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与名利互为联系，紧密相关。人生于天地之间，当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对于名利与显达，当出则出，当入方入，不为权势利禄所羁，不为功名毁誉所累，明察世情，了然生死，胸怀坦荡。得福而不忘形，持性而不惧法。不费尽心机，不为无所谓的名利所诱惑，泰然自若，怡然自得，这就可以主宰生死与名利，无往而不乐了。
脱俗成名减欲入圣
作人无甚高远事业，摆脱得俗情，便入名流；为学无甚增益功夫，减除得物累，便超圣境。
做人并不一定需要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事业，能够摆脱世俗的功名利禄，就可跻身于名流；做学问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能够去掉名利的束缚，便进入了圣贤的境界。
宋代的程颢，字伯淳，号明道，少年即中进士，后久任地方官，理政以教化为先，所辖诸乡皆有乡校。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待人接物“浑得一团和气”。他不仅“仁民”，而且“爱物”，“其始至邑，见人持竿道旁，以黏飞鸟，取其竿折之，效之使勿为”，人们议论说，“自主簿折黏竿，乡民子弟不敢畜禽鸟。不严而令行。大率如此”。但是，为了破除神怪迷信，他却敢于斩巨龙而食其肉：“茅山有龙池，其龙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龙，至中途，一龙飞空而去，自昔严奉以为神物。先生尝捕而脯之，使人不惑。”
程颢任镇宁军节度判官时，适逢当地发生洪水，曹村堤决，州帅刘公涣以事急告。他当即从百里之外一夜驰至，对刘帅说：“曹村决，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为之。请尽以厢兵见付，事或不集。公当亲率禁兵以继之。”刘帅遂以官印授予程颢，说：“君自用之。”程颢得印后，径走决堤，对士卒们说：“朝廷养尔军，正为缓急尔。尔知曹村决则注京城乎？吾与尔曹以身捍之！”士众皆被感而自效力。他先命善泅者衔细绳以渡，然后引大索以济众，两岸并进，昼夜不息，数日而合。
在进身仕途的同时，程颢也不失归隐林泉的仙家道趣，他曾写诗说：“吏纷难久驻，回首羡渔樵。”“功名未是关心事，道理岂因名利荣”。“辜负终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襟裾三日绝尘埃，欲上篮舆首重回；不是吾儒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正因为有这样的修养和情操，才使他获得了温润、宽厚、和气、纯粹等美德。他那种大中到正的人格形象，对世人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感化作用，这也是他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程颢后来以双亲年老为由求为闲官，居洛阳十几年，与其弟程颐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其教人则说：“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士人从学者不绝于馆，甚至有不远千里而至者。
做人向往逍遥率性而为，自然不在于钱财的富足与官爵的显赫，而在于心无牵念，行为不羁。抛弃名利的心头枷锁，无论思想理智皆得到自由。潇洒云水，放浪春秋，亦是人生真正境界。
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宠利毋居人前，德业毋落人后，受享毋逾分外，修为毋减分中。
获得名利的事情不要抢在别人前面去争取，积德修身的事情不要落在别人后面，对于应得的东西要谨守本分，修身养性时则不要放弃自己应该遵守的标准。
在“苛政猛于虎”、百姓不堪重负的元代，董文炳在县令任上，敢于“为民获罪，设法隐实不报实际户数，使百姓大为减少朝廷加的赋敛的负担。后又拒绝府臣的贪得无厌，以”理终不能剥民求利的情怀，弃官而去。
董文炳出任县令，逢朝廷开始普查百姓的户数，以便按户数征收税赋，并且下令敢于隐瞒实际户数的，都要处以死刑，没收家财。董文炳看到百姓的税赋太重，要百姓聚居一起，以减少户数，众官吏认为不能这么做，董文炳说：“为百姓犯法而获罪，我心甘情愿。”百姓中也有人不太愿意这样做，董文炳说：“他们以后会知道我要他们这样做的好处，会感谢我而不会怪罪我的。”由此，赋敛大为减少，百姓都因而很富足。董文炳的声誉波及四周，旁县的人有诉讼不能得到公正判决的，都来请董文炳裁决。董文炳曾到大府去述职，旁县的人纷纷聚拢来看他，有人说：“我多次听说董县令，无缘一见。今看到董县令也是人，为何明断如神呢？”当时的府臣贪得无厌，向董文炳索取钱物，董文炳拒不肯给。同时有人向府里进谗言诋毁董文炳，府臣便欲加以中伤陷害，董文炳说：“我到死也不会剥削百姓去得利益。”当即弃官而去。
