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国之主，却不惜以皇帝之尊，先后几次舍身佛寺为奴，再由皇室臣僚们用高价将他“赎”出；这种咄咄怪事，不仅在中国历史，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其始作俑者，乃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一梁武帝萧衍。
萧衍(464—549年)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道教的家庭，博学多才，不仅对佛学、道学、儒学有精深的研究，在文学、音乐、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撰写了各类著作一千多卷，在历代皇帝中，算得上是个才子。萧衍当上皇帝的时候，正值外来的佛教与一向被奉为正统的儒教和异军突起、土生土长的道教之间，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霸主地位，闹得不可开交。他从维护皇权利益出发，以一个皇帝所特有的机敏和狡黠，对三教的长短反复权衡，百般玩味，发现三教虽然旨趣不同，儒教讲忠孝节义，道教讲羽化成仙，佛教讲四大皆空，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求人们接受现实，满足现状，安分守己，放弃反抗和斗争。从这个共同点来看，儒教要人们恪守伦理道德，道教劝人们不要计较得失，佛教把人们召向极乐世界，无疑是各有妙处，异曲同工。因此，在独具“慧”眼的梁武帝看来，儒、道、佛三教之间，不是矛盾，而是相通的，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基于这种认识，梁武帝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尊称三教的始祖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为“三圣”，极力调和三教的矛盾，似乎三教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然后，他仔细比较了三教异同优劣。觉得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对老百姓更具吸引力，所以，就想办法抬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把佛教定为国教，把儒、道二教说成是佛教派生出来的，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佛教为主体，以儒、道二教为补充的实用理论。为了提高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梁武帝居然把周公、孔子和老子说成是如来佛的弟子，接受过如来耳提面命之教。三教始祖之间的关系本是三教弟子为在统治者面前争宠、刻意抬高自己教派地位而编造出来的，如西晋道士王浮，炮制出一本《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曾去西天，教化释迦牟尼，因而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弟子。佛门弟子当然不甘心受此侮辱。于是如法炮制，编造了佛祖曾派遣他的三大弟子——孔子、颜回、老子到震旦(中国)来传教这样一个典故，以示回敬。诸如此类信口胡诌出来的所谓典故，当然纯属无稽之谈!可笑的是，梁武帝竟然在他的堂堂《诏书》里，也深信不疑并加以袭用。除“三教同源”说之外，梁武帝还调和佛教内部般若学和涅槃学之间的矛盾，说般若是因，涅槃是果，二者互相依存，不分优劣。经过他这种解释，主张客观万有皆是“空(非有非无)的般若学和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涅槃学就统一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他又把佛性纳入到儒家所讲的善性中去，用善性解释佛性，强调内心清明，平时行善，如此方能保全佛性，这便是所谓的“真神佛性”说的主要内容(真神即指人的善性)。
梁武帝提倡“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试图把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富于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使三教更好地为其所用，以便巩固封建秩序，加强封建统治。梁武帝为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它为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消灭三教冲突提供了借鉴，再后来的南宋理学，也是沿着这条思想线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不过，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如果说，梁武帝抱着实用的态度，在理论上为抬高佛教地位，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解释，大胆到信口胡编，无所顾忌的地步，那么，他在实践上的所作所为，毫不逊色，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且看：
