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兴办校办产业和提供社会服务应因校制宜。发展校办产业和提供社会服务是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途径之一，国家应给予积极的引导。一是积极扶持。凡有条件或有潜在条件的高校均应发展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以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各级政府可通过给予优惠政策、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方式积极地加以扶植。二是因地因校制宜、量力而行。各地各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展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
第四，鼓励私人办学。鼓励集资办学、捐资助学。
2、教育经费的管理要理顺关系，扩大高校的自主权。
第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教育经费管理关系。原则上中央政府筹措的教育经费由中央部门统筹管理，地方政府筹措的教育经费由地方有关部门管理。
第二。处理好财政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教育经费的具体管理工作由财政部门承担，教育行政部门只管教育发展的具体事务。这种教育权与财权的分离产生了一些弊端：一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经费的供给脱节，造成教育经费的困难。二是财政部门不熟悉教育内部的情况，难以用活教育经费。三是给教育经费的筹措与管理、使用带来一些扯皮。为改善这种状况，财政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宜在教育经费管理方面作一些分工：财政部门按国家和同级政府的有关规定向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划拨教育经费，并对教育经费的使用进行审计、监督。教育行政部门则具体负责在本部门所辖范围内进行经费的分配和日常的管理。
第三，扩大高校的经费自主权。在处理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方面，宜继续完善高校“经费包干”的制度，进一步扩大高校经费自主权，使其管好用活自己的办学经费。高等学校除接受国家财政拨款外，完全自主地组织多渠道集资，其中包括在国家政策允许的限额内自行决定征收学杂费的具体数额；完全自主地使用除国家专项基金以外的各种财政性拨款和自筹资金；完全自主地决定教职员工的工资、奖金、福利费的发放。政府只制定高等学校经费收支的主要政策、法规，并据此对高等学校经费收支进行审计、检查。
3、改善办学机制，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
首先，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要适宜。教育的规划和速度不能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是教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我国现在的办学总规模十分庞大，常年在校学生达23000多万。而我国的教育经费不仅在总量上远不及教育规模较小的发达国家，而且生均教育经费也远不及同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远远地超越了我国经济的支付能力，这是教育经费普遍紧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要提高高等学校的规模效益。我国高校规模较小，其布局也不尽合理。高校、专业重复设置的现象十分严重，往往一省有同类高校几所甚至十多所，有同类专业几个或十几个。以至每个专业点招生数过少．有些社会需要量不大的专业培养的人才过剩。这些现象都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效益的低下，所以，应调整高校布局。合并部分同类高校和同类专业，裁撤长线专业，以扩大高校规模，减少专业点的重复设置。提高办学的规模效益。
最后，减少浪费性开支。我国许多高校行政机构庞大，工勤人员过多，部分教师素质较低，超编严重．人浮于事。这也是造成教育经费浪费的重要因素。因此，应下决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以减少浪费性支出。
五、高等教育社会化的目标：新型特殊产业
1、正确把握高等教育的内涵，避免陷入几个误区。
首先，高等教育要以培养人为主导性功能。避免走“市场化”的误区。有的同志认为，当市场经济成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时，一切经济关系都会市场化，非经济关系也将如此，并认为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将向市场调节转轨。因此，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都必须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走向市场化。有的同志还从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寻找理论依据，因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大于物力资本，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部分；而它又以市场供求为依据。
高等教育可以介入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服务，但教育的特殊社会功能决定了教育不能商品化。教育虽然具有一定经济功能，它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必须受到重视。但应当看到，教育的经济功能是派生的，它的主导性功能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实现人的现代化，不能把这种派生性功能当作它的主导性功能，或者取代它的主导性功能。
认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市场化和产业化，这实际上是从以前的为政治服务的极端，又跳到纯粹为经济服务的另一端，即从政治功利主义跳到经济功利主义；当然应当肯定教育应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但不能陷入这种追求眼前利益而无视长远利益，只用实利来衡量一切的近视的“经济功利主义”。
其次，高等教育改革要以国情为基准，避免陷入学习西方经验的误区。有的同志强调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是以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经验为依据的。在如何学习西方经验方面，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中国的国情为基准，而不是随意拾来。
