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求职者的圣经(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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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中国城市街头的“钓鱼族”

(一)年青的“钓鱼族”

你可见到在立交桥洞或站或蹲、在车站花园或坐或卧,身前立一小牌,上写“瓦工”、“木工”、“油漆工”或者“电钻工”等的这类人群?他们是城市里露天“钓鱼族”,在等待那些“有钱的鱼”雇佣他们做活,这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

殷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钓鱼族”从年龄上来分,有两个群体,40岁以下为年轻的“钓鱼族”,40岁以上为中、老年的“钓鱼族”。由于两者的经历、面对的实际困难不同,状况也截然不同,殷谦就采访的先后顺序,先来叙述年轻 “钓鱼族”的辛酸处境。

“钓鱼族”的愤怒

愤怒之一:城里有些人瞧不起农村人

王毅,男,30岁,在“钓鱼族”的行列中做的是木工。

“我原本是在山东高密老家种地生活的,因为想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来到青岛。我一来青岛就加入了‘钓鱼族’,等待那些‘有钱的鱼’来雇佣我,但是我这样的想法实在是有点妄想。我们每天带着牌子来,但是雇主不多,活儿少,挣不到几个钱。干活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农村人受城里人的歧视,有些城里人就是觉得我们带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对我们指手划脚的,甚至一转身就骂一句‘土包子’,其实我们只是想把活做好,但是城里人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放心。”

这位朴实的“钓鱼族”讲到受歧视的问题,眼睛里充满了委屈,在我和他的交谈中,正好走过来了另外一位年龄在25岁左右的年轻人听到了谈话的内容,他气愤地说:“是呀,城里有些人有时太过分了,树要皮,人要脸,我有时真是恨不得把做活的工具砸到他们嘴上。”这些话虽然是有点粗鲁,但是人的尊严是最起码的内心需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倡多年了,城乡歧视现象还这么鲜活的存在,到底是农村人没有素质?还是城里人没有素质?

愤怒之二:装修公司和中介公司的压钱

施浩,男,27岁,初中毕业。

“我起初是在哈尔滨老家做粉刷工,给一间房粉刷两遍才赚2元钱,根本连温饱也满足不了,后来,我加入了哈尔滨失业群体自发组织的一个装修队,可是一天连两个活都接收不了,挣个二三十块钱就是很好的了,我想着哈尔滨的装修市场不景气,就有意到其他城市里闯一闯,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到了青岛。现在来青岛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最初青岛有一家装修公司让我承包了一个活,让交两万元的押金,我找了一大批老乡把活做好了,公司就是挑毛病,不给大家工资,我没办法,自己掏钱还,后来公司解体了,两万元的押金中还有五千块拿不出来,公司说没钱了也不解决,一直拖欠到现在。我去找过派出所和劳动保障部门请求协调,两者互相推托责任,最后不了了之。有些中介公司也给介绍活干,但是压钱压的厉害,活做好了,钱不能保证及时发,还经常要挑刺扣钱。我现在对什么公司都不信任了,公司不讲信用,政府也不替我们说话,我只有自己出来找点活干了。”说到这里,我观察到施浩掩饰了想发火的表情,虽然年纪轻轻,他已经磨得没有什么脾气了。

“钓鱼族”的无奈

我在采访过程中,年轻的“钓鱼族”有两大无奈。一个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告诉我,雇主对粉刷墙壁的质量要求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一些人其实就是故意找茬,有一次实在是对一个老板娘忍无可忍,受她很多次气之后,也估量到她根本不懂粉刷墙这活,就准备给她个教训,所以在一次粉刷中把涂料加入超过一定比例的水,这样子刚粉刷上是很好的,十天后就开始干裂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对付她,讲脏话,无礼取闹,骗她也是被她逼出来的。”另外一个小青年接着说:“城里人说我们心眼坏,心思不正,我们就是被别人欺负怕了,难道只有挨打不吭声的?”

