注释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范本，则强化、提升了孟学的地位。孟子被后世学者（如唐代韩愈、宋明理学家）视为儒学正宗，并冠以“亚圣”美誉，以至于在过去乃至当今中国人的心目中，孔孟之道就是儒家的代名词或同义语。可见，辟墨最烈的孟学没有重蹈墨家全军覆没的后辙，而是峰回路转、一泄千里，成为不绝于世的滔滔洪波，对中华文化史的衍化、展拓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
孟子思想的优长之处在于，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始终映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人格伟力与道德自律，它对于奔走于世俗利禄途中的人们无疑是一针清醒剂与强心剂。与自私自利的功利人生观相比，重义轻利的伦理主义与理性态度是那么超拔、孤傲、富于感召力。此外，孟子的次生思想，诸如国家论中的“民为贵”思想，是非观的善恶判定，角色论中的“君子”形象，分工论中对社会交换的提倡，消费观中的节俭主张，公私观中的先公后私等等，都值得充分肯定。此外，孟子式的对立统一、动机论，也有独特的认识价值。至于孟子思想的入世风骨、历史意识的冷静理知、注重内在修炼（浩然正气）等特征，也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应该看到，孟学也有自身的矛盾与缺憾。例如，它一方面倡导重义轻利，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大公无私，并且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一方面区分“劳心”与“劳力”，坚持捍卫上下、贵践、君臣……有别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却又提出“民贵君轻”；一方面主张节俭，另一方面又强调厚葬；一方面推崇仁、义、礼之道，强调系统稳定，个体服从整体，另一方面又追求独立人格等等。尤其是，孟子对“利”的态度带有某种偏激、武断的主观色彩，这与“士”阶层脱离生产实践、轻视劳动（如分工论）的趋向有必然联系。至于天人观的迷信色彩，反战论的虚妄成分（“仁者无敌”），以及对统治秩序的自觉屏卫、对下层民众的诋毁等等，都应当予以批判、摒弃。
孟学自秦汉以降流播于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泛文化效应。这种客观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中经汉代董仲舒的承续、开掘，终于奔流到宋代朱熹那里激荡成最高潮。不难发现，董仲舒从动机论、朱熹从天人观的角度发展了孟学的义利观。这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根重要线索。这条思想血脉曾经孕育了千万个仁人志士，他们忧国忧民、心胸宽广，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身取义，显示了伟大的人格力量，成为激励后人、名扬万代的楷模。如文天祥的《正气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人士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无不如此。对孟学国民性有重要影响，培育了安分守己、尊老爱幼、耕读传家、勤俭持家、仗义疏财、怜贫济穷、艰苦朴素、富于节制、廉洁奉公、先人后己、爱憎分明、亲情融融、奉献精神、集体主义、宁可清贫不可浊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优良传统，使中国成为冠绝于世的“礼义之邦”。此外，孟子对历代帝王也施加了广泛影响，如唐太宗对“载舟覆舟”的感叹无疑是孟学“民贵君轻”思想的巨大回响。
第二，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以及重本抑末的经济伦理思想，则导致中国农业文明在走向顶峰的同时也走向了深渊：它们携手压制着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成长，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实践的渗透、推动，甚至造成了空谈误国的惨痛教训（如宋败、明亡）。最为恶劣的后果就是助长了“闭门锁国”政策的出笼，并由此导致了鸦片战争的战败和签订条约的国耻。需要指出的是，这条思想线索曾经横亘于近代化的历程中，捆绑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成为来自传统的强大阻力。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孟子的思想仍然具有某种可以扬弃、借鉴，以便古为今用的价值。例如，孟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对于遏制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的世风，倡导榜样的力量，以及廉政建设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杜七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