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珍藏一生的经典散文:落叶的季节,我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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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那些人,那些事(2)

第二天早上把海伦送进手术室后,我回到家属休息厅等候。八点半时,我的呼机突然响了,是总机通知我接电话。我拿起旁边一部医院内部的公用电话,来电话的是手术室的护士,说海伦的手术已在半小时前开始,目前情况一切正常。一小时后,呼机又响了,还是那位护士,再次通报病人情况正常。十点半时,呼机没有再响,我打电话询问,得知手术已顺利完成,前后还不到两个半小时!

傍晚,海伦醒了。显然是输入血浆和高级营养液的原因,她的脸色已由苍白转为红润,精神也格外好。“Good morning(早晨好)!”她笑盈盈地对我和旁边一位男护士说,那是她几天来第一个轻松的笑。看得出,她安稳地睡了个好觉,误以为已是第二天早晨。“Good evening,Madam(晚上好,女士)!”男护士风趣地说,“你睡丢了一天。”说来也绝,从政治人物到平民百姓,美国人几乎个个都有幽默的筋。星期五早上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准备给海伦换药。

当护士揭下她背上的创可贴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将近一尺长的刀口严丝合缝地粘在一起,四周皮肤干干净净,竟然没有一星半点的血迹。哥恩斯大夫的助手告诉我,海伦的情况很好,再观察几天便可转入普通病房。

下午,阮迪来了。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他每天都来看海伦。那天他带来了令人舒心的好消息:海伦出院后的住处已经解决了,一对中国教友夫妇愿为她养伤免费提供住房。医疗费的事,他们教会也会找出事司机的保险公司交涉,向他们索赔。

“小芹,我明天不能来送你,你就放心地走吧,”阮迪同我握别,“我和教友们商量好了,你走后大家轮班陪护绍华,直到她丈夫从中国来。”

我登上了返程的飞机,初来时的忧虑已化为希望。一到家,我就收到阮迪的电子邮件,说海伦情况很好,让我放心。以后一段时间,每隔一两天我便收到他的邮件。

“小芹,教友们都很关心绍华,今天有一位中国朋友给她煮了鲜鱼汤。”

“绍华今天已转入普通病房,医生说她很快就能出院了。”

“绍华的丈夫今天到了,虽然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但我还是为他们的重逢感到高兴。”

每封邮件的最后,阮迪都重复着同一句话:“God bless you(愿上帝保佑你)!”

我在北京再次见到海伦时,她的腰伤已恢复得很好,依然腰身挺拔,步履轻盈,连我都无法想象她腰里有一根半尺多长的金属架。听她说,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她最终得到了10万美元的赔偿金,不仅付清了医疗费,还略有结余。

一晃几年过去了,现在每到圣诞节,我都想起阮迪,想起我的密苏里之行。我想,我今后不会有机会再去哥伦比亚了,但我会永远记住那座小城,记住她那近乎完美的故事。

忠于职守

我的叔叔汤姆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那是一个不大的车站,它坐落在一个名叫洛顿克劳斯的小地方,大约一天只有两列火车在这个小站进出。汤姆叔叔既是站长,又是列车员和信号员,事实上,车站里所有的事都归他管。要论恪尽职守,全英国挑不出第二个人来。洛顿克劳斯是他心中的骄傲:那清洁候车室和坐椅的活儿、售票检票的差事(有时一天只有三四张票)不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嘛。当然,车票收入也由他经管。有一天,车票收入竟达到13镑。自打汤姆叔叔到这个小站后,50年来这是收入金额最高的一天。小车站管理得井然有序,得力于汤姆叔叔对规章制度的一丝不苟。他对诸如旅客应被允许做什么、不应被允许做什么,哪里可以吸烟、哪里不能吸烟等规定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哪个旅客胆敢做出违反规章制度的事,那他在洛顿克劳斯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正如我所说的,汤姆叔叔在那个小车站一直干了50年。后来,他该退休了。毫无疑问,他的工作是出色的,50年中连一天都没有懈怠过。对此,铁路公司认为应该予以肯定,于是便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并委派约瑟夫爵士亲临小站主持仪式。

汤姆叔叔对那张作为礼物赠送的支票表示感谢,他十分高兴。但是,他对约瑟夫爵士说:“我并不需要钱(由于平日生活节俭,汤姆叔叔攒了不少钱),我的意思是说,我能不能得到一件可以使我常能回忆起小车站快乐时光的东西?”约瑟夫爵士虽然感到有些诧异,但还是表示这个要求可以得到满足。