在立交桥下,我们还看到了一位女性打着“电钻工” 的小木牌在等待“大鱼”的到来,这位24岁的女孩子叫乔然,虽然年龄不大,但是皮肤粗糙,没有少女的光泽,她说,钓到“大鱼”非常的不容易,一个月能遇到一次就是好的了,这样能挣到200块钱左右,一个月的生活就可以凑合过了。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突然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桥洞,乔然赶快迎了上去,以为来人是挑“鱼”,可是那辆车只是在桥洞停下罢了。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子来到乔然面前,乔然赶快接抱过孩子,讲到,这是她一岁的孩子,也没有钱送到托儿所,幸好立交桥对面楼上的好心阿姨看他们可怜,暂时照看一下。乔然边哄着孩子,边无奈地讲到:“孩子可怜呀,跟着我们受罪,我们这样子起早贪黑的,她也没有享受到母亲的温暖。”

“钓鱼族”的温暖

年轻的“钓鱼族”虽然尝受到了雇主对他们的无情,尝受到了冬冷夏暑没有固定站靠场所的风刮日晒,尝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带来的不易,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浓厚的“同事关系”,这层彼此协助的人情味恐怕是他们在内心里真正能感受的温暖。比如说王毅一周都没有揽到活了,来了活就让王毅先凑上去,这种以谦让为前提的竞争使得这些弱势群体得到了很多的慰藉。

“钓鱼族”的愿望

很多年轻的“钓鱼族”表示,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挣钱养活好自己就行了,不能让父母担心。“钓鱼族”大多数都是从农村里来的,他们说,父母在家种地,总归随便凑合着日子不会挨饿,到是父母经常担心他们在外不能吃好饭,受罪,受欺负,所以,现在这些“钓鱼族”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能养活好自己的小家,最好还要有点节余,能够回家的时候孝敬一下父母,这样父母也能稍稍安心。

另外,年轻的“钓鱼族”还希望能够被社会认可,在采访中,他们不时流露出自卑的心理,觉得自己是没有保障的人,什么都没有着落,不敢和都市的年轻人进行交流,好像自己被这个社会遗弃了一样。当我问起青岛即将举办奥运帆船比赛时,他们流露出喜悦的表情,看得出他们也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他们说,也有担忧,因为怕他们的站靠会影响“市容”,怕被公安人员赶走,怕被罚款。

话后感悟:这些年轻的“钓鱼族”让笔者想起了年轻人的另外一个群体——大学生,前者被冷落在不遮风不挡寒的立交桥下,对未来忧心忡忡,后者在充满浪漫、温情的象牙塔里,对未来满怀憧憬。如果说前者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后者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为什么两者的差别会这么大?

无疑,城市的建设还是需要这些“钓鱼族”来修修补补,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城市劳动力,但是今天他们沦落到街头,充斥着生活的艰辛,他们自己是不能改变现在状况的。他们渴望政府的关心,渴望政府能够建立起有利于他们生存的保障体系,比如合理合法的中介机构、就业市场、招聘市场、技工考核和认定等,也许他们有的还不知道要去对政府渴望些什么,但是他们都盼望着,盼望着,明天更好!

(二)中、老年“钓鱼族”

相对于年青的“钓鱼族”,中、老年“钓鱼族”在面对生活时更显得游刃有余点,他们对“钓鱼”行业的的现状和前景是怎样看的呢?

精湛的技艺是我们生存的根本

王国庆,50岁,某国企的下岗职工

“我从国有企业下岗有十年的时间了,以前在里面做的是木工,现在操起了老本行。下岗之后每个月只有二百多元的低保,靠着这点钱过日子肯定不行。下岗三个月后,我就在桥下面摆摊子,希望有人找我做活。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别人打家具,修理一些破旧的家具。现在是自己为自己打工,技术非常重要,比如家具的油漆、造型、设计等,你要按照雇主的意思去做,我做这活有几十年了,积累了不少经验,所以能顺手。”

“如果说你们这个行业有个标准划分的话,你应该是木工中的高级技术人员了吧?”我问到。

“我们没有什么标准而言,谁做的好,做的不好看不出来,只有在实际中才能体现出来,但是技术好,干活挣得钱就多。”

王师傅的话是有道理的,年青的“钓鱼族”中有不少是技术水平还没有达到,接到活做不完,或者要求太高,自己根本做不了。

“他们年轻人呀,还需要锻炼,多学点就好了,我们谁不是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才有现在的技术的。”

看来精湛的技艺是生存的根本,这条硬道理在哪里都是行的通的。

对每个月3000元收入的满意

牛建树,43岁,在青岛10年

“我来青岛的时间很长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哪里有活就在哪里干。在工地上做的是杂活,挖地基、搬运材料等,回想起那个时候,多亏是体力好,要不然真得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手上磨了很多老茧。我人腿勤,手脚也快,老师傅们挺喜欢的,就教我学技术。我还是有点文化功底,高中毕业后家里没有钱上学了,其实那时的成绩是挺不错的。在工地上学习技术慢慢懂了图纸,瓦工、管道工的技术都能做得来。”

殷谦:“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在工地上做活了?”