一方面。把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机制归纳为市场机制带有片面性。美国大学不是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美国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伯顿·R·克拉克就认为，四种力量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即官方、政治、学界要员和市场。前三者以“权威”的形式管理高等教育，聚合系统的各个部分，指导教育的发展。市场则以“非权威”的形式左右高等教育的扩展和收缩，平衡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规模。实际上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实行“混合机制，”而不是单一的计划或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应看到西方市场机制对教育影响的消极一面，英国科学政策专家G·柯比提出“市场经济科学综合症”，是指人为地利用市场规律取代科学规律而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用管理生产的方法来管理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危害科学发展弊病。这种病症来源于人们对科学发展的规律的忽视，即把科学当成“商品”，将科研当买卖；将科学活动混同产业开发，把科学家当成“白领工人”来管理。近20年来，市场经济对西方科学技术事业的调控已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可以肯定，如果也以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取代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那么中国高等教育也会出现“市场经济教育综合症”。在吸取外国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还要汲取别人的教训，避免步其后尘。
第三，高等教育首先要遵循教育规律，避免陷入市场需求的误区。主动适应，是指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改革高校的专业设置、培养规格、培养模式、教育计划结构以及管理机制等。但不能把市场需求作为唯一的指挥棒，不能盲目地追随职业市场的变化。主动适应，并非只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不要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
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中，有一部分专业直接与生产和流通部门相关，为其培养人才，如工、农、金融、经济、外语、法律等专业，它们与市场经济相对较近，其人才培养工作可以也应该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不断进行调整。
另一方面，有相当部分的高校专业离市场较远，它们对社会生产力促进作用需通过其他中介才能实现，如大量理科方面的基础研究和文、史、哲专业。由于它们的这种特性就会与市场经济的趋利价值观和原则相矛盾，因而在实际中得不到重视，但这些专业方面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又是社会发展和进步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能仅强调对市场需求的主动适应而忽视了全面的社会发展的需求的主动适应。
在高校主动适应经济建设需要这一点上．还要正确认识到高校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人才，而不是直接为企业提供科研成果和产品的部门，高校的科研功能是辅助教学功能的发挥。目前，有许多同志把高校的科技成果看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主要手段，甚至天天盯着科技论文发表的数量，从而淡化和忽视人才的全面发展。
第四，高校内部管理要实行科学化、民主化，避免机构臃肿的误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有很多内容，人事体制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高校教师队伍的现状已引起许多人深深的忧虑。就目前改革状况来看，总的情况是雷声大，雨点小，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定岗定责、评聘分开等，但高校人事管理制度与政府机构改革一样，首要目标是精简机构，是“消肿”。在许多高校，出现了“职工比教师多．临时工比正式工多”的怪现象，小而全的模式至今仍未改变。尤其是高校后勤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较为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行使监督的职能，使内部管理科学化，民主化。
2、正确认识教育的属性，把高等教育作为事关全局、先导、基础的特殊产业来办。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在供求关系上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对教育提出越来越大的需求和越来越高的要求，强烈呼唤教育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政府又难以向高等教育提供与发展规模和提高质量相适应的物质条件，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教育需求，使教育长期处于供求失衡、左右为难的境地。
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教育属性的认识陷入误区。一直把教育作为一种纯消费性的福利事业来对待，加上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以1％的世界公共教育经费维持占世界25％的受教育人口。由此产生的教育供求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已显露弊端，到了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就显得更为尖锐和突出。在这一观念下形成的政府包揽办学的体制。更是严重制约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改革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因此，树立教育是全局性、先导性基础产业的观念，把高等教育作为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特殊产业来办，是符合初级阶段国情的科学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