那么,汤姆叔叔心目中的那个可以唤起他记忆的东西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一节旧车厢?一节就够。多旧多破都没关系。我可以把它修理好,擦洗干净——反正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有的是时间。我要把旧车厢放在我家后花园里,每天去里面坐一坐,那会使我想起在洛顿克劳斯度过的美好时光。”约瑟夫爵士心想,唉,可怜的老头儿,脑子一定是出了毛病。不过,旧车厢有的是,反正也只能回炉了。于是便对汤姆叔叔说:“好吧,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可以得到它。”大约一星期后,一节旧火车车厢被安放在汤姆叔叔家的后花园里。汤姆叔叔还像在车站上班一样,辛勤地工作,将那节旧车厢收拾得焕然一新。

一年后的某天,汤姆叔叔生病了。我的另一个叔叔阿尔伯特对我说:“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老汤姆吧,我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那天天气不好。我们刚下火车就下起了雨,到汤姆叔叔家时雨越下越大。阿尔伯特叔叔敲了敲前门,无人应声。门并未上锁,我们便推门而进,但是哪里都找不到汤姆叔叔的人影儿。阿尔伯特叔叔说:“他一定在那节旧车厢里,我们到后花园去找他吧。”不出所料,汤姆叔叔果然在后花园,但不在车厢里,而是坐在车厢外面的阶梯上,嘴里叼着一只烟斗。

他的头上顶着一件雨衣,雨水顺着他的后背往下流淌。

“你好,汤姆。”阿尔伯特叔叔说,“你干吗不坐在车厢里面呢?”

“你难道没看见吗?”汤姆叔叔说,“铁路公司给我的这节车厢是一节‘禁止吸烟’的车厢!”

电梯工布鲁斯

一位每天乘火车上下班的朋友告诉我,在纽约曼哈顿第18l 街的中转站,有一部电梯将人们从这里送到12层楼下的地铁站,开电梯的工人布鲁斯·里弗斯值得一写。“这一段路程在布鲁斯的手下变得让人向往和怀念。”他补充说。

于是,在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决定亲自前去看个究竟。被拥挤的人流推动着缓缓向电梯站移动时,我打量着这里粘着口香糖的地面,老旧的、被人们涂鸦弄脏了的墙壁。“这不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工作场所。”我想。但是,在这里开电梯更糟。

电梯的门慢慢打开了,人们蜂拥而入,我也被人流带了进去。

我眨了眨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贴在墙上的照片和画。数十张快照——黑人的、白人的、亚洲人的,等等,另外,还有仔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漂亮的黑白混血爵士音乐家的照片、风景照等。

再就是花瓶里的鲜花,角落里悬挂的盆栽植物,从CD 机里放出的音乐——舒缓的、柔和的曲调回荡在空气中。最令我惊讶的是人们对那位高大的坐在操作板前,穿着大都会交通公司制服的电梯工的态度,他们都热情地向他打着招呼:“嗨,布鲁斯,周末过得好吗?”“你那个孙子怎么样了?”

我注意到一个乘客把两罐西红柿酱放在了角落边的箱子里。门关上了,我瞥了一眼箱子,发现里面堆满了罐头食品,贴在箱子上的一张纸条写着:“请帮助我们资助穷人。”旁边的一位女士告诉我说:“布鲁斯每个月都为穷人募集上千磅的食品,我们都愿意帮助他。”

电梯向楼下驶去,整个行程不到一分钟,但是这点时间也足够让布鲁斯祝愿他的乘客度过值得骄傲的一天。门开了,人们鱼贯而出,奔向地铁站。这个电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定采访布鲁斯。“那些墙上的照片都是谁?”当电梯再次上满乘客向上驶去的时候,我问布鲁斯。“我的乘客。”他为他们拍下快照,每月定期换上新的。他指着另一部分照片说,“那是我的家人,我的儿子、孙子。”

我邀请布鲁斯在工间休息时到街上的咖啡店坐一会儿,他同意了。等待他的时候,我注意到来这里乘电梯的人不仅和布鲁斯很熟,而且他们之间还互相打着招呼。在和布鲁斯一起到两个街区外的咖啡店的路上,我注意到有14个行人和他打过招呼。

布鲁斯告诉我,他家住在皇后区,每天要乘一个半小时的车到曼哈顿来上班。

布鲁斯从1982年开始在大都会交通公司工作,当时他是一位清洁工人。“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当一天结束后,我可以看见由于我的劳动,为大家创造出了一个和先前完全不同的环境。”但是,1985年的一次中风,使他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工作。“我病好之后,公司把我调来开电梯,这样,我可以不必举重物了。”

