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秘书长名叫莫之依，我俩约定在紫竹院公园门口见面。
周末这天，我穿了一身白色亚麻布衣裙，早早站在了公园门口。我眼见着一个高个子普通男子在公园门口走来走去，心想也许是他吧。但跟高琳约好，她带着我，她妹夫带着莫之依一起在门口见。这两位媒人都开着车，也许是因为路上堵，都同时迟到了。
当媒人们姗姗来迟，引荐彼此时，果然那个高个子男子就是莫之依。高琳妹夫个子不算高，胖胖的，乐呵呵的，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他说：“怎么着，嫂子，让他们俩进去谈着，咱俩有工夫再单谈。”高琳笑道：“你就贫吧。”然后，她转向我：“小海，那你们就进去吧，我走了啊。”我和莫之依向两人点头告辞。
我俩走进紫竹院。莫之依是搞共青团工作出身的，口才好，相亲聊天像作工作报告，我听了两个小时云山雾罩、枯燥的时事演讲。我的缺点是遇见谈不来的人没话可说，我的优点是善于聆听，适时发问，不至于冷场。这天，我扬长避短，时不时问几个问题，场面显得还算过得去。想想，莫之依虽然长得肉头肉脑，但基本还算一表人才，干净，个子高，有口才，从相亲角度来说，是不错的。我想，也许大家还不熟悉，所以谈话枯燥一点，等熟悉就会好了。所以，两个小时后，我俩分手，我对他的判断是，还可以。
第二次见面还是莫之依约的，我建议去雍和宫，不为别的，因为我没进去过。到了那里，莫之依有点犹豫。我心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难道这也是个康明城似的人物，嫌门票贵？不过，我只是一闪念，心想毕竟康明城那样的人太少见了。为了避免尴尬，我说：“要不咱们到国子监去看看，不一定要去雍和宫的。”我俩从雍和宫门口走到国子监，他也没有想进去的意思。他说：“要不咱们去北海吧。”我没意见，我俩就找公共汽车站。他也没有打车的意思。我对这些并没有多想，自己生活俭朴，坐公共汽车也符合我的生活习惯。
没想到北海公园那么漂亮的地方，票价极低，我已经忘了是几毛钱还是几元钱，反正是物超所值。我不由得想起康明城，要是那时和他来这里倒挺合适。我似乎到了回忆的老年，经常把眼前事和过去的事联系起来，大概是相亲太多，记忆经常走错路，搭错车。
莫之依依然侃侃而谈，我耐心地听他继续高谈阔论。我一直以为他应该是青年政治学院毕业的，没想到他说自己毕业于北大。我立刻惊讶起来，原来北大的学生是这样的，天生一个政工干部。他笑道：“北大毕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前几天我遇见一个大学同学，我问他在哪工作，他说中关村，含含糊糊也不具体说。我后来估计，他大概也就是在中关村夹个包卖电脑呢。”不过这个话题让他兴奋了起来，我俩之间的谈话气氛轻松了许多。
他说：“我感觉这两次见面真是挺累的，没什么话说。”想来我听着都那么累，他说着只能比我更累。我说：“我也有同感。”谈到欣赏的人，他说：“我觉得我认识的搞团的工作的女干部都挺好的，都很能干，热情有活力。只是她们都结婚了。”我也想象着自己所遇到的那些女团干部，张牙舞爪咋咋呼呼，基本都是我敬而远之的人。我俩趟的真不是一条河里的水。
莫之依的个子有一米八几，看眼前的人都有点横扫的意思。他不屑地对我说：“满大街来来往往的，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为名的人，一个是为利的人。”我忽然觉得这个人开始变得奇怪起来，怎么几番高谈阔论之后，信奉的至理名言又是这类“封建糟粕”抑或“封建精华”？
这次见面之后，他又勉强见了我两次。见面的时候，他的目光高傲冷漠得几乎见不到一丝热乎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里正在展出越南青年画家的水粉画。我说进去看看吧，他扬扬下巴，眯着眼睛说：“我不想去，有什么意思啊。你进去吧，我等着你。”我觉得这样太无聊了，一定邀请他进去：“看看吧，看看吧。”他好不容易走进去，却像一阵风到处刮，在哪幅画前都不肯停留，还说：“你懂画吗？这些都有什么意思？无非都为名利。”我面对着色彩鲜艳、画风细腻的花卉作品、静物写生，本想细看，看他这样厌烦，只好说：“那走吧。”
在天安门广场，我对他说：“你是不是因为我是你领导给介绍的，所以不得不见呀？其实大可不必！”他有点惊讶，大概在官场上从来没见过这样直率的表达，他说：“小姐，可以呀！”我几乎要开心地笑起来，心想，本小姐的确不是你想象的面倭瓜，只是我也不必在你面前展示了，你的平台不是留给我的，还是等哪个女团干部登台吧。
我跟他在地铁里微笑着挥手告别，知道不会再有下次了。
我把这个过程和结果告诉了高琳，高琳又不知怎样告诉了她妹夫。得回来的反馈是，妹夫很生莫之依的气！唉，莫之依，不知你是为了名还是为了利，我可不是成心耽误你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