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儒墨齐名，直到战国时期，墨家弟子仍“充满天下”、“不可胜数”，故史称“孔墨显学”。这个学派创建人——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比孔子要晚一些。他出身于手工业劳动者，当过木匠，造过车子。其技术与当时的名匠公输班齐名。同时，墨子也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在物理、数学方面，有许多杰出的成就。墨子做过小官，读过许多书，参加过政治活动。因此，他很能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他也熟习古代的经典，常与儒家学派辩论，形成一大学派。
由墨子及其弟子组成的墨家团体，其成员多是“耕稼树艺”、“纺绩织纴”的手工业者，也有少数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士”。墨家的团体，在墨子死后，其首领称为“巨子”，代代下传。他们有严格的纪律，其违禁者，轻则开除，重则处死。今存〈墨子〉一书，为墨子的门徒所编，代表了墨子和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子处在奴隶社会快要瓦解，封建社会已经兴起的时代。这时的孔子已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但他强调的是在贵族范围内选贤。而墨子则进了一步，认为即是农夫工匠，“有能则举之”。因此，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尚贤”的主张。在他看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原来贫贱的“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有贤能的就应当举用，原来富贵的人，无贤无能的，就得降为贫贱。这是墨子主张打破儒家所维护的等级制度和宗法亲亲制度。由此，墨子进而谈到国家的产生问题。他以为最初没有政治法律，每人都有不同的是非标准，意见不统一，互相争夺，所以才选出贤者为“天子”和各级“正长”，统一是非，建立了国家，因而这些贤者们都是“兼爱”的，推而广之，人人都“兼相爱、交相利”，即所谓“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以为这种相爱相助的社会，就可以去掉社会上的祸乱，天下太平。而对于那些侵犯弱国小国的战争，他表示痛恨，主张“非攻”，要人们修城造械，制止以强欺弱的战争。前面《班门弄斧》那篇有名的“止楚攻宋”的故事，就是墨子反对战争的一个实际行动。但是，墨子不懂得国家起源和战争的阶级本质，而他以小生产者之间互爱互利的想法，扩大到社会上不分阶级的“皆相爱”，这是小生产者阶级的天真幻想。
墨子在政治上的这种观点，反映在他的宗教思想上，提出了超越于人间之上的天。这个天是有意志的上帝。上帝能赏善罚暴，人间最高统治者的天子，也要服从这个上帝的意志。这个上帝的意志是叫人们“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上帝是爱人的，他为民兴利除害，反对“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墨子以这种“天志”，作为地上的统治者的标准。不仅如此，墨子还相信有超越于常人能力的鬼神存在。这种鬼神的形象，也和他提出的上帝一样，不是危害人民的，而是为民谋利的。墨子这些宗教观点，是按照小生产者的愿望，塑造出来的上帝和鬼神，是他们这个阶级的幻影，企图摆脱阶级压迫和社会灾难的表现。这种宗教观，虽然它的内容是对统治者的反抗和控诉，然而它终究是这个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表现，它虽然不同于奴隶主阶级传统的宗教观，但它毕竟还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宗教现。
在哲学上，因为墨子重视实践，认为一切言行要有实际的价值，反对那些空话废话的“荡口”之言。这样，墨子在强调实践的基础上，就有可能在认识论上产生唯物的思想。墨子说：“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认为认识是来源于感官的实践。墨子这种带有初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名”与“实”的关系上，提出了“实”是第一性、“名”是第二性的正确观点。对于如何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问题，墨子提出“三表”(又叫“三法。)，作为判断是非真假的根据。他提出“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乏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所谓“本之者”；就是要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所谓“原之者”，就是在个人的经验之外，还要察看群众的亲身经验；所谓“用之者”，就是要看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其中，所谓“用之者”，是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以此反对战争，反对贵族的世袭和特权，提倡节用、节葬和非乐等等。他也以这个标准，批判命定论在历史上是没有根据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强调了实践的效果。因此，墨子的“三表”，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沦，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墨子的认识论，还停留在感性阶段，没有上升到理性阶段，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这种认识论也可以说是属于经验论。而经验论就有它的片面性。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一文中，曾经分析过这种情况。他说：“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7—268页)这种原因的造成，对于墨子来讲，是由于他代表的小生产者这个阶级的狭隘性。
