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水的木桶
一个黑人小孩在他父亲的葡萄酒厂看守橡木桶。每天早上，他用抹布将一个个木桶擦拭干净，然后一排排整齐地摆放好。令他生气的是：往往一夜之间，风就把他排列整齐的木桶吹得东倒西歪。
小男孩很委屈地哭了。父亲摸着男孩的头说：“孩子，别伤心，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征服风。”
于是小男孩擦干了眼泪坐在木桶边想啊想，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去井上挑来一桶一桶的清水，然后把它们倒进那些空空的橡木桶里，然后他就忐忑不安地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小男孩就匆匆爬了起来，他跑到放桶的地方一看，那些橡木桶一个个排列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个被风吹倒的，也没有一个被风吹歪的。小男孩高兴地笑了，他对父亲说：“木桶要想不被风吹倒，就要加重木桶自己的重量。”父亲赞许地微笑了。
平凡与伟大仅一步之遥
有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儿子去参观凡·高故居，在看过了那张小木床及裂了口的皮鞋之后，儿子问父亲：“凡·高不是一位百万富翁吗？”父亲答：“凡·高是位连妻子都没娶上的穷人。”又过了一年，父亲又带着他的儿子去了丹麦。到安徒生的故居前去参观，儿子又困惑地问：“爸爸，安徒生不是生活在皇宫里吗？怎么他生前会在这栋阁楼里？”父亲答：“安徒生是位鞋匠的儿子，他就生活在这里。”其实这位父亲是一个水手，他每年往来于大西洋的各个港口，他的儿子叫伊东布拉格，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获普利策奖的黑人记者。二十年后，伊东布拉格在回忆童年时，他说：“那时我们家除了很穷以外，而且还是黑人，父母都靠卖苦力为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像我们这样地位卑微的黑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是父亲让我认识了凡·高和安徒生，也是父亲让我认识到了黑人并不卑微，通过这两个人的经历让我知道，上帝没有轻看黑人。”
偶然的发现
别涅迪克博士是法国一家化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一次，在实验室里，他准备将一种溶液倒入烧瓶，一不小心烧瓶“咣当”掉在了地上，糟糕！还得费时间打扫玻璃碎片，别涅迪克博士有些懊恼。然而，烧瓶并没有破碎，于是他弯下腰捡起烧瓶仔细观察，这只烧瓶和其他烧瓶一样普通，以前也曾有烧瓶掉在地上，但无一例外全都破成了碎片，为什么这只烧瓶仅有几道裂痕而没有破碎呢？别涅迪克博士一时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就把这只烧瓶贴上标签，注明问题，保存起来。
不久后的一天，在别涅迪克博士走进实验室前，他看到一张报纸上报道说市区有两辆客车相撞，车上的多数乘客被挡风玻璃的碎片划伤，其中一辆车的司机被一块碎玻璃刺穿面部而进入口腔。别涅迪克博士一下子想到了那只裂而不碎的烧瓶。他走进实验室拿过那只烧瓶，只见那只烧瓶的瓶壁有一层薄薄的透明的膜。别涅迪克博士用刀片小心地取下一点进行化验，结果表明，这只烧瓶曾盛过一种叫硝酸纤维素的化学溶液，那层薄薄的膜就是这种溶液蒸发后残留下来的物质与空气产生了反应，从而牢牢粘贴在瓶壁上起到保护作用。因为无色透明，所以一点儿也不影响视觉。“如果这种溶液，用于汽车玻璃的生产中，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交通事故，乘客的生命安全不更有保障吗？……”别涅迪克博士因为这个小小的发现而荣登20世纪法国科学界突出贡献奖的榜首。
观念推进着社会
一个法国学者去非洲参与动物保护工作。那里有一种犀牛，因为“全身是宝”而遭到土著的追杀，他看到此景，心中十分悲痛。
一天，他随当地全副武装的巡逻队去森林考察，碰上3个偷猎者。巡逻队迅速包围了他们，用喇叭喊话，勒令他们放下武器。偷猎者哪里会轻易投降呢？他们抱着武器寻找突破口。情急中，有个偷猎者率先开枪，打伤一名巡逻队员。这下激怒了大伙儿，巡逻队也举起武器还击。激战约5分钟，偷猎者知道自己势单力薄，竖起白旗投降了。
