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珍藏一生的经典散文:往事如风,流年似水,记忆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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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人生不能格式化(5)

受亿万人民敬仰和爱戴的女性

这是一个平凡人的极不平凡的故事。她从很小的时候就集聋、哑、盲于一身,但她却奇迹般地学会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她的著作被译成50余种文字,风靡了五大洲的各个角落;她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受到全世界亿万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她不但给聋哑盲人以鼓舞,而且给正常人以力量。她,就是享誉全球的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1880年诞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特撕开姆比亚。生下来19个月后,海伦突然发起了高烧。高烧退后,妈妈给她洗澡时惊讶地发现,她的小眼睛一眨也不眨。眼科医生的检查表明小海伦双目失明。紧接着妈妈又发现海伦失去了听力。3岁时,海伦连话都不会说了。

海伦长得很快,身体也很结实。但由于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脾气很古怪,动辄大发雷霆。她经常扑倒在地上,发出阵阵尖叫;起床后拒不洗脸;吃饭时调皮捣蛋。关于这般经历,海伦后来写道:“那时,我仿佛感到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着。于是,拼命想挣脱这种束缚。”但是海伦并不像大多数聋哑盲童那样落落寡合,她身上似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大概就是她日后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1887年,经人介绍,一个受过教育的爱尔兰姑娘安妮·莎莉雯做了海伦的家庭教师。从那以后整整半个世纪,安妮一直是海伦朝夕相守的良师益友。

安妮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爸爸是个酒鬼,每逢酒醉经常对她拳脚相加。1880年安妮因患沙眼双目失明,被送进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经过两次手术,双眼恢复了视力。但她毕生却受到眼病的折磨,晚年再一次双目失明。

安妮一到亚拉巴马,就被海伦吸引住了。她刚下车,海伦就向她扑来,用手摸着她的衣服和脸。安妮拿出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的小朋友送的洋娃娃。海伦立刻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趁此机会,安妮在她手上写下“d—o—l—l”(洋娃娃)几个字母,海伦的注意力马上被这一陌生的举动吸引住,模仿起来。这是海伦第一次学习写字。

为了便于教育,安妮把海伦从双亲身旁领到附近的一所农庄。她发现海伦已经能够用许多方法表达自己的意图。想要冰棍,她就摇动一个想象中的制冷器的摇柄;想要面包加奶油,她就做出切面包和涂奶油的动作。她还假装戴上眼镜模仿她爸爸的样子。安妮又用手语教给了她一些新字:针、帽子、杯子和坐、站、走等动词。

两个星期后,安妮带着海伦到水房去汲水,当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时,她在海伦的手上拼下了“w—a—t—e—r”(水)这一单词。海伦后来回忆说:“不知怎的,语言的迷突然被揭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物质。这个活的字唤醒了我的灵魂,给我以光明、希望、快乐。”

一个星期过后,海伦已经认识了400多个单词和许多短语。花丛旁、大树下成了她们的教室;蜜蜂、蝴蝶、小鸟、鲜花成了她们的教具。安妮用泥土给海伦做了个地图,用线绳、树枝做成赤道、子午线、南北两极。她还用串起的珠子教海伦数数,用幼儿园小朋友使的棍棍教加、减法。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海伦进步很快,可以一字不误地写信了。海伦写的字是方形的艺术字,一笔一画非常清楚。

海伦8岁时,安妮·莎莉雯把她带到了珀金斯盲人学校。一个新的世界向她打开了。她可以看许多盲文书籍,可以用手语和其他儿童交谈。她学习的课程有算术、地理、动物、植物和语文。学校的学习和家里不拘形式的学习完全不同,但海伦对每门课都非常认真,作业做不完,决不罢休。这种不知疲倦、勤勤恳恳的作风一直坚持到她的晚年。

1890年春天,海伦听说一个挪威聋哑盲姑娘学会了说话,胸中燃起了希望。她在安妮的手上写道:“我要说话。”

安妮领着她去找波士顿霍勒斯·曼聋哑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富勒小姐立即开始教海伦说话。她把海伦的手指放进自己的嘴里,让海伦感觉她舌头、牙齿的位置和下颌的运动。

然后富勒小姐把舌头顶住下牙床,做好发“I”音的准备。接着把海伦的食指放在她牙齿旁,另一个指头放在咽喉处,再反复地发“I”音。富勒刚一停止,海伦就用手把自己的牙齿和舌位摆正,发出的音几乎和富勒的一模一样。

接着她们又开始练习“a”、“o”两个元音。这两个音海伦发得很清楚。学完“a”、“o”后,又开始学“Papa”和“Mama”,富勒一边念,一边在海伦的手上划出两个音节间的相对长度。模仿几遍后,海伦就可以正确地发这两个字的音了。

