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接下来的两次更为乏味的相亲，让我有了后悔的感觉。
一位不太熟悉的同事，把她一位远亲介绍给我，而且还比我小两岁。我打心眼里感觉别扭。我喜欢的人，基本不是同龄就是比我年长六七岁，我觉得跟他们相处，并没有代沟。但是，小两岁，就感觉像跟小朋友在一起一样。我虽然不指望依靠谁，但内心里还是希望，他是一位老师、一位兄长，自己能像小妹妹一样，拉着他的手走完人生。
我已经缺少创意，直接把约会地点定在了中山公园门口，也许自己内心里还是想拿他跟郑霖枫对比一下。
不过，这个小伙子实在跟郑霖枫没有可比性。豆芽菜般细高的小身板，木讷地不大爱说话。他乖乖地站在公园门口等我，既没有买票，也没有递过来一瓶水。在公园里的两小时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基本都是我问些问题，他答一答。偶尔他也问问我，我答一答。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可好奇的，所以实在没话说，我就一言不发了。这位也很绝，没话说，他也不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干着。更为可笑的是，我见无话可说，就建议出去吧，心想分手算了。他却说：“再坐坐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磨叽的相亲，只好耐着性子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终于逃离了公园。
这时，我倒是真怀念郑霖枫了。不管怎样，跟郑霖枫聊天的两个小时，我没感觉时间那样难熬，甚至分手以后，我还很惊讶，竟然都两个小时了。
和这位小朋友当然就不了了之了，到了家，我马上给那位不熟的同事打了电话，说了自己的意思，才算吐出一口闷气。
我觉得每次相亲，其实都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摧残。由希望到失望，甚至到绝望的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让人翻江倒海。每次回来，我都会沮丧很久，才能慢慢恢复平静。如果从情感出发，我是再也不愿去相亲了；只有从理智考虑，我才会劝说自己，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呢。
这一天周末，又接到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电话——一个老头儿找我。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她们办公室唠叨起我这个人。她的同事、一位退休返聘的老太太又将我的情况说给她在书画班的同学——这位老先生听。老先生的邻居正好有个独生子，老大不小，尚未婚配。据这位老先生说，小伙子大专毕业，在机场当维修技师。
这位老先生问了我一个令我很为难的问题：“小伙子是独生子，你们要是结婚了，你就得担负起照顾公婆的责任，你能承担吗？”
虽然我完全称得上是温良恭俭让的人，可是对这个问题，我还是挺反感。我这是干吗呀？我一个人活得挺舒服，却给自己找了份保姆的活计，要照顾三个人。我和我妈两个人的小家，我也算是在家里挣钱拿主意的人，怎么眼看着就要变成人家的长工了呢？说实话，我很讨厌老头儿的这个问话，目的不纯嘛！
“如果有爱情，做什么都可以，如果看不上，也谈不到这些。” 我大致是这样回答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曾经多么希望能和钱冰驰一起照顾他瘫痪的母亲啊！
接下来老头儿又提出一个馊主意：“明天是星期天，你到清华大学西门来吧，我见见你。然后，把小伙子叫来，你们见见面。”
我觉得这非常不靠谱，老头儿见我纯属多余。让我上门去找那小伙子，更显荒唐。我说：“我觉得，如果小伙子有意，让他直接来电话找我吧。我们约个见面地点就行了。这大热天，您就别出来了。”
人老了总爱倚老卖老，这老头儿就是如此。他固执地非要我去清华园，我不答应，他就不挂电话，千说万说。我这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拉不下脸来，所以僵持了一会儿，只好答应。
八月天，从玉泉路到清华园可真是路漫漫。幸好，我家门口有一趟车几乎直达那里。我坐上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清华大学。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发现这里原来还是旅游景点，很多外地孩子由家长带领来这里参观。大概家长的意思是激励孩子好好学习，将来考到这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走大街，穿柳林，过小桥，来见一位从未谋面的老者。
那老先生正在约定地点等我，一见我，他便兴奋地说：“见了你的面，我觉得你俩很合适，这事差不多能成！”他马上拿出手机，给邻居打电话，叫男孩过来。没过十来分钟，一个高大臃肿的男青年骑车来了。
“我的天啊！”我在心里暗暗叫苦，不对不对，这个人太离谱了，我不想找这样的人。老头儿把我介绍给来人，让我俩随便聊聊，然后他就走了。
和这个胖技师真是找不着话说，我相信他也有同感，他也几乎懒得说话。他身上的确有点北京人的狂和懒劲。
我俩七绕八绕，来到一个美丽的湖旁，那里有很多盛开的荷花。我惊讶道：“难道这就是《荷塘月色》的荷塘吗？”他说是吧，不是很肯定的样子。但是，我已然很肯定了，朱自清应该写的就是这里。没想到，我踏着朱自清的足迹，来进行这样乏味的相亲。
问了问他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他的生活，业余时间爱上网，其他时间就是上班和睡觉。他对我也没什么可问的，大概也是感觉不对路吧。半个小时后，我俩就各奔东西了。我漫步在校园里，心想，糟蹋了这好景致，要是挽着爱人的胳膊来这里，会多美啊。
走出西门，我特地在马路边的小店里逛了逛，买了一条绣着花的牛仔七分裤和一件样式很顺眼的T恤，算是这趟没白来，就当是来买衣服吧。我这样安慰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