“条件差,主要是不自由,我做了5年的集体工地活,觉得该学得已经学了,现在自己做事,自由点。”

殷谦:“现在一个月有多少收入?”

“三千来块钱。”

殷谦:“平均算来一年有多少收入?”

“一年有三万到四万的收入。” 说到这些的时候,这位大哥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大手一挥,说:“现在的日子算是好点了,生活基本没啥问题。”

我望见在五米之外的一个年青的“钓鱼族”,是上次采访过的施浩,他可没这么乐观,坐在台阶上,面前摆着牌子,等待着雇主来过问。是施浩介绍我去采访这位建哥的,说他能讲出东西来,从建哥的言谈举止来看,他似乎代表了这批“钓鱼族”收入的最高水平。

“现在我能去大型的超市购物了,去家电超市,能买得起小家电,生活还可以。”身边一位老工友告诉我。

中、老年“钓鱼族”对收入的满意,超出我的想象。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收入在这个水平已经是很正常,而他们的收入充满着不固定,没有任何保险,如果年龄大点,60岁以后,或者更大点,不能再出来干活的时候,是否还有每个月的收入来源?

宁可在桥头下“钓鱼”也不愿“组建公司”

在上一篇报道中提到过装修公司和中介公司的欠钱使得年轻的“钓鱼族”非常愤怒,那么年老的“钓鱼族”对这个问题怎样看待呢?

年老的“钓鱼族”经过不少风风雨雨,对这些欠钱的事情看得多,不见怪了。“人总是要讲个理的,凡事好商量,一千块钱他能给九百也不错,要是欠上八百,事情也不是他说了算。”一位叫建国的中年工友告诉我,“团结很重要,我们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去为我们说话,只有自己联合起来,实在不行就集体和雇主抗议不做活,或者集体讨债。”

殷谦:“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组建一个装修公司?”

“现在去建一个公司,各种证件要跑关系,最难的是业务的问题,我们即使有技术,但是业务不是技术好就能争取到的,公司没有名气,我们怕的是找不到太多事情做,又要缴纳各种各样的费用,赚的还没有交的多呢。”建国这样解释。

此时另一位年老的工友插口说:“公司的注册费用最低需要三万不说,还要租赁门面,弄得有模有样的,这都是不低的开销,我们不敢冒这个险,一旦赔了,两三年的辛苦钱都泡汤了。”

在鼓励个人创业的时代,注册公司不像以前那样繁文缛节,但是公司多了,市场竞争也激烈了。所以这些“钓鱼族”宁愿是天天吃个家常便饭,也不愿意去尝试带有风险的更丰盛的大餐。

希望孩子不要再走这条路

年老的“钓鱼族”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面对着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压力,他们是怎么想得呢?

“我现在最害怕的是父母生病,他们在农村,有地,能保证不饿着。不像我,出来这么多年,地也没有了,不能回去。”一位工友如是说。

“你们的孩子也在城市里上学吗?”我问。

“是的,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虽然重点中学的借读费挺高的(几千甚至几万),但是只要他们能学习好,我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对孩子有什么希望?”我问。

“当然是不希望他们再走我走过的路,别像我这样,希望他们能靠脑子吃饭。”我看到他们眼睛里流露出的渴望,知识改变命运,他们把希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即使是风吹日晒,即使是忍声吞气,只要孩子的成绩好,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

◎殷谦后话

很明显,年老的“钓鱼族”对生活多了一些坦然和自如。我不知道受社会不良之风压榨的年青“钓鱼族”,他们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锻炼好自己的技能,能否合理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府能够建立起有利于他们生存的保障体系,让这些默默无闻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钓鱼族”过上稳定富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