海伦跟着富勒小姐上了11节课,但这只是长期奋斗的开端。为了改进发音,她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苦练着。安妮说话时,她用手指去感觉安妮喉咙的振动,舌头和嘴唇的运动。

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怪里怪气,语调平平的,不分轻重音。每当需要加强语气时,就用攥成拳头的右手在左手手心上一击。尽管如此,她的声音代表了她为之奋斗的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她对语言的掌握被称为“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以后不久,海伦通过用手摸别人的嘴唇的方法解决了“听”的问题。她把食指放在说话人的嘴唇上,中指放在鼻子上,大拇指放在喉咙上,就可以清楚地“听”到对方的声音。

通过这种办法,她“听”到了马克·吐温妙趣横生的笑话和著名歌唱家恩赖克、卡鲁索的歌喉。更有趣的是:把手轻轻放在小提琴上,她竟能“听”到小提琴的演奏!

几年后,海伦听说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接着她进了吉尔曼女子中学。上课时安妮总是坐在海伦身旁,把老师讲的内容写在她的手上。1900年,海伦考进了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高等学府的聋哑盲人。

但是大学生活使海伦感到有些失望。她觉得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上课时无法记笔记,因为她的手在忙着“听讲”。回到宿舍后再匆匆地把脑子里记下的东西写下来。她们从德国等地搞了一些盲文书籍,海伦贪婪地读着,直到手上磨起了血泡。

海伦毕业于1904年,在英语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刚一毕业,欧美各主要报刊的约稿信就像雪片般涌来。是年,海伦应邀至圣路易斯博览会,呼吁全世界关心聋盲人的教育问题。

1914年海伦和安妮开始了第一次演讲旅行,同行的有她的秘书兼管家波莉·汤姆森,一个活泼能干的苏格兰姑娘。

20世纪30年代海伦不断访问欧洲和亚洲各国。她非常关心聋哑盲人的状况,为他们呼吁,为他们募捐。为此,许多国家授予海伦荣誉学位和奖章。

与此同时,安妮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几乎双目失明,再也不能陪伴精力充沛的海伦了。她逝世于1930年。同年,美国政府授予海伦·凯勒和安妮·莎莉雯“罗斯福勋章”。

1950年,海伦和汤姆森小姐住在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附近。每天吃早饭时,汤姆森小姐都把当天的要闻念给她“听”。如果天气好,就在花园里干点活。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书房里的打字机前度过。

海伦·凯勒逝世于1968年6月,终年87岁。

战胜死亡的抉择

巴尼·罗伯格是美国缅因州的一个伐木工人。一天早晨,巴尼像平时一样驾着吉普车去森林干活。由于下过一场暴雨。路上到处坑坑洼洼。他好不容易把车开到路的尽头。他走下车,拿了斧子和电锯,朝着林子深处又走了大约两英里路。

巴尼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树木,决定把一棵直径超过两英尺的松树锯倒。出人意料的是:松树倒下时,上端猛地撞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一下子松树弯成了一张弓,旋即又反弹回来,重重地压在巴尼的右腿上。

剧烈的疼痛使巴尼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但他知道,自己首先要做的事是保持清醒。他试图把腿抽出来,可是办不到。腿给压得死死的,一点也动弹不得。巴尼很清楚,要是等到同伴们下工后发觉他不见了,再来找他的话,很可能会因流血过多而死去。他只能靠自己了。

巴尼拿起手边的斧子,狠命朝树身砍去。可是,由于用力过猛,砍了三四下后,斧子柄便断了。巴尼觉得自己真得什么都完了。他喘了口气,朝四周望了望。

还好,电锯就在不远处躺着。他用手里的断斧柄,一点一点地拨动着电锯,把它移到自己手够得着的地方,然后拿起电锯开始锯树。

刚锯了没几下,巴尼发现,由于倒下的松树呈45度角,巨大的压力随时会把锯条卡住;如果电锯出了故障,那么他只能束手待毙了。左思右想,巴尼终于认定,只有唯一一条路可走了。他狠了狠心,拿起电锯,对准自己的右腿,进行截肢……巴尼把断腿简单包扎了一下,他决定爬回去。两英里的路程对于一个身受重伤的人来说,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一路上巴尼忍着剧痛,一寸一寸地爬着;他一次次地昏迷过去,又一次次地苏醒过来,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回去!大约四个多小时后,巴尼终于筋疲力尽地爬到了吉普车旁。他竭尽全力爬进了吉普车,并用左脚发动了汽车。

当他历尽艰辛,终于行驶完那段不平凡的五英里路程之后,才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战胜死亡了。