1．归佛受戒；梁武帝称帝不久，便于504年下了一道诏书，郑重其事地宣布：他从今而后，不再事奉道教，而皈依佛教。下过诏书后，梁武帝亲自率领僧俗人士两万人，在重云殿里手抄这道诏书，以示决心。15年后，在等觉殿屈尊受菩萨戒，从此，他就被称为“菩萨皇帝”。他不仅自己受戒，还号召王侯子弟、嫔妃姬妾，直到黎民百姓，都去受戒，当时响应的各界人士达4．8万人之多，可谓上行下效!既然受戒，就应当守戒，梁武帝一点也不含糊，受戒后，每天只穿草鞋，着布衣，睡草席，吃敉饭，喝豆汤，不沾一点肉腥味，整个就是一个苦行僧!本来佛教并不主张绝对吃素(所谓蔬食)，梁代以前的僧侣一般都吃荤，只要这荤肉是为自己杀的，自己既没看见，也没听见宰杀场面或声音就可以(所谓“三净肉”)。是梁武帝改变了这一习惯，他自己带头不吃荤，最后勒令所有僧尼一律不可以吃荤。为配合这一主张的推行，他一连写了4篇《断酒肉文》，举出种种禁食酒肉的道理，最后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有哪个僧尼胆敢冒犯这一规定，照样吃荤，“只要他(她)还是梁国的臣民，就别怪我不客气而要治罪了”。由于皇帝的威严，僧尼们哪敢不从！从此，便形成了出家僧尼和在家信徒一律吃素的传统。迄今为止，包括我国藏、蒙、傣等各兄弟民族的佛教徒在内的世界各国佛教徒，仍然可以吃荤(酒，是一律禁止的)，唯独我国汉族佛教徒不杀生，不吃荤，一律素食。这一传统的形成，始于梁武帝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
2．集众讲经：梁武帝皈依佛门后，非常热衷于佛事活动，多次举办大规模的法会，允许佛门弟子自由参加，互相交流、切磋。在举办法会时，时常进行大赦，以示慈悲为怀。除举办法会外，梁武帝一有空闲，就亲自为众僧尼讲解经义，规模一般都在万余人以上。533年2月(农历)的一次讲经活动，为一个经题，他就整整讲了7天，而包括皇太子、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节在内的各界听众竟达31．96万多人，真是盛况空前!在这种佛事活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创立的“经忏法”——在佛、佛法和佛僧即所谓“三宝”座前自我表白、求哀忏悔。在他以前，佛教虽有“梵呗”，即唱经活动，但那只是在译经或讲经时，由和尚们按照佛经中的某些韵文、赞语进行吟唱，表示赞颂之意。而梁武帝创立的“经忏”法，却使佛事活动日趋商业化、世俗化，因为，打那以后，谁想请和尚“念经”或“拜仟”，就得付出一定的报酬，佛经忏文成了有价商品，更有甚者，一部分僧人就成了以叫卖“经忏”为生的“生意”人。这种情况，直到今天，在我国的某些地区，依然可见。佛教的“经忏”化，加速了佛教的腐朽和僧人的堕落。显然，这要归咎于梁武帝，尽管经忏商业化不是他的初衷。
3．建寺布施：粱武帝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先后为一些名僧法师以及他本人和他的父母修建了光宅寺、开善寺、同泰寺、大敬爱寺、智度寺、同行寺等许多名寺，这些寺庙无一例外地都被建得富丽堂皇，殿台楼阁，应有尽有。为了营建寺庙，梁武帝甚至可以逼夺朝廷大官的私有财产，对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更可气的是，梁武帝不光大建佛寺，还非常地“乐善好施”。向寺庙布施，一次就能慷慨地奉上钱物价值千万以上。手头拮据的时候，他就去勒索臣民，臣僚们谁向他贡奉的钱物多，谁就被看作“称职”。其结果，大小官员们为了讨得他的欢心，竟相聚敛，残酷压榨小民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
4．舍身佛寺，梁武帝身为一国之主，本该日理万机，对各种佛事活动的热衷，已占去他不少的时间，可他还嫌不够“虔诚”，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舍身”于佛寺，甘为寺奴，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据史书记载，梁武帝先后于公元527年、529年、546年和547年共4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脱下皇袍，穿上僧服，不吃肉，不近女色，乘车、用具一律从简。这些戏剧性的舍身为奴事件，短的只有4天，最长的达37天，最后都由群臣用“钱1亿万”将他赎出，并在群臣齐集同泰寺东门或风庄门，再三叩请的情况下，才回宫执政。就是这个醉心佛门、不理朝政的梁武帝；在梁朝短暂的56年江山中，却能独享48年，真够他“幸运”的!
梁武帝深知“榜样”的力量，所以，以身作“则”，以菩萨皇帝的身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扩大它的影响。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出于对佛教的热爱吗?梁武帝曾反复表白，说自己不贪天下，说皇帝的宝座在他眼中不过是一根草而已。其实，他真正视为草芥的是老百姓的生命，因为就是他，多次发动战争，攻城掠地，杀人盈野，为的是保住皇位。连《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都说，他的暴虐行为不仅为儒、道二教所不容，也使他成为佛教的罪人。而他却偏偏以“菩萨皇帝”标榜自己，想方设法把自己装扮成以慈悲为怀的观音菩萨。有一次处决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时，他装模做样地整天闷闷不乐，以示心慈。对梁武帝玩的这套把戏和伎俩，司马光曾痛斥为“欺天”。可见，梁武帝表面上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佛教徒，骨子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想通过敬佛来美化自己，笼络人心，企图集宗教领袖和政治首脑于一身，做一个稳稳当当、平平安安、菩萨面皇帝心这样的“菩萨皇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佛祖并没有“保佑”梁武帝这个虔诚的弟子。公元548年，叛东魏降梁的侯景发动兵变，第二年，梁武帝在四面楚歌声中，饥饿加疾病，凄凉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