董文炳不仅“终不能剥百姓求利”，而且处处为百姓谋利，除上述他冒死罪要百姓聚居一起减少户数，以减轻赋税外，他还多次慷慨地为百姓捐私产。《元史·董文炳传》载：当地十分贫穷，加之干旱，蝗虫肆虐，而朝廷的“征敛日暴”，百姓更是难以生存，董文炳自己拿出私粮数千石分给百姓，以使百姓的困境有所宽解。又因为前一任县令“军兴乏用，称贷于人”，而贷家索取利息数倍，县府没办法还贷，欲将百姓的蚕丝和粮食拿来偿还。这时，董文炳站出来说：“百姓实在太困苦了，我现在位当任县令，义不忍视百姓再遭搜刮，由我来代偿吧！”于是将自己的“田、庐若干亩，计值与贷家”，同时“复籍县间田以民为业，使耕之”，使得流离失所的百姓逐渐回来安居乐业，数年间便达到“民食以足”。
只要是对百姓有利的事，都勇于去做，即使是违犯了朝廷的法令也不在乎，不怕丢官，甚至不怕丢命，“为民获罪，吾所甘心”，贪婪的府臣索贿不成，欲借机加以陷害，董文炳弃官而去，其理由则是至死也不愿为个人的前程去剥夺百姓，满足那些高踞头上的贪官污吏难填的欲壑。董文炳勇于舍弃前程，他捐赠自己的私粮给贫民，他不忍心取百姓的衣食还前任县令的借贷，而是将自己的田地、房舍抵贷，这些都是为苍生百姓着想。不谋私利，不敛钱财。为民请命，体察民情，在世俗官吏的眼中董文炳没有为官一任，富己一人，是大大的糊涂，但百姓没有忘记这样的糊涂人。
后来，董文炳领兵进入福建后对百姓秋毫无犯，《元史·董文炳传》记载道：“文炳进兵所过，禁士马无敢履践田麦，曰：‘在仓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践之，新邑之民，何以续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后来，“闽人感文炳德最深，高而祀之”。不仅百姓不忘记这样的良吏，历史也同样不会忘记。
人的品质修省是从实际的利益中体现和磨练出来的。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一种传统的优良的人生态度。现在提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表现的同样是“德在人先，利居人后”的境界。在名利享受上不争先，不分外；在德业修为上时时提高，是个人走向品德高尚的具体表现。
名不独享过不推脱
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
完美的名誉和节操，不要一个人独占，必须分一些给旁人，才不会惹发他人忌恨招来祸害而保全生命；耻辱的行为和名声，不可以完全推到他人身上，要自己承揽几分，才能掩藏自己的才能而促进品德修养。
独孤皇后是隋文帝的妻子。她身为皇后，而且家族世代富贵，但她却并不仗势凌人、爱慕虚荣，而是努力做到以社稷为重。突厥与隋朝通商，有价值八百万的一箧明珠，幽州总管阴寿准备买下来献给皇后。皇后知道后，断然回绝，她说：“明珠不是我急用的。当今敌人屡犯边境，我军将士疲劳，不如把这八百万分赏有功将士。”皇后喜爱读书，待人和蔼，百官对她敬重有加。有人引用周礼，提议让皇后统辖百官妻室。皇后不愿开妇人扰政的先例，没有接受。大都督崔长仁是皇后的表兄弟，犯了死罪，隋文帝碍于皇后情面，想免他的罪。皇后却能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顾全大局，她说：“国家大业，焉能顾私。”崔长仁终于受到律法的严惩。
我们不妨细细分析独孤皇后这些举动：独孤皇后不收明珠，却把它分赏将士；表兄弟违法犯罪，她却不因权徇私；确实做到了不露锋芒，因此，她也远离了许多祸害，同时也保持了名节。
做人不能只沾美名，害怕责任，应当敢于担责任，担义务。从历史上看，一个人有伟大的政绩和赫赫的战功，常常会遭受他人的嫉妒和猜疑。历代君主多半都杀戮开国功臣，因此才有“功高震主者身危”的名言出现???只有像张良那样功成身退善于明哲保身的人才能防患于未然。所以君子都宜明了居功之害。遇到好事，总要分一些给其他人，绝不自己独享，否则易招致他人怨恨，甚至杀身之祸。完美名节的反面就是败德乱行，人都喜欢美誉而讨厌污名。污名固然能毁坏一个人的名誉，然而一旦不幸遇到污名降身，也不可以全部推给别人，一定要自己面对现实承担一部分，使自己的胸怀显得磊落。只有具备这样涵养德行的人，才算是最完美而又清高脱俗的人。让名可以远害，引咎便于韬光，这本身就是对待名利的一种良策。
放得功名便可脱凡
放得功名富贵之心下，便可脱凡；放得道德仁义之心下，才可入圣。
如果能够抛弃功名富贵之心，就能做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如果能够摆脱仁义道德之心，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严子陵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隐士，会稽余姚人。他的本名叫严光，子陵是他的字。严光年轻时就是一位名士，才学和道德都很受人推崇。当时，严光曾与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一道游学，二人是同窗好友。
后来，刘秀当了皇帝，成为中兴汉朝的光武帝，光武帝便想起了自己的这位老同学。因为找不到叫严光的人，所以就命画家画了严光的形貌。然后派人“按图索骥”，拿着严光的画像四处去寻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齐国那个地方有人汇报说：“发现了一个男人，和画像上的那个人长得很像，整天披着一件羊皮衣服在一个湖边钓鱼。”
刘秀听了这个报告，怀疑这个钓鱼的人就是严光，于是就派了使者，驾着车，带着厚礼前去聘请。使者前后去了三次才把此人请来，而且此人果然就是严光，刘秀高兴极了，立刻把严光安排在宾馆住下，并派了专人伺候。