“问题是那时我自己感到厌倦,这样上上下下,被固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轨道里。他们几乎不互相看看,更不用说微笑了。”布鲁斯说,“我不知道一个普通的电梯工人究竟能做什么,才能使这份工作在我的手上有所不同。”一天下午,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女士微笑。也许这些人心里都有幽默的火花,只是需要激发罢了,布鲁斯想。

第二天,他在墙上贴了一幅画,是一些排列在碗柜里的盘子。他喜欢它们的排列样式。

“画的什么?”一位乘客问道。“一些盘子而已。”“还真好看。”

当布鲁斯把他家人的照片贴上去后,乘客们便问起他们来。他又从家里带来鲜花和植物。后来,是他的CD 机里放出的音乐,使人们开始了相互间的交谈。“那是路易斯·艾姆斯通唱的,不是吗?”“嘿,我小的时候常听到那首歌。”“来一点都克·爱林顿唱的歌怎么样?”很快,布鲁斯的电梯间成了城里最新的爵士乐俱乐部。

布鲁斯逐渐发现,他起初想着为别人做的事,倒使他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热爱起自己的工作来,并从中获得了乐趣。

直到有一天,当他来上班时,发现电梯间被打扫一空。墙上没有了照片,角落里没有了募捐箱。另一位电梯工告诉布鲁斯,公司总裁正在地铁站的站台上做关于改进服务质量的讲演。“工头不想让老板看见你电梯间里的那些东西。他们说那样做不规范。”

布鲁斯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开始了工作。乘客们从地铁站出来,一进入他的电梯间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发生什么事了?”“那些东西呢?”

布鲁斯把总裁来这里的事给大伙说了,人们点点头,他们也都看见站台上有一大帮记者正围着一个人,听说他就是该公司的大老板。

电梯到了街上一层时,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其中一个代表大家说:“布鲁斯,把我们再送下去吧。”

30秒钟以后,人们从电梯里出来,径直走到了公司总裁的身边。他们告诉总裁,乘坐布鲁斯的电梯是他们来往路上最愉快的一站,他们不想这里有任何改变。那天,在布鲁斯快下班的时候,每一张照片、每一盆植物、每一样东西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电梯间。布鲁斯的电梯间又再次成了他和他的乘客的乐园。

布鲁斯喝干了杯中的啤酒,瞥了一眼手表说:“我得回去工作了。”我们一起向电梯站走去。

“有些人说:‘感谢上帝,终于到了星期五。’因为他们迫切地盼着周末。”布鲁斯一边走一边说,“我吗?我说:‘感谢您,上帝,终于到了星期一。’因为我又可以开始工作了。”

尼泊尔的啤酒

那是4年前的事了,准确地说不是“最近”了,然而对我来说,却比昨天发生的事还要鲜明得多。

那年夏天,为了摄影,我在喜马拉雅山麓、尼泊尔的一个叫多拉卡的村庄呆了十多天。在这个家家户户散布在海拔1500米斜坡上的村庄,像水、电、煤气之类所谓现代的生命线还没有延伸到这里。这个村庄虽有4500口人,却没有一条能与别的村落往来的车道。不用说汽车,就是有轮子的普通交通工具也用不起来。而只能靠两条腿步行的山路崎岖不平,到处都被山涧急流截成一段一段的。

由于手推车都不能用,村民只能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背一些东西在这条路上行走。每当我惊奇于草垛何以移动时,定睛一看,下面有一双双小脚在走路。原来是孩童背着堆得高高的当燃料用的玉米秸。

以前在日本去村庄的公有山林砍柴时,禁止用马车拉柴,只允许背多少砍多少。当时人们认为背多少砍多少的话就能得到天神的原谅。

时代不同了,可正因为没有车道,多拉卡村的人们至今过着一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被天神原谅的生活。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反正现在村民们完全知道他们的生活无法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相比。因此,他们是以一种苦楚的心情,在旅游者看来像世外桃源般美丽的风景中过着日子的。

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都渴望离开村子去有电有车的城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在没法用汽车的这里,也深感不便,每时每刻都是全副武装登山。从汽车的终点站到村庄,我们竟雇了15个人搬运器材和食品,多余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首先放弃的就是啤酒,啤酒比什么都重。想过酒瘾,威士忌更有效果。我们4个人带了6瓶,每人一瓶半,估计能对付着喝10天。然而威士忌和啤酒,其作用是不同的。

当汗淋淋地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面对跟前流淌着的清冽的小河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啊,如果把啤酒在这小河中镇一下的话,该有多好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