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号待鹤山人。广东省香山县人。他出生于1842年7月24日（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父亲郑文瑞是一个具有地方绅士身分的乡村塾师，他的学生中“从游者多享盛名，各有建树”。
香山县毗邻澳门，与香港亦隔水相望，有“买办故乡”之称。郑观应的家族和他的亲朋中不少人充当买办。1858年，郑观应秀才考试名落孙山后，即奉父亲之命前往上海学习经商，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初到上海，郑观应一边在叔父所在的新德洋行“供走奔之劳”，一边努力学习英语。第二年（1859年），通过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钰亭、徐润等人的引荐，来到英商上海宝顺洋行工作。宝顺行是当时第一流的大洋行，徐钰亭、曾寄圃是这家洋行的一等买办，地位颇高，在他们的关照下，郑观应一进宝顺就取得了一定的地位，掌管丝楼兼轮船揽载等事宜。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工作了十年。十年间他在工作之余，勤奋学习，虽薪金低微，却依然坚持到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读夜班课，专攻英文两年，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也广泛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况。在经商过程中，他与中外商人有广泛的联系和接触，结交了一些社会名流。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离开宝顺，在自己经营商务的同时，担任和生祥茶栈的通事及外商经营的公正轮船公司董事。此后还“腰缠十万上扬州”，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
1874年2月，郑观应接受太古洋行旗下太古轮船公司的聘请，担任太古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这个职务相当于总买办的地位，权力很大。到任后，郑观应用人得当并注重加速船运周期、降低消耗、多揽客货。由于经营得法，太古盈利多，发展快。公司对此非常满意，遂于1877年三年合同期满时续聘郑观应五年，让他继续干下去。
郑观应在太古的薪俸颇为丰厚，除年俸七千两之外，还有更为丰厚的额外分红。由于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郑观应工作也非常努力。为了扩大营利并保证太古轮船公司的客货旺盛，他在长江各口及沿海一些口岸开设了不少主要为太古轮船公司服务的揽载行，如长江各口的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天津源泰揽载行，福州宝泰过载行等。此外，他还在营口、牛庄、汕头等处开设了北永泰号，采买东北营口等地的豆麦与豆饼等运往汕头、香港等处。此外，郑观应还开设了川汉沪仁泰昌杂货号和恒吉钱庄等商业和金融机构。
郑观应在卖力地经营太古轮船公司的同时，也积极投资于洋务派举办的近代工业。他曾认招东北锦州采矿业股银十万两。1878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时，他垫款万金，1880年又认股五万两并努力参与筹建工作。1881年他与唐廷枢等人一起集资十三万两，合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还先后兼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会办、总办等要职。
为了取得晋身之阶和发展个人资本的有利条件，也为了今后一旦摆脱买办职位之时有一个立足之地，郑观应通过报效、捐纳这个途径，为自己买来了功名。1869年，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1878年前后，山西、直隶、陕西、河南灾荒严重，郑观应与盛宣怀、经元善等在上海设筹赈公所，赈济灾民，清政府因此又授予他道员官衔。郑观应也由此与李鸿章、郭嵩焘等官僚发生了联系，取得了清政府的信任。这对他以后的经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派掀起了一股兴办洋务工业企业的热潮。郑观应经营商务的声誉引起了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等人的注意和青睐。被李鸿章倚为左右手的盛宣怀与郑观应过从甚密、交情颇深，这时也极力予以引荐。郑观应还在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时，就兼任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的要职，可见洋务官僚们对他是非常重视和信任的。
1881年夏、秋间，洋务派鉴于郑观应在太古“总理揽载诸务，与各行商往来最熟，该行船务日见兴旺”①①郑观应：《禀谢李傅相札委帮办轮船招商总局》，见夏东元著的《郑观应传》第4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向他发出邀请，让他离开太古到上海轮船招商局任帮办。郑观应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下定决心，于1882年合同期满时离开了待遇优厚的太古轮船公司。从此以后，他摆脱了买办生涯，努力经营起中国近代著名的新式企业——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这时的经营非常困难，百两票面的股票已经下跌到三十至四十两之间，几乎难以维持。郑观应到局后，大力除弊布新，很快扭转了局面。针对外商怡和、太古的削价竞争，郑观应通过艰苦的交涉，于1883年签订了为期六年的齐价合同，规定三家公司“不得有跌价争揽情事”。接着，他拟订了“救弊大纲”十六条，从用人、降耗、增加竞争力入手，励行整顿，大大提高了赢利能力。他的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市价节节高涨，每股沽价一百六十两。1883年11月，因郑观应表现出高人一筹的经营才能，被提升为招商局总办。
1884年，当轮船招商局经营初见成效时，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满怀爱国热忱离开招商局，积极投身于抗法斗争。此后发生了赔偿太古轮船公司杨桂轩保款和赔抵织布局亏项等一连串不愉快的事。这两件事，一个是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推荐杨桂轩自代并作担保，但杨桂轩在经营太古时留下巨额亏空一逃了之，连累了担保人；一个是因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上海，导致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股价大跌，产生亏欠，因此而追索曾任该局总办郑观应的责任。为此，郑观应几乎倾家荡产还难以脱身。一时间贫病交加，有苦难言，他索性避居澳门，潜心于辑著《盛世危言》。
