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先将孔子的礼治学说改造为“仁政”主张。礼治的躯壳是宗法制度，礼治的目的在“君君”，即以忠君为目的，以亲民为手段。历史的经验是忠君之民常有，而亲民之君罕见。于是孟子在战国时代的君主社会中，率先屏弃了以责民为主的礼治口号，提出了以责君为主的仁政主张，表现了宗主社会意识形态转变为君主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
“仁”在孔子的学说中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范畴，以“爱人”为主要内容。孔子认为仁人少见，连自己也不敢称仁；孟子则硬要把仁塞给当政者，并设计了一套祥云救旱的仁政方案：
1.恢复井田制，轻徭薄赋，什一而税。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论语·滕文公》）。果能这样，自然是周初的小康世界，但在战国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孟子为梁惠王设计的是另一种方案：
2.控制人民的产业，使百姓能活下去。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论语·梁惠王》）这样的要求往往也难于实现，于是孟子又降低了标准：
3.不要杀人，要收揽民心。他说：“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矣。”（《论语·梁惠王》）得了民心还要妥善管理，于是孟子又提出了行政细则：
4.选贤任能，明赏信罚。他说：“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论语·公孙丑》）
孟子的治民思想如得以实现，战国则成了“理想国”。然而，人君却以他的言论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荀列传》），让他永远飘在天上，“仁政”则未之有也。
孔子主张以责民为主的礼治，孟子主张以责君为主的“仁政”；外表相差甚远，本质却大致相同，即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真是殊途而同归的典范。
殊途而同归是阶级社会中所有政治流派的大趋势。孔子的治民主张符合宗主社会农奴主阶级的需要，为恢复和苟延周王室的政权服务；孟子的治民主张符合君主社会地主阶级的需要，为巩固和发展各个新兴的君主政权服务，这是殊途。孔孟的治民主张都维护剥削阶级对劳动阶级的统治，这是同归。
第五、从事君思想比较来看，孔孟都是忠君论者，他们主张臣民应当对君主敬且忠。孔子曰：“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论语·滕文公》）但是他们所说的都是理想化的君主，如文武周公一样的君，是“亲民”的君，对厉君和暴君，他们则有不同的态度。
孔子把事君和事父母看作是一回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孔子认为是人之大伦。君父有了错误、丑行，孔子认为首先要替他们隐瞒起来。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将这个父子互相包庇的原则也用于事君。鲁昭公娶同姓的吴女，于周礼为大恶，孔子却对学生说昭公知礼（见《论语·述而》）。孔子作《春秋》，屡用曲笔，《公羊传》指出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违，为贤者讳”（《闵公元年》），《谷梁传》指出孔子“为尊者违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违疾”（《成公九年》）。孔子为君长隐恶的目的，一则是怕招祸而明哲保身；二则是避免小民仇君漫长而叛乱。
在为君主隐恶的前提下，孔子认为忠君应当犯颜直谏，以正君行。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意思是说不要欺瞒君主，应当知无不言，犯颜直谏。他称赞殷纣王的三个忠臣能不顾个人安危荣辱而谏君：“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这三个人的忠诚态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微子谏而不听则走，实在算不上真忠，但孔子则给了最高的评价“仁”，说明孔子的忠君思想是有限度的。他的行为也说明了这点。据《孔子世家》载，齐赠鲁女乐、文马，鲁君与季桓子三日不听政，孔子乃不谏弃官而走。走则可也，弑君则万万不可。陈恒杀齐简公，孔子沐浴而朝，请鲁哀公出兵讨伐（见《论语·宪问》），这说明孔子在忠的理论方面，虽小德有所出入，但“大德不踰闲”（《论语·子张》）。
然而，为出仕的理想能实现，孔子却不免于图谋不轨。阳虎叛乱，劝孔子出仕，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召，子欲往。”（《论语·阳货》）这说明孔子的忠君思想必须在顽强的节制下才能维持贞操。或曰：孔子想参加叛乱的理由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然而这却是借口，孔子周游列国求仕，唯独不求周天子。孔子谋叛的真正目的被子路问出来了，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圣人也要吃饭哪！
孔子事君思想的要点是：忠于贤明的君主，劝谏不肖之君，离弃不纳谏之君，隐君之恶，救君之危，尽量不叛君。孔子一生忍辱负重，清心寡欲，力求言行一致，终于没有失大节。孟子虽秉承师教，却并不如此斯文。