以上，是墨子在政治、宗教以及哲学上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根源于墨子所代表的小生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是处在春秋未战国初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奴隶主阶级是对立的，与新起的地主阶级也是对立的，因此在思想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然而又表现了他们的软弱无力，甚至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王公大人”的统治者身上。可是，王公大人们从来没有采纳过他们的思想。
由于墨家所代表的小生产者这个阶级，并不是独立的阶级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变，就导致墨家集团和其思想的分化。这在墨子死后的战国时期，比较明显。正如儒家在孔子死后，就“儒分为八”，而墨家在墨子死后，也“墨离为三”了。
因此，墨家从春秋到战国，在其思想上也有了发展和变化。一般的就把墨子在世时称为前期墨家思想，墨子死后的战国时期称为后期墨家思想。至于后期墨家的思想材料，主要是依据《墨子》书中的经和经说上下及大小取等六篇。这六篇也称为“墨经”。
从“墨经”中可以看出，后期墨家继承了前期墨家的进步思想，而克服了前期墨家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在认识论、逻辑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上以及科学思想上，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在认识论上，后期墨家认为人的认识；是主观与客观相接触而来的。而认识的过程，认为是先通过感觉得来的知识，再经过思维的作用，就可以获得真正的知识。并且，对于知识来源问题，分为“闻、说、亲”三类，闻、说是指传闻和推论得来的间接知识，亲是指直接的知识。三类之中，又以亲知为主。由此，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上，对于概念、认识、动机、行为(“名、实、合、为”)，能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并且把动机和效果也联系起来，这比起前期墨家的经验论和“三表”法，不但细密而且深化了一步。
逻辑思想是后期墨家思想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最有体系的逻辑理论。这种逻辑理论，在过去的史籍上称为“墨辩”，它不同于当时庄子和名家当中的一些人带有诡辩的思想方法。诡辩论多在概念以及判断，推理上做文章，这固然在逻辑思想史上有片断的贡献，但它终究要流于唯心的概念游戏，诸如白马不是马(“白马，非马也”)，就是诡辩论者有名的一个典故，而后期墨家的逻辑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并且，他们所以重视逻辑，是为了有益于社会政治的目的，即为了要“明是非”、“审治乱”、“处利害”、“决嫌疑”等等，不是为了概念的游戏。因此，他们在概念、判断、推论等方面，强调要验之于人们所亲知亲闻的社会实践，而且要有益于社会实践。故在逻辑思想上，不但丰富和深刻，并且比起先秦其它各家有更多的科学内容。
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同前期墨家比较起来，后期墨家更强调君主要顺从人民的意志。过去墨子也讲“利害；是善恶的标准，但利害的内容并不太清楚。而后期墨家认为，利就是老百姓“所得而喜”的利，其害，就是老百姓“所得而恶”的害。把利害即善恶观，使之下合于百姓人民，而不是上符于统治者。由此，后期墨家又把利解释为“义”，即所谓“利，义也”，认为义就是利，义和利并不矛盾。这就不同于儒家孟子义、利对立的思想。至于利，后期墨家不主张个人的小利和眼前的利，而是大家的利和长远的利，个人的利能够与大家的利一致起来。这是发展了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
至于在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思想方面，墨家在先秦时代也是比较突出的。例如圆与四方形的几何学和数学，折射与倒影等等的光学和物理学，进而对于运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以及解释人的生命、梦幻等等的科学思想，在当时是具有很高的水平。
但是，在先秦一度与儒家并名的墨家“显学”，到了秦代，尤其到了汉代独尊儒家以后，墨家思想消沉下去了。这是因为他们所反映的小生产者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哲学思想，不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因而被压抑和排斥。然而，墨家思想中的认识论、逻辑学和科学思想，还是被荀子及以后的进步思想家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