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有靠自学，因为湖滨中学的教职员工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所知甚少。盖茨和其他小伙伴整天整夜把自己关在计算机房里，在里面反复摆弄、操作机器，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真是如痴如醉，欣喜若狂。
盖茨后来回忆说：“仿佛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脱了节。除了我们，有谁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想弄清楚计算机究竟能做些什么。”
玛丽·盖茨和她丈夫很为自己的孩子担心，在他们看来，计算机似乎对这个孩子具有一种超越自然的控制力。尽管他才读9年级，但他似乎完全被这种机器迷住了心窍，而对其他事情不问不闻。盖茨愈来愈变得像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约瑟夫·魏扎鲍姆在其《计算机魔力和人类心智》中所描绘的那类“计算机偏执狂式的人物”：
“他们都是些极有才华的年轻人，衣着不整，头发蓬乱地坐在计算机操作台前，眼神深隐但闪烁着灼人的光芒。他们整天沉浸在一种自大狂们所特有的那种无上权威的梦幻之中。一旦坐在计算机前，就像赌徒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在转动的骰子似的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计算机身上。他们高举着手臂，随时准备敲击键盘和按钮。他们拼命工作，直至把自己拖垮，一干就是连续20小时，30小时。他们的食品，如果他们想吃东西的话，充其量就是些咖啡、可口可乐、烤馅饼和三明治。要是有可能，他们就干脆睡在打印室旁边的帆布吊床上。这些人就是计算机狂人和程序编制狂患者。”
盖茨的父母开始注意到他们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非人性的沉迷行为。尽管在这之前，他们从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强迫过他，但他们这回非要这么做不可——他们要求儿子放弃计算机，至少一段时间不再去碰它。
“什么事情都凑在一块，”盖茨解释道，“有人说我们也许应该摆脱控制，又有人觉得我们不应该把精力花在别的事情上，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所以，我父母对我说，‘为什么你就不能把这件事放一放呢？’于是，我照他们的意思做了。”
“这样做对我来说并不很美妙，”盖茨说，“我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把精力放在了其他科目上，比如自然科学、数学等。我疯狂地读书，至少有9个月的时间，我再也没有接触过电脑。”
1970年，盖茨将近一年没有触摸电脑，苦闷之余，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
那时，他还没有形成在信息工业领域开辟一片天地的想法，反而受家庭气氛较多感染。与盖茨父母过从甚密的多半是在西雅图工商界和政界享有名气的人士，他们博学多才，经常相聚在他家中高谈阔论。盖茨也喜欢在这些谈话中吸取知识和人生经验。他对新兴事物的兴趣被压抑，惟有向传统学问靠拢。
盖茨确实担心自己“玩物丧志”，不再打算去碰电脑，要正正经经考虑学业和前途。可是你不出门，人家却找上门来。
1970年12月，一家名叫“信息科学”的公司的老板跨州过府，从俄勒冈州到西雅图，慕名而来，找到了被称为“电脑神童”的盖茨和艾伦，把程序设计的工作交给了他们两人，酬劳是价值1万美元的电脑“机器时间”。
1971年6月，盖茨“玩”电脑的机会接踵而来。
西雅图湖滨中学因为学生人数众多，课程复杂，决定采用电脑排课。于是起用盖茨和艾伦，让他们设计排课程序。盖茨和艾伦利用暑假，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校园里不分日夜地工作。完成任务后，他们得到2400美元的报酬。
盖茨对电脑的热情，重新燃烧起来，在以后短短的几年间，软件业诞生了第一个“天才”，一个改变计算机行业未来的公司——微软诞生了。
少年时期就感受到“直接接触”的力量
12岁那年，戴尔第一次感受到“直接接触”的力量及收获。他在休斯顿有个最好的朋友，其父亲对集邮非常着迷。所以戴尔和朋友两人自然也想开始集邮。为了要储备集邮的资金，他在离家两条街的中国餐厅洗碗，也开始把新闻记者有关邮票的报道当做消遣。
戴尔很快就注意到邮票价格正在升高。在20世纪70年代，戴尔在一家餐桌上讲的是联邦储备局主席的决定，以及这对经济和通货膨胀率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讨论石油危机、应该投资哪些公司、该买或该卖哪些股票等等话题。当时休斯顿的经济正值大幅成长的阶段，收藏品的市场非常活跃，戴尔从所读到或听到的内容里，可以很明显看出邮票正在攀升。身为一个小孩，他视此为一个机会。
先知先觉的财富神经
很多富人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富爸爸”，但是他们却有一种先知先觉的财富神经，这使他们能够抓住致富的机遇。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财富神经”就是对信息的敏感程度。
