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学好关系学,事半功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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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关系创造财富(6)

后来,到了楚汉相争的关键阶段,刘邦又一次受困,通知韩信及另一位大将彭越前来会战,这两个人都没能如约前来,刘邦一筹莫展,又是张良给他出谋划策:“楚兵眼看就要失败,而韩信、彭越没有得到划分的封地,他们不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君王如果能同他们共分天下,他们马上便会前来;如果不分,事情就很难预料了。君王如果将从淮阳到海边的这一片土地尽划归韩信,从睢阳以北到谷城这一片土地尽划归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方很快便会失败。”

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韩信与彭越便分进合击,大败项羽于垓下,迫使项羽自刎乌江,而将刘邦推上皇帝的宝座。

刘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比项羽大方,为了掌权不吝封侯之赏,笼络住了人心,因而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终使一代英雄更替,一个王朝新生。

刘邦是个农民,在起事之初,没有贵族出身的项羽那么多的霸气,而更多了一些农民的狡黠和精明。他看出来,在当时那个乱糟糟的形势下,群雄并起,有枪就是草头王,天下原本不是哪一姓哪一家的,韩信也好,彭越也好,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去称霸称王,根本用不着他的恩赐,他们让他授封,这是推崇他、抬高他,他不费一弓一矢,只用一个虚名,便拉住两位大将为他卖命,他何乐而不为呢?这个无赖皇帝的小九九拨得是很精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的辅佐他才得了天下。

补充新鲜的血液

年轻人朝气蓬勃。敢想敢做,没有太多旧有思想的禁锢,能够大胆启用年轻人作为自己的贵人,是成大事者的特征之一。

常言道有志不在年高,贵人并非一定是那种老成持重的人,有时候年轻人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成为你生命中的贵人,三国时代的孙权能够大胆启用年轻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孙权用人方面能够知人善任,突出表现在一生中四次都督的任命上。统领东吴兵马的都督依次是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四人为东吴开疆辟土、开展外交、抵御外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孙权任命的第一个都督是周瑜,周瑜是他的哥哥孙策推荐的,孙策临终前曾嘱咐他说:“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请教周瑜。在孙刘联盟抗曹的问题上,东吴主降派占据大多数优势,虽然孙权不想投降,但最有权威的谋臣张昭也主张投降,孙权只能沉默不语,等到周瑜一到,在全体谋士、武将的大会上,对曹操的兵力作了一番极为精辟且具有强烈说服力的分析后,孙权马上下定抗战的决心,他下达命令,委任周瑜为大都督,把军权全部交给周瑜。这次任命,可谓有胆有识。面临曹操率领的号称百万之众的大军,面对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占优势的局面,若没有胆量,不可能做出战的决定;没有识,他也不可能肯定周瑜的见解,而委以全部军权。这次授封,是在文武大会上以闪电般的形式举行的,尤能看出孙权的英雄气概。

孙权任命的第二个都督是鲁肃。鲁肃与孙权相交已经很久了,可谓相知甚深,但他对鲁肃的任命,是由于周瑜的推荐。周瑜将死之时,上书孙权,其中一条建议是:“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孙权读过遗书后,哭着说:“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赖哉?既遗书特荐子敬,孤敢不从之。”于是即日便命鲁肃为都督,总领兵马。这里,表面上看,是孙权不能忘情于周瑜,对他的遗言又不好不听,所以说:“孤敢不从之。”但实际上,孙权早有意如此,所以这样做,一来是表示对周瑜的深情,遵从他的遗嘱,是对有功者的尊重;二来,他对鲁肃本来也就很了解,周瑜遗嘱中提到这一点,正好合了他的心意,所以立即采取果断的任命行动。鲁肃初投孙权时,二人就甚为投机。有一次二人交谈国事,鲁肃为他举策,要“鼎足江东”,扩展疆土,创帝王之业,二人谈了差不多一夜。赤壁之战,鲁肃力排众议,也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周瑜死了之后,比较起来,武将中有勇的不少,有谋的特别是有谋而能担任主帅的可以说没有;文官中白面书生居多,而吕蒙、陆逊还尚未充分出头露面,鲁肃战略眼光远大,又尽忠竭力,任命他当都督是很适宜的。果然,鲁肃在任期间,巩固了孙刘联盟,起了很好的作用。