直到1892年冬，郑观应才再次应盛宣怀之请重入轮船招商局。九年之间，时势已非。以盛宣怀之老谋深算，督办招商局仍难见起色。在困难重重之下，他自然就想到了善于经营船务的老朋友郑观应。
遭遇坎坷之后的郑观应多蒙盛宣怀关照。他闲居澳门时，盛宣怀不仅时常赐金，还多次欲委以差使。就在郑观应入轮船招商局前一年（1891年）盛宣怀还安排他到开平煤矿粤局任总办。此事不过一年，他又极力向李鸿章推荐，让“商情颇称熟习”的郑观应到招商局任帮办，大展一番拳脚。
为了酬报知己，也为了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郑观应到局视事后，殚精竭虑，为挽回颓局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经营才能。他认为，轮船招商局要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从增强自己的力量下手，要处于进攻的地位，不能迁就退让以求和。能战能守然后和始可恃，在商战中要灵活地运用“和”与“战”，方能克敌致胜。在与怡和、太古的谈判中，郑观应看出对手“志在挟制，欲多占便宜”，不为动摇，出色地完成了和约谈判，达成了协议。外部交涉一完成，他就开始着手整顿内部事务，拟订了《整顿招商局十条》送呈盛宣怀。其主要内容包括出售过时旧船，添置适时的新船；改装船舱以适应客载的要求；收罗揽载行及熟识船务者为己所用，广招生意；堵塞买办减报搭客数目的漏洞；改进轮船往来周转的调度；积极培养人才等等。这些意见，虽未能全部实行，但不少还是付诸实施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不久，轮船招商局出现了客货两旺，“局船无不满载”的可喜势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轮船招商局内部就海船是否继续行驶产生了争论。一方面，局船继续行驶随时有被日军击沉的危险，另一方面，若停驶无疑要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对战争所需的粮饷、军械的转运将无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郑观应力主换旗行驶，即采取明卖暗托的办法，把海轮的大多数交给德商信义、礼和等洋行代理经营，战后再收回，从而既保护了局产，又有力地支援了对日战争。
1896年6月，奉北洋大臣和两湖总督委派，郑观应又兼任了汉阳铁厂总办职。汉阳铁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89年开始筹备、1893年正式投产的一个官办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当时东亚最大的钢铁厂。但由于厂址选定不当，与原料、燃料产地相距较远，成本高昂，加以管理不善，投产后亏损颇巨，被迫由官办改为商办。盛宣怀接手后即从招商局抽调郑观应总办铁厂，并声明“暂驻汉阳，仍须兼顾商局”①①引自《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见夏东元著的《郑观应传》第14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以安郑之心。
面临汉阳铁厂这个烂摊子，郑观应采取了三项措施进行整顿。一是解决焦炭来源。他认为“厂中之需煤焦，犹人生之需谷米”①①引自《上督办汉阳铁厂盛京卿条陈（九条）》，见夏东元著的《郑观应传》第149页。当时铁厂所用之焦炭主要购自开平、萍乡以及外洋，因开平、外洋之煤过于昂贵，他重点考察了萍乡煤矿，摸清情况后与萍乡产户订立合同，保证每年可交煤万吨、焦炭万吨。为进一步降低燃料成本，他还将萍乡煤矿收买数处，用机器开采自炼，使煤价由每吨10两银钱降至6两5钱，同时对炼铁炉进行技术改造，降低煤耗，“省煤十分之四”。二是挑选和培养技术人才。郑观应认为铁厂生产率不高在于缺乏懂技术的人才，在仔细了解了全厂的技术人员情况之后，他对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洋人们“听其自去”，同时选聘了一批急需的外国技术人员。为避免今后的生产依赖和操纵于洋工程师、洋匠之手，他建议在厂中创办钢铁冶炼学堂，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以逐步“替代洋匠”。第三项措施是解决产品的销售问题。郑观应深知，铁厂要在与洋人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占有广阔的市场。而单靠清政府的行政命令也难以保证产品的销售。为此，他多次敦促盛宣怀把铁路的修筑权抓在手中，以使路轨不购自外洋而必购自汉厂。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汉阳铁厂得到了初步整顿。1897年夏，郑观应坚辞铁厂总办之职，改由盛春颐接办。郑也表示，自己虽然回到招商局，但“凡遇铁厂采买日煤转运等事，仍当随时赞襄”，继续关心铁厂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郑观应生长在中华民族饱受屈辱、多灾多难的时候。他呱呱坠地一个月，清政府即屈膝于殖民者的脚下，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当他长大成人，于1858年17岁那年走上社会就业、赴沪学商之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炮声隆隆之际。国家和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危机，激起了郑观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憎恨，唤起了他炽烈的爱国热忱。在宝顺行工作期间，他就很关心时局，“潜心政治、实业之学”，并着手辑著了《救时揭要》。在书中，他揭露了外国侵略者贩卖中国人出洋为奴和侵略我国利权的罪行，提出了保卫商民、收回利权、发展航运、由商民自造轮船、发展近代机器制造业的主张，表达了拯救国家的强烈愿望。在强敌环伺的局面下，郑观应认为要救国首先要御外侮，“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①①见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卷5，《民团》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