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戊戌变法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一提起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人们总是把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把戊戌变法叫做“康梁变法”。因为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曾为变法维新运动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告、摇旗呐喊。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他自幼聪明异常，8岁即吟涛作文，12岁考上秀才，16岁中举，在乡里有“神童”之美称。在他的少年时代，祖父和父亲常给他讲过去的仁人志士的高尚事迹，这一切都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
1890年春天，梁启超应考归途路过上海时，偶然看到了一些西方书籍，异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使梁启超耳目一新。这年秋天，要求变法维新的康有为从北京回到广州，此时他已全国闻名。梁启超得知后，马上怀着仰慕之心拜见了他。康有为说，《四书五经》是不切实际的东西，它们不能解决祖国的危机，有志青年不会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去做闭目读书的书虫。这番话使求知若渴的梁启超震惊了。经过一夜的思索，第二天一大早，梁启超又去拜见了康有为，请他收自己为弟子。从此，梁启超跟随康有为专心地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化以及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他就帮老师康有为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
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汇集十八省1 300多名举人发动了声震全国的“公车上书”。由于官吏拒绝呈递，没有成功。这次运动吹响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号角，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从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进行了切实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先后担任北京《中外纪闻》报的负责人和上海《时务报》的主要撰稿人，发表了许多强烈批判封建专制、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梁启超的文章犀利流畅，很受当时有志青年的欢迎，因此，《时务报》在创刊几个月的时间内发行量就猛增到1．7万多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报刊史上的最高记录。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都深受感染。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民主革命战士吴玉章同志曾回忆说：“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后，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我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可见梁启超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启蒙作用之大。
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的同时，还组织创办了大同书局，编译出版了大量宣传维新的书籍。后来因运动的需要，他又到湖南开展宣传活动。在这里，他参与创办了南学会和《湘新学报》等活动。由于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的努力，湖南省成为当时最有革命活力的省份。这引起了当地顽固派官僚的恐慌和极度仇视。他们污蔑梁启超妖言惑众，是误人子弟的乱党，千方百计想赶走他。为了避免同顽固势力直接交火，保存实力协助老师康有为将宣传活动开展下去，1898年，梁启超又回到北京，并和康有为成立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梁启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强调此会的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以挽救国家危亡。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保国会”被迫解散，它虽然只存在了三天，却为即将到来的“百日维新”作了直接的组织与舆论准备。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掀起的改良热潮的推动下，光绪皇帝终于宣布变法。在变法期间，梁启超积极协助康有为策划各种改革措施。他还受到光绪皇帝的特别召见，专门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和译书局事务，并主管部分文教事业。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
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是改良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挽救危难中的祖国，他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