萨拉的第二次生命

萨拉·爱德华兹在电话上和妈妈谈论着即将举行的舞会,蓝色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神情。这场舞会对这位18岁的皇家利物浦大学医科学生来说是一次难得的休息。“我真要去好好玩玩了。”萨拉告诉妈妈。

就在那个星期三,也就是1987年2月4日的晚上,她对妈妈说嗓子很疼,但她说很快会好的。

凌晨3点,萨拉被剧烈的病痛弄醒。4小时后,她的同学见她倒在地板上发高烧,急忙把她送进校医院。星期四晚10点30分,诊断结果为细菌性脑脊髓膜炎。这种疾病来势凶猛,每年吞噬世界上约6万人的生命。细菌侵入人的肌体后能够破坏身体的抵抗力,进入血液,感染脑膜。

萨拉被立即送进利物浦一家大医院。凌晨1点,她的父母从北威尔士的家乡赶来时,几乎认不出他们的女儿。由于病毒的蔓延,萨拉身上的毛细血管破裂,浑身布满了黑紫色有肿块,就像被人毒打过一般。

第二天,萨拉的呼吸功能减退。星期日,肝脏和肾功能衰竭,她被送回她所在的皇家利物浦大学医院会诊。

教科书中写道,人体的4种功能衰竭是致命的。而萨拉已经丧失这4种功能,她的血液循环和肠胃系统功能也减退了。医生们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脑脊髓膜炎病例。

护士告诉爱德华兹夫妇,恐怕她不行了。但是,玛格丽特与她的女儿有着同样执拗的个性,她坚信萨拉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你看吧,她一定能活下去。”

萨拉有位同学名叫大卫·韦伯斯特,她被送进医院时,大卫正在急诊室值班。这位三年级的医大学生第一次见到萨拉,就被她那迷人的微笑所倾倒。他曾经打算和她约会。此时看到躺在那里濒临死亡的萨拉,他伤心极了。他暗暗祈祷:上帝啊,让她活下来吧。

经历了病痛的种种折磨后,萨拉终于顽强地活下来了。但是由于病毒的破坏,她的腿部血管不再供血,开始出现了坏疽。

2月15日上午,医院急救室主任安东尼·吉尔伯森大夫告诉爱德华兹夫妇,如果他们同意,他将对萨拉进行腿部截肢。否则,坏疽会夺去她的生命。

“我宁愿要活着没有腿的萨拉,也不愿让她为保住腿而失去生命,”玛格丽特说,“做手术吧。”

半小时后,医生把萨拉两腿膝盖12厘米以下的部分截去。

3月5日,萨拉的病情趋于稳定了,她在入院4星期后睁开了双眼。

玛格丽特和丈夫在女儿恢复知觉后,立即告诉了她截肢的事。

从这时起,萨拉开始了她的第二场战斗——一场她相信自己还有价值生存下去的战斗。

5月4日,玛格丽特和丈夫带着女儿来到旅游景点——利物浦一阿伯特船坞。当父亲在鹅卵石地上吃力地推着萨拉的轮椅时,她注意到人们带着惊恐的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她的残肢。

回到病房后,萨拉哭了一夜。她感到自己再也不能骑车了,不能穿游泳衣了,也不会有人爱她了。

但玛丽·克卢洛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玛丽是四年级的医大学生,因患骨癌失去了一条腿。一天,她来到萨拉的床前,撩起她那时髦的裙子问道:“哪条是我的真腿?”

“我分辨不出来。”萨拉回答。可到后来,萨拉急切地向玛丽询问有关假肢的情况:买什么样的衣裤合适,怎样挑选鞋。玛丽走后,萨拉想:她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萨拉拄着双拐,和父母一起,参加了教堂为她的康复举行的感恩仪式。大卫起身为她唱诵,但是由于激动,他的声音哽咽了,再也唱不下去了。

拜格罗夫斯在布道时,讲述了一件一把破旧的老式小提琴被拍卖的事情。拍卖开始后一直没人出价,后来有一人走上前拿起琴,调好音,然后用它演奏出了美妙动听的曲子,于是出价随之猛增。

那天晚上,萨拉正在床上躺着,看见大卫出现在门口,她对他笑了。大卫说:“我给你拿来一件东西。”

当她看见大卫从皮箱里拿出一把陈旧的小提琴时,眼里充满了泪水。“这把提琴是几年前我从旧货市场买的,”大卫说,“我现在明白了,你应该拥有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问道:“你愿意参加下星期医学院的学生聚会吗?同我一起去。好吗?”

萨拉暗想,他不会对一个残疾人感兴趣的,这仅仅是出于同情。但是当目光落到小提琴上时,她改变了主意:“行,我很愿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