在现代社会里，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经商也是这样。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而经营实践证明，信息也是金钱。信息抓得越快越准，就越能产生新的创意，赚贱的机会就越多。谁能对得到的信息反应得最为敏捷，并迅速采取行动，谁就可能成为赢家。
所以，现代的公司都极为重视信息，有的公司为了获取竞争对手的重要信息，甚至雇佣商业间谍。在看似利润不多的市场上，许多不名一文的小人物由于抓住了一条有用的信息而成巨富。他们从信息中获得创意，并因此而抓住了市场机会，使自己的事业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许多重要的商业信息并不需要商业间谍，而是广泛存在于各种公共媒体上，比如报纸、杂志等等，从信患的角度上讲，创意就是筛选信息，并从毫不相干的其他信息中得到启示。
利用信息长盛不衰
利用信息不但能够创意，而且还能避免市场波动造成的损失。中国台湾长荣公司就是个中翘楚。
长荣老总张荣发是个眼光高远的实业家，为了使自己的公司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为了自己的事业长盛不衰，他从创业之日起就非常注意对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张荣发认为，无论经营什么行业，“知己知彼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所谓“知己”，就是不仅要对自己的公司实力进行起初的评估，而且要针对自己公司的不足，不断地加以改进，才能增强竞争能力。所谓“知彼”，就是对市场要做周密的调查研究，准确地预测航运发展的趋势，为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为此长荣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立了航运界一流的信息部。
长荣公司的总部设在台北市，而他的信息部却设在万里之遥的纽约。张荣发对此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纽约是美国乃至世界的航运中心之一，是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中心。除了美国的航运公司外，各国的航运公司都在这里建有分公司、办事处，航运界人士汇集。同时纽约地处两个时差区交界处，必然对航运情况反应敏捷迅速，消息灵通，是搜集航运信息的理想场所。
信息部投入的人力不很多，但很精悍。一般的办事人员都是学士以上的专业人员，而且都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信息的搜集、甄别和分析等每道工序管理得十分严密。一份信息经过每道工序，必须要有办事人员的签名。这样经过层层把关，最后到张荣发手中的，便是一张既准确无误又简单明了的信息。
1974年，长荣公司以巨资购买了大型电子计算机，实现了掌握世界集装箱动态、客户资料贮存和文件处理的现代化。
1975年，长荣公司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了全球电脑咨询中心，其工作量相当大，仅传真消息，每天就要处理上千件之多。
设在纽约的信息部，平时除了从数以千百计的各国报刊有关航运界人士的报道中搜集消息以外，还要搜集国际经济、同行状态、航线变更、运费措施、有关法律以及政治动向等多方面的信息。正是根据这些信息，张荣发和他的公司对世界航运业的变化情况了如指掌。
1972年，长荣公司的信息系统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判断，一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即将来临。张荣发接到这一信息后当机立断，把公司所有的船改为柴油机船，投入到新开辟的中东至加勒比海的中南美航线运行，不仅提高了燃料效能，又节约了30％的燃料费用，使长荣公司在石油危机到来时，只受到轻微的损失。
1973年，长荣公司的信息系统又提供信息，国际航运业即将进行集装箱化。张荣发根据这个情况，果断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对世界集装箱市场开展专题调查，以确定公司未来的经营方向。这个调查小组先后飞往伦敦、纽约、香港等地，走遍了世界各大港口和航运中心，历时整整两年，最后向长荣公司提出了一个实现全集装箱化的完整计划，张荣发根据这个计划，在航运界率先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行动。
1975年，长荣公司使用S 型全集装箱，航行到远东和美国东岸。
1976年，长荣公司又使用M 型集装箱首航美国西海岸。
1977～1978年，中南美航线和地中海航线相继实现了全集装箱化。
1979年，又开辟了欧洲全集装箱的定期航线。
信息科学管理和及时掌握，一次又一次地使长荣公司在航运界处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