孙权任命的第三个都督是吕蒙。吕蒙原是陆口守将,没有担任大都督的职务。他和陆逊密谋取荆州之时,把守将的名义让给没有名望的陆逊,自己以养病为名,上书辞职。目的是麻痹关羽,使他专注抗魏,不复防矣。一切布置就绪,关羽上了圈套,东吴方面开始行动。可在这里又出了一点小小的波折:孙权召吕蒙商议曰:“今云长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设计袭取荆州,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如何?”孙皎字叔明,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的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

吕蒙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用人原则——用人必专,不专必败。所谓专,就是指在一定职权范围内,只能有一个人做最后的决定,作为三军统帅尤其如此。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出现不专的情况,吕蒙说了两种:

一种是命令一个人负主要责任,却又命令自己的亲信或亲属当副手。名为副手,实际上他还有一层亲信或亲属关系,就会要求与主要负责人平起平坐,或甚至压倒他。这样在处理问题时就不可能专一,形成不了一致的意见,在紧要关头,导致失败。孙皎是孙权的叔伯兄弟,其亲可知,如果他不听节制,法不能加于他,就不好办了。正是从这一点考虑,吕蒙拒绝和孙皎一同领兵。另一种是后起的年轻领导负主要责任,却令老资格的当副手,这也容易造成不协调的局面,吕蒙说的周瑜和程普就是这种关系。程普刚开始以老臣身份不听周瑜调遣,可后来看到周瑜确实真正有才才表示佩服。这里是程普修养比较好,若是换了一味计较个人地位高低的人,那要取得胜利就很困难了。

孙权任命的第四个都督是陆逊。刘备大军出川之时,孙权向文武官员问计:“蜀兵势大,当复如何?”回答他的是“默然”。以致孙权不得不深深叹息:“周郎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今吕蒙已亡,无人与孤分忧也!”所谓“无人”实际上是有人,只是此人这时还没有出来。因为这时形势尚不十分紧张,一般将领似乎也可御敌。等到刘备大军深入,不准东吴求和,孙权无计可施的时候,陆逊才被举荐出来,以不知名的身份,担当起力挽狂澜的重任,这就显示出人才的重要,特别是杰出人才的重要。起用陆逊担任彝陵战役的指挥,遇到了重重阻力,一是因为他年轻,二是因为他没有名气,三是因为他是个书生。从一般情况上看,年轻经验不足,没有名望就不能服众,书生就不懂军事。但是陆逊却突破了一般的情况。阚泽保荐陆逊时说:“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关公,其谋皆出于伯言。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这一次因为反对陆逊当都督的人太多,所以孙权的行动更加明朗、严肃。这个时候的孙权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掌领江东已经二十二年,在用人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所以他一听到阚泽的保举,心中就豁然开朗,随即以不同前三任都督的任命仪式,庄严地授封。他命人连夜筑坛,次日召集百官聚于坛前,请陆逊登坛,拜为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赐以宝剑,令掌六郡八十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彝陵之战,应归功于陆逊,但如果没有孙权大胆启用年轻人的胆识,陆逊也不能大显身手。

这四次重大的人才选拔使用,充分体现了孙权的知人之明和用人的胆量,对他事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孙权的选人用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大胆起用年轻人才,委以重任,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如周瑜被任命为大都督统管东吴兵马、领导赤壁之战时,年仅27岁。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岁。资深的张昭对孙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孙权不但没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更加重用他,把鲁肃留在身边,参与机要。吕蒙20多岁时就被封为横野中郎将,陆逊被授封大都督时年仅30岁。正是这些年轻人才形成了东吴旺盛的生命力,使孙权能够独霸江东。

大胆启用年轻人,固然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如果你作为上司已经看准了,就不要再犹犹豫豫,否则的话贵人便可能从你的身边悄悄溜走,到时后悔都来不及了。

困龙犹有上天时

“困龙犹有上天时”,贵人并不一定就是那些时下得志的显赫人士,那些处于底层,郁郁而未得志的人一旦抓住机会便可能一飞冲天,而如果你能在其落寞时,施以援手,那么他日这个贵人必能十倍地回报于你。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年轻时,有一年河南大旱,他的堂叔袁保恒被调往开封帮办赈务,袁世凯随堂叔赴开封,本想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到开封的第二年5月,袁保恒却因染上当地的流行病去世。袁世凯失去靠山,料理完后事后,只好又郁郁寡欢地回到了故乡项城县。