令人振奋的是：这3个被捕者中有一个就是早已挂上号的“偷猎大队长”。此人凶悍且狡猾，一直与巡逻队周旋，两年来让他们头疼不已。回到驻地，许多巡逻队员冲上来要揍“偷猎大队长”，可是他竟然镇定地望着他们，没有惧怕的样子。然而遗憾的是：那个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偷猎者要坐牢，所以这3个偷猎者只是被分别关押在巡逻队的黑屋子里。开始那几天，总是有巡逻队员结伴找到“队长”，将他打得鼻青脸肿。法国学者听说了，赶去劝阻，却没有什么效果。更令学者惊慌的是：没有抓获的偷猎者居然用金钱来巡逻队“活动”，以“营救”被捕的同伙。而巡逻队得到“好处”后，真的想放人了！学者与巡逻队交涉，最后只得到一个许可：让他与“队长”同住黑屋子，10天后准时放人。
这10天是在“教育”中度过的，因为学者带了许多书籍、图片甚至一台录像机进去。外面的人除了定时给他们送饭、放风外，什么也不管。到了放人那天，凶悍且狡猾的“队长”一反常态，与大家握手道别，还保证以后不再干偷猎行当了。
谁相信呢？事实证明“队长”没有违反诺言，那块地方除了零散的偷猎者，再也没有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偷猎队出现过。
丢失的水桶
位于美国俄勒冈地区的冷水溪镇很兴旺。小小的城镇拥有三家大型公共娱乐场所、一家酒店、一家百货商店……唯一缺少的就是消防部门，事实上也确实没必要有这样一个部门，18年间小镇仅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火灾，而且地点是教堂公墓后牧师的柴火堆。
当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水桶队时，谁还会需要一个消防部门呢？这正是冷水溪居民的认识，也许他们是对的。这里最关键的，当然是训练有素。
冷水溪的水桶队每个月都有一次消防演习。平日水桶队的成员们都忙于自己的事务，比如经营商店或是在酒吧中服务，但是当火警铃声响起时，全体水桶队成员都要立即将自己的水桶拎在手中，然后冲向事发地点。一天，铃声响起，铁匠的店铺真着火了！水桶队的成员们立即带着各自的水桶各就各位，但是老奥斯卡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水桶了！水桶队的成员在奋力灭火，但是他们缺了一个水桶，缺了一个关键人物，日常的节奏被打乱，力量锐减。虽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不得不无奈地看着火焰从铁匠铺窜到了旁边的马厩……在一个构建得很好的组织中，每一个因素都是关键。如果一个关键因素的运作出现问题，应马上将其改变或换掉，否则整个组织都会被殃及。
当你审视你组织中的问题时，你会发现问题不应该全部归罪于可怜的老奥斯卡。如果奥斯卡是如此的关键，为什么他没有一个替补呢？
宇航局在发射人造卫星时，每一项操作都备有一项补救的后援支持。当一支篮球队进行比赛，并且要最后赢得比赛的时候，他们往往依靠关键的投球手进行那关键的一投。但是如果他们够聪明，他们就会有一个替补队员——个当关键球员失败时进行补救的球员。
如果一个医生做一个很重要的手术，他一定不会计划一个人去完成它，那样的话危险太大了！他需要一个医生来协助他，一个能在事情变糟时起到援助作用的可靠的外科医生。
成功的箴言
安萨里外出游学近十载，几乎搜集了那个时代人与主的全部智慧成果。他把这些书籍、笔记打包背在身上。终于，他可以背着自己鼓鼓囊囊的包回家了，离开尼沙布尔——那个中世纪最负盛名的“知识之城”——满怀着对知识的虔诚。
在西亚通向中亚的茫茫高原上，有好多的商队，为知识而奔波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为金钱不择手段者则充塞了道路。
安萨里遇到了强盗。他们搜掠了商队的所有财宝。现在轮到安萨里了。
“除了这些东西，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东西给你们，求你们把这些东西留给我。”安萨里抱着自己的包裹。这些东西是什么？难道比金银珠宝更贵重？强盗们打开了安萨里的包，看到里面不过是一大堆黑纸。强盗们大概很迷惑，这个文弱的青年不远千里要背回家的难道是这堆没有一点儿光泽的黑纸？
“这是什么？有什么用处？”“这是我多年的学习笔记，对你们毫无用处，对我却是无价之宝。如果你们把它拿走，我的知识就没有了。求求你们，我在求知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啊。”
黄沙弥漫，地阔天空。中世纪的太阳高悬在一文不名的年轻学者和腰缠万贯的强悍文盲头上，苍茫而鲜亮。
