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充忠义之乡，每多赤胆忠臣，明末李兆向崇祯帝陈时政疏，清初赵心抃向康熙帝陈蜀利弊。康熙十一年（1672年），赵心抃考中举人，时年二十二岁，授官山西太平知县，很有政绩，晋升成都通判，后升兵部给事中（谏官）。他曾向康熙帝陈疏数十章，皆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直言谏政，忧国忧民，不顾个人得失，但愿国家安宁。
康熙十四年（1675年），赵心抃任成都府通判时，向康熙帝呈递了《陈蜀省利弊疏》，文曰：“敬陈蜀省应行应革利弊，恳乞圣恩酌赐整理，以恤残疆事。臣乡四川，远在边徼，其间地力之厚薄，民风之敦浇，未有明白晓畅入告者。缘蜀省去神京（北京）六七千里，兵燹之后，人民稀少，仕宦寥寥，又无经商之人往来。各省游谈之士，交结缙绅，因而疾苦利弊，无由见知于人，人亦无从而知之。臣系蜀人，生长其地，知之极详，所有兴革利弊，敬为我皇陈之。一、成都府水利宜责专官也。古称益州，沃野千里，专指成都一府而言。其土最为膏腴，又灌县之水可以灌溉，无亢旱之忧。每岁至二月下旬，灌水放入，四野之地，尽成水田，可以插栽粳稻，又称陆海。当年人民繁盛时，设有水利道，专管水政，经营沟洫，以泄水害。今水利道奉裁久矣，然从前田地未经开垦，旧日沟渠仍在，尚不致有害于人。今蒙我皇上休养生息数十年，人民渐多，田地渐辟。其中沟渠年久坍塌，淤积无人淘汰，又有豪强兼并之徒，坏却阡陌，以致水道填塞。每岁二月后，一经雨集，四望皆水，淹没稻禾，无路可行，大为民言。臣见（现任）成都府通判一官，职掌甚闲合无，请旨令其兼施水利，使之董率各县，及时淘汰淤塞，修筑塌坏。使水由故道，匪但行旅无患，即地方亦受经界清正之利，而古制可复矣。一、成都直季之官宜革也。直季之官，原以承审钦部案件，今四川边方小省，人烟寥落，词讼鲜少，至钦部案件虽或时有，亦易归结，安用此直季者为哉？自有直季之官，添百姓无限苦累，盖直季多轮派，各府通料衙署清冷，率皆贫瘠。蜀省幅员最宽，山川又险，往来奔走道路，动需月余。一年之俸既不足供往来之费，势必索夫马于民间，纷纷滋扰矣。臣见外省烦剧地方，尚有不用直季者，何偏简小省，必欲有此名目也？请敕抚臣，永行革去。嗣后遇有钦部案件，及抚臣自理状词，酌量事之大小缓急，就近批审。或批原地方官承审结案，庶案件可清，民累可除，且可绝夤缘之弊矣。一、驿站宜照道路之远近险平，量行改正也。四川驿站设于我朝甫定之初，路途远近，平险冲僻，未尽协宜，经制一定，不能更变。其中有远至数百十里者，即近亦有八九十里者，山高路险，马力易尽。且羊肠鸟道，三四十里，即可当平川之百里。冲远之邑，额马支应不敷，遂起民马之议，虽历经督抚诸臣严禁，然偏辟州县尚可遵行，路当极冲者，不得不取资于民力。于是每县民马有二十匹者，亦有十余匹者，新复之民，何堪此累？请敕抚臣，细加清理，查蜀省驿站之极僻者，量为裁减；路险而远者，量行增额。酌于损益之间，永禁民马之害，则民不招徕，而招徕日集矣。一、落地之商税，宜因时变通也。四川偏在一隅，北通秦省，东通楚省，南通黔省，仅三路耳。当日定税之时，川北先入版图，秦省往来人多，故于广元县，定税额一千四百余两。楚省船只一通，即于重庆府，定额数百余两；黔省接连蜀界，故于遵义府，定税额二千七百余两。近日黔省货物稀少，而税如故；秦省灾荒之后，远商寥落，而税如故。起解额银不足，势必蔓延土著生理，既病商而又病民。似宜随时变通，宽一分以广招徕，俟充盈之日，再议加额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