对于袁世凯来说,自从7岁随嗣父袁保庆离乡,先后转赴济南、南京、北京、开封,在都市断断续续生活了将近12年。在此期间,都市的繁华、官场的风气,他已了如指掌。因此,他是不甘心在闭塞的故乡淡泊一生的。因此袁保恒去世以后,他回到项城,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文人诗酒生活。

袁世凯生性喜欢多事,又好出风头,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并不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组织了一个文社。这个文社所需要的一些房屋和费用,都由他一个人负责。由于这个缘故,大家也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了。

袁世凯先后筹办了两个文社,一名丽泽山房,一名勿欺山房。由于袁世凯出资捐款,在当地却也吸引了一批文人雅士。

这一日,袁世凯正在仰山堂读书,一个秀才前来拜访。袁世凯延纳入室,两厢坐定,两人一见如故。话语投机,遂结拜换帖为兄弟。此人就是后来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

徐世昌长袁世凯4岁,当时正为陈州授馆课童,由于家道败落,已是穷困潦倒。袁世凯晓得徐世昌一文不名,无北上应试的盘缠,便慷慨解囊。结果,徐世昌此次赴京赶考,果然榜上有名。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徐世昌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以后,袁世凯宦海生涯30年,徐世昌是袁最知心的谋臣。

1879年秋,袁世凯第二次参加乡试,但再次落第。这对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打击。袁世凯盛怒之下,烧毁了所作的所有诗文。

科举没希望了,但总不能坐吃山空啊,想来想去,袁世凯想到了捐官。但捐官得需要一大笔钱,这对于当时的袁家来说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因为袁保恒死了,等于折断了袁家的一个擎天柱,莫说捐官,连在一起生活下去都已成了问题。

因科举无望,袁世凯不得不为筹措金钱而费周折。开始,袁世凯曾向内弟——于氏夫人的弟弟借钱。没想到这位小舅子不但不给,反而挖苦说:“你还是在家呆着好些,就你那德性,莫说上北京,就是上天京,也是老和尚上供——白扔面。”一句话把袁世凯弄得难堪极了。

但是,这却从反面给袁世凯一个教训,不蒸馒头蒸口气,他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可。

最后,袁世凯的一位远房亲戚借给他100两银子,让他北上活动谋事。同时袁世凯的嗣母牛氏和生母刘氏由于爱子心切,也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给袁世凯,袁世凯才启程上路,从北京辗转于上海、潮州,联系父辈的门生故吏,以图谋取进身之阶。然而,初出茅庐的袁世凯失败了。袁世凯带着措资北上至京,想通过他父辈的老关系,谋取一官半职。而京城却是公子王孙们挥金如土的地方,和他们打交道寒酸不得。所以袁世凯到了北京,一开始就呼朋引伴,讲究玩乐,想给人留下大户人家子弟的印象。结果,他官没有捐上,所带的盘缠却被一伙腥臊乱赌的人全给骗去了。

这真叫破屋偏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正在袁世凯苦于无法向家人说清,走投无路时,恰巧遇上曾经资助过的徐世昌。这时的徐世昌已是点了翰林的京官。徐世昌问明了究竟,便拿出一笔款子,资助袁世凯回乡。

袁世凯知道,项城老家绝对不是发迹之地,因此,他很快又南下到了广东潮州。因为袁世凯的父交周馥在潮州任潮州府知事兼办潮关。周馥,曾任李鸿章文牍,很为李鸿章所器重。袁世凯在周馥手下干了一段时间。周馥帮助他捐了一个正五品官的同时,给李鸿章写信,把袁世凯推荐给他。终于,袁世凯发迹了。

后来,袁世凯官至直隶总督时,他的那位小舅子从乡下跑到天津,找到袁世凯,希望能借姻亲而谋个一官半职。袁世凯倒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回话说:“外面无事可做,还是在家里呆着好些。”后来,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这位小舅子又从乡下追到北京,袁世凯只见了他一面,支了一些路费,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倒是当初借给他100两银子的那位远房亲戚,袁世凯还了他5000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