强盗头子哈哈大笑：“抢走你的知识？哼！”强盗们发出此起彼伏的笑声。“什么知识？我看到的不过是一堆破书和笔记而已。捆在包里的知识、能被我抢走的知识恐怕不是你的知识吧。蠢货，打你都怕脏了我的手，滚吧！”
安萨里后来成为塞尔柱王朝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著作家，他的《哲学家的矛盾》、《迷途指津》成为那个时代思想的高峰，他的仅有两万多字的《致孩子》在20世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儿童必读书。安萨里说：“引导我思想成长的最好箴言是从强盗的口中听到的。”
农夫和毒蜘蛛
农夫正在菜园里松土，突然从土疙瘩后面跳出一只很大的毒蜘蛛。“多么可怕的蜘蛛！”农夫吓得惊叫一声，跳到一边去。
“谁敢动我，我就咬死谁！”毒蜘蛛舞动着长爪子，威胁着农夫，还发出“咝咝”怪叫。
毒蜘蛛又向前爬了几步，张开大嘴做出咬人的凶相，说：“蠢农夫，你要听明白，只要被我咬一口，你就会有死的危险。你先是在痛苦中抽搐，接着在极度痛苦中咽气！走开，别靠近我，否则，你要倒大霉！”
农夫心里清楚，这只毒蜘蛛只是在装腔作势，这个小东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农夫向后退了一步，运足了气力，光着脚丫子狠命地踩着蜘蛛，说：“你嘴上讲得挺吓人，实际上又怎么样呢？我这个泥巴腿子倒要领教领教，看你能不能咬死我！”
毒蜘蛛被踩死了。在它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狠命地在农夫的大脚掌上咬了一口。
不知是农夫深信蜘蛛的威胁只不过是吹牛，还是因为脚掌长满了厚厚的老茧，他除了感到轻轻一蜇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感觉。
清单
一个平凡的上班族麦克·英泰尔，37岁那年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放弃他薪水优厚的记者工作，把身上仅有的3块多美元捐给街角的流浪汉，只带了干净的内衣裤，从阳光明媚的加州出发，靠搭便车与陌生人的仁慈，横越美国。
他的目的地是美国东海岸北卡罗莱纳州的恐怖角。这只是他精神快崩溃时做的一个仓促决定。某个午后他忽然哭了，因为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通知我今天死期到了，我会后悔吗？答案竟是那么肯定。虽然他有不错的工作，有美丽的女友，有至亲好友，但他发现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下过什么赌注，平顺的人生没有高峰或谷底。
他为自己懦弱的前半生而哭。一念之间，他选择了北卡罗莱纳州的恐怖角作为最终目的地，借以象征他征服生命中所有恐惧的决心。他检讨自己，很诚实地为自己的恐惧开出一张清单：
打小的时候他就怕保姆、怕邮差、怕鸟、怕猫、怕蛇、怕蝙蝠、怕黑暗、怕大海、怕城市、怕荒野、怕热闹又怕孤独、怕失败又怕成功、怕精神崩溃……他无所不怕，却似乎“英勇”地当了记者。
这个懦弱的37岁的男人上路前竟还接到老奶奶的纸条：“你一定会在路上被人抢劫。”但他成功了，4000多英里路，78顿餐，仰赖82个陌生人的仁慈。
他没有接受过任何金钱的馈赠，在风雨交加中睡在潮湿的睡袋里；也有几个像公路分尸案杀手或抢匪的家伙使他胆战心惊；在游民之家靠打工换取住宿；住过几个陌生的家庭；碰到过患有精神疾病的好心人。他终于来到恐怖角，接到女友寄给他的提款卡（他看见那个包裹时恨不得跳上柜台拥抱邮局职员）。
恐怖角到了，但恐怖角并不恐怖。原来“恐怖角”这个名称，是由一位16世纪的探险家取的，本来叫“CapeFaire”，被讹写为“CapeFear”。只是一个失误。
麦克·英泰尔终于明白：“这名字的不当，就像我自己的恐惧一样。我现在明白自己一直害怕的只是做错事，我最大的耻辱不是恐惧死亡，而是恐惧生命。”
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到了一个和自己想象无关的地方，他得到了什么？
斑马总是斑马
斑马埃里克在一次逃避狮子的袭击中，本能地向后一踢，恰好踢中狮子的额头，狮子应声倒地，一会儿工夫就命归西天。于是斑马群中就流传着埃里克是上帝派来的保护马群的天马。在大家的推崇之下埃里克成了草原上斑马的领袖，狮子们也知道它们同伙中一名骁将就命丧于它的铁蹄之下，自然谁都不敢贸然主动前去找埃里克的麻烦。
一年后，埃里克在幸福安逸中发福了。庞大的体形配上油光发亮的毛皮，让大家一眼就知道这是“马中之尊”，加上慢悠悠的走路姿态，十足的领袖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