司徒曹霸与严光是老熟人了，听说严光来到朝中，便派了自己的属下侯子道拿自己的亲笔信去请严光。侯子道见了严光，严光正在床上躺着。他也不起床，就伸手接过曹霸的信，坐在床上读了一遍。然后问侯子道：“君房（曹霸的字叫君房）这人有点痴呆，现在坐了三公之位，是不是还经常出点小差子呀？”侯子道说：“曹公现在位极人臣，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已经不痴了。”严光又问：“他叫你来干什么呀？来之前都嘱咐你些什么话呀？”侯子道说：“曹公听说您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想跟您聊聊天，可是公务太忙，抽不开身。所以想请您等到晚上亲自去见见他。”严光笑着说：“你说他不痴，可是他教你的这番话还不是痴语吗？天子派人请我，千里迢迢，往返三次我才不得不来。人主还不见呢，何况曹公还只是人臣，难道我就一定该见吗？”
侯子道请他给自己的主人写封回信，严光说：“我的手不能写字。”然后口授道：“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庚顺旨要断绝。”侯子道嫌这回信太简单了，请严光再多说几句。严光说：“这是买菜吗？还要添秤？说清意思就行了嘛！”
曹霸得到严光的回信很生气，第二天一上朝便在刘秀面前告了一状。光武帝听了只是哈哈大笑，说：“这可真是狂奴故态呀！你不能和这种书生一般见识，他这种人就是这么一副样子！”曹霸见皇上如此庇护严光，自己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刘秀劝过曹霸，当时便下令起驾到宾馆去见严光。
大白天的，严光仍是卧床不起，更不出迎。光武帝明知严光作态，也不说破，只管走进他的卧室，把手伸进被窝，抚摸着严光的肚皮说：“好你个严光啊，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请来，难道竟不能得到你一点帮助吗？”
严光仍然装睡不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张开眼睛看着刘秀说：“以前，帝尧要把自己的皇位让给许由，许由不干，和巢父说到禅让，巢父赶快到河边洗耳朵。士各有志，你干什么非要使我为难呢？”光武帝连声叹道：“子陵啊，子陵！以咱俩之间的交情，我竟然不能使你折节，放下你的臭架子吗？”严光此时竟又翻身睡去了。刘秀无奈，于是只好摇着头登车而去了。
又过了几天，光武帝派人把严光请进宫里，两人推杯论盏，把酒话旧，说了几天知心话。
刘秀问严光：“我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没有？”
严光说：“我看你好像比以前胖了些。”
这天晚上，二人抵足而卧，睡在了一个被窝。严光睡着以后，把脚放在了刘秀的肚子上。第二天，主管天文的太史启奏道：“昨夜有客星冲撞帝星，好像圣上特别危险。”刘秀听了大笑道：“不妨事，不妨事，那是我的故人严子陵和我共卧而已。”
刘秀封严光为谏议大夫，想把严光留在朝中。但严光坚决不肯接受那种做官的束缚，终于离开了身为皇帝的故友，躲到杭州郊外的富春江隐居去了。后来汉武帝又曾下诏征严光入京做官，但都被严光回绝了。严光一直隐居在富春江的家中，直到80岁才去世。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后人把严光隐居钓鱼的地方命名为“严陵濑”。传说是严光钓鱼时蹲坐的那块石头，也被人称为“严陵钓坛”。
由于严光不屈于权势，不惑于富贵，颇合于孟子所提倡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所以便成为儒教所推崇的隐士典范。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有一段《好了歌》十分精彩。“人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结果是“荒冢一堆草没了”。说到底，只有“好”，才能“了”，关键在于“了”字。这个“了”看似容易，但做起来却极难。许多人都说荣辱如流水，富贵似浮云，但老是在功利、虚名、荣华中解脱不开，身受束缚，结果身名俱损。
超越天地不入名利
彼富我仁，彼爵我义，君子故不为君相所牢笼；人定胜天，志一动气，君子亦不受造物宅陶铸。
别人拥有富贵我拥有仁德，别人拥有爵禄我拥有正义，如果是一个有高尚心性的正人君子，就不会被统治者的高官厚禄所束缚；人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自然力量，意志坚定可以发挥出无坚不摧的精气，所以君子当然也不会被造物者所局限。
三国时期，管宁拒绝公孙瓒授予的高位，管宁还谢绝了公孙瓒的挽留，不住公孙瓒为他准备好的华丽住宅，而决定到人迹罕至的深山定居度日。当时，来到辽东避难的士民百姓多居住在辽东郡的南部，以随时关注中原局势，准备在中原安定之后，返回故乡。独管宁定居于辽东北部深山，以表明终老于此地，不复还家之志。他在入山之初，居住在临时依山搭建的草庐之中。然后，马上着手凿岩为洞，作为自己的永久居室。
管宁道德高尚，名闻遐迩。他在深山定居不久，许多仰慕他的人都追随他而到山中垦辟田地谋生。不久，在管宁定居的地方，居然鸡鸣狗叫，人烟稠密，自成邑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