孟子对当时贫富悬殊、攻诚略地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他指斥当时的君主是“率土地而食人”、“率兽而食人”（《论语·梁惠王》）。他认为“春秋无义战”（《论语·尽心》），当然可以引申为春秋无义君。孟子对这些不肖之君的态度略同于孔子，他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论语·万章》）而对那些暴君，孟子则一反孔子的温和态度而异常激烈：“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论语·万章》）迫君易位，一般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但孟子为他找到了依据，他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毫。”（《论语·万章》）。允许不肖之君改过复位，是伊尹的创造，孟子则把它发展成为理论，表现了孟子还没有离开忠的轨道。但对那些不可救药的暴君，孟子就要造反杀君了。齐宣王问武王伐纣杀君可否，孟子回答说：“赋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论语·梁惠王》）孟子对这样的暴君，不但主张杀，还主张剥夺其名号，谥之曰独夫民赋，与孔子的观点比较可谓小同而大异。小同，是指忠君归宿相同，大异，是指忠君的途径殊异。
孟子的事君思想显然比孔子进步了。孔子的事君思想局限于礼的模式、规范，教条死板；孟子的事君思想则生动活泼，表现出开放的倾向、重民的倾向、竞争的倾向——谁好忠于谁。这些倾向显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第六、从上下互制思想比较来看，孔孟都认为上下级应当互相制约。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态度则更明朗、更激烈，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论语·离娄》）这种等价交换的人际关系原则，就是一种社会约束。
孔子的约束工具是礼。礼本来是一个伦理学范畴，当礼作为一个政治学范畴，作为一种约束工具来维系君臣民关系时，孔子也称之为“度”。据《左传·昭廿九年》记载，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认为贵贱不愆，名分不乱就是度，和礼的内涵一致，所以度就是礼。在孔子看来，唯有度是君臣民以序遵守的法则；举国上下都行之以度，谦恭好礼，等级森严，贵有业守，贱有劳作，自然国会长久。在孔子看来，刑法不是君臣民和衷共济的约束器，因为贵人不用守法，贱人守法尊刑鼎而不尊贵人，所以刑法不能调和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孔子为实现他的小康政治理想，便在伦理学的旗帜下大讲其礼，以礼代度求治。他要人们“克己复礼”，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要臣民和君主都讲礼行礼，他包罗万象地说：“为国以礼。”（《论语·先进》）但孔子的礼实在太无能了，就在孔子的家乡、礼乐之邦的鲁国，昭公失礼，三桓政变，国君奔死它乡；继而三桓失势，陪臣擅权，阳虎、公山不狃叛乱；民间则有“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以至孔子奋斗一生也未能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于是孟子改弦更张，以“仁”作为君臣民的共同约束工具。
孟子首先把仁分给每个人一份，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又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这样，孟子就给每个人找到了行仁的理由，并且找出了求仁的捷径——勉之强之以行忠、宽、恕之道。剩下的就是人们能不能勉强行仁的问题。于是孟子又提出了行仁的好处：“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行仁政而王”、“仁则荣”（《孟子·公孙丑》）。孟子又指出不行仁政的坏处：“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孟子·离娄》）。孟子期望这样周密的说教会使贵人、贱人一起守仁，互相约束，岂不知人们发现强权和暴力比仁更奏效，于是孟子的约束工具“仁”便被束之高阁。
孔孟不同的约束工具反映了他们师徒不同的性格，也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社会风尚。礼是客观的东西，孔子尊重客观，反映了他谦虚谨慎、屈从现实的性格，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对传统现实流连因循、对新生潮流徘徊观望的社会风尚。仁是主观的东西，孟子尊重主观，反映了他自信自强、追求维新的性格，反映了战国时代人们对新政流弊怀疑挑剔、对未来幻景跃跃欲试的追求精神。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春秋时代生产力相对落后，故人们的心理怯懦保守；战国时代生产力相对提高，故人们的思想开放大胆。
总之，孟子虽然没有孔子博大，但他不仅继承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修身养性人格学和“亲民”的国家政治管理学，而且在这两方面都比孔子精深。可以认为，孟子的全部学问就集中在这两个点上。孔子开始掘两口井，孟子认为那里会流淌出润人心田的清泉，于是接过孔子的锄头，继续深挖。人们终于看到清泉汩汩流淌而出。修养人格，必须将“仁爱、仁善”与“正义、勇毅”结合起来；搞政治管理，必须从“民”这个根本出发。就中华民族现在的文化精神状态看，褒扬孟子的人格学和政治管理学比褒扬孔子的人格学和政治管理学更具有意义。不论是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或将来，在强调“仁爱”的基础上，高扬“勇毅”的精神之旗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极重的“阴气”、“迂气”、“腐气”。在中国，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倡导“民为邦本”，实施民主政治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政治管理的科学，才能带来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