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也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如出一辙，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不论好与坏，都是最高级的。
掌握英格兰政权的是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容貌平庸的王后。而掌握法兰西政权的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容貌姣好的王后。对支配着两国家全部财富的老爷来说，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已成定局。
那是耶稣纪元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在英格兰风行灵魂启示。骚斯柯特太太幸福的过完了二十五岁的生日，王室卫队一个有先知的士兵已宣布这位太太早在策划着陆沉伦敦城和西敏寺，从而为她崇高形象的出现拉开帷幕。既使销声匿迹数余年，只要人们一提起，还跟一开始一样引起关注，仅仅少了几分超凡脱俗的独创性而已。前不久国王和英国百姓得以知道来自人世的信息。那是来自英国的国会。说来奇怪，这些信息对于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法兰西的灵异事物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远不如她那以盾和三叉戟为标志的姐妹。法兰西正在一个劲儿地走下坡路，印制着钞票，使用着钞票。除此之外她也听从教士们的指引建立些仁慈的功勋，以求乐趣。比如判决一个青年斩去双手，用钳子拔掉舌头，然后活活烧死，原因仅仅是她看见一群和尚的肮脏仪仗队从五六十码之外经过时，没有跪倒在雨地里向她致敬。而在那人被处死时，生长在法兰西和挪威森林里的某些树木被命运抛弃，要砍倒它们，锯成木板，做成行刑架。而在同一天，巴黎近郊板结的土地上某些农户的简陋的小破屋里也很可能有一些大车在那儿躲避风雨。那些车很粗糙，溅满了郊野的泥浆，猪群在它旁边嗅着，家禽在它上面栖息。这些东西也极有可能已被死亡选中，要在革命时给它派上死囚囚车的用场。可是命运和死亡马不停蹄，却总是默不作声，小心翼翼，让人听不见。如果有人预料到这一切，反倒会被看作是无神论和大逆不道。
英格兰几乎没有秩序和保障，无法证明民族自强。京都每天都会出现武装歹徒胆大包天的破门抢劫和拦路翦径。有公开的警告发表：各家各户，凡要离城外出，务须把家具什物存入家具店的仓库，以保证安全。商人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他若在同行中占领了“老大”的地位，遭到挑战，便潇洒地置对方于死地，然后扬长而去。七个强盗抢劫邮车，被押车卫士击毙了三个，卫士自己也不免“因为弹尽援绝”被那四个强盗杀死，然后邮件仍然被光明正大的抢走。伦敦市的市长大人，是一个神气跋扈的大官，在特恩安森林被一个翦径的强徒喝住，只能乖乖地一动不动。那强盗竟当着众随员的面把这个人抢得精光。伦敦监狱的囚犯跟监狱看守大打出手，法律的最高权威对着囚犯开枪，一批又一批的囚徒被击毙。小偷在法庭的客厅里扯下了贵族大人脖子上的钻石十字架。火枪手闯进圣·嘉尔斯教堂去检查私货，暴民与火枪手相互还击，火枪手也对暴民还击。此类事件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刽子手手足无措。这种人没有多大用处，却总是应接不暇。他们有时把各类罪犯成排地挂起来。有时星期二抓住的强盗，星期六就绞死。有时就在新门监狱把囚犯成打地烧死。有时又在西敏寺大厅门前焚烧小册子。今天处决一个罪大极恶的杀人犯，明天杀死一个只抢了农家孩子六便士的可怜的小偷。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就像这样在可爱的古老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相继发生，层出不穷。在这些事件包围之中，死亡与命运无声无息的发生，而统治者却都威风凛凛，专横地运用着他们神授的君权。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如此成就了自己的丰功伟绩，也成就了无数的小人物——也包括我们这部历史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