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户的外出打工行为不仅依存于所属共同体与城市部的绝对收入差距，也极大的受共同体内的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家庭的相对劣位（比自己家庭收入高的阶层的合计收入占共同体总收入的比率）越高，外出打工的倾向也就越高。也就是说，比自己家庭收入高的阶层的总收入占共同体总收入的比率越高，自己在共同体内的劣等感就会增大，家庭的总效用（家庭总效用是家庭在共同体内的相对收入水平的函数）就会变小。那么，有这种认识的家庭就越可能让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这是因为同样的期望收入，对特定共同体内的不同人群家庭的影响效应是不均等的。
（3）外出劳动力的汇款不仅可以增加农户的绝对收入，同时也会改变该农户在共同体内的相对地位。改变家庭在共同体内的相对劣位是农户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之一。
（4）汇款行为虽然看似纯粹的利他主义，实际上这是基于长期保障和风险回避的一种相互依存行为。也就是说，汇款其实就是劳动者在城市失败后还可以回到农村老家的一种保障，这中间外出劳动力和家庭之间存在一种默认的合约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外出劳动力越是对自己的将来感到不安，就越会加强与家庭的联系，汇款金额就会越多。
（5）外出劳动力的存在对农户来说意味着人力资本、资金（流动的必要费用）的丧失，短期内可能对农业生产产生负的影响，但从长期看，因为外出劳动力可以通过汇款等方式向农户提供暂时性的金融保证，所以会促进农业投资的增加，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也会往右上方移动。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的外出劳动从长期看不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后退，而且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还可以使农户的风险分散，收入来源多样化。
（6）为稳定消费生活，回避由于信息费用等引起的风险，农户可以通过伴随子女结婚而发生的地区间流动来实现这个目标。农户收入变化一定的情况下，因结婚而发生的流动可以减少娘家的消费变化。越是高收入高风险倾向的家庭，越会选择远距离的结婚流动。NELM的风险模型认为，距离和流动概率之间也有可能存在正的关系，这与托达罗模型的假设完全相异。
（7）资本市场和信息的约束会限制农村地域内的劳动力流动。土地所有者的流动性要低于无土地者。此外，家庭有土地的外出劳动力相对来说成为季节性外出劳动力的倾向较强。这是因为对农户来说土地转让时资本不受到损失是非常困难的。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农户积累的部分资本无法流动，劳动力流动就会相对减少。
新劳动力流动理论与新古典劳动力流动理论相比，更具有以下政策涵义：
（1）农户家庭的劳动力的流出反而会改善农业经营的条件，这是因为汇款收入可以克服信用、风险等对农业生产的约束。
（2）城乡间的期望工资差距并不一定就是劳动力流动的必要条件。
（3）农户劳动力的流出对无外出劳动力农户的生产也会产生影响。
（4）在资本、保险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农户收入的增加可以降低流动的风险，因此有可能会促进劳动力流动。
（5）即使期望收入相同，不同家庭不同人群的流动倾向是不一样的。
六、舒尔茨的农业经济理论
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在本书中，他将农业划分为三种类型：（1）传统型的。在传统型农业中，整个农业部门的技术状态与持有和获得作为收入流来源的农业要素的偏好和动机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导致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者与供应者也在长期内处于特殊的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中，来自农业生产的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价格是高昂的。（2）现代型的。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它的出现和被采用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很短的。新的生产要素的供应和需求虽然没有实现均衡，但是收入流价格是低廉的。（3）过渡型的。在传统型和现代型之间处于经济失衡状态。其失衡的根源是农业要素的价格与其农业生产率价值相比是非常不平等的。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第二，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农民没有增加传统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动力；第三，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处于长期均衡的状态。也就是说，传统农业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的，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
在此基础之上，舒尔茨以来自危地马拉和印度的实证材料驳斥了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低下，另一种是隐蔽失业理论，也即“零值农业劳动学说”。进而，舒尔茨用他的收入流价格理论深刻地解释了传统农业停滞落后、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是由于收入流价格较高和资本收益率低下。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生产要素供给是不变的，持久收入流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此外，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和动机也不变，所以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即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这样，持久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固定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增加储蓄和投资，因而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资本收益率的低下，也就是收入流来源的价格高，即“社会所依靠的生产要素是昂贵的经济增长源泉”。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
对于如何才能通过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提出三条路径：第一，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第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第三，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认为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重要的“制度”保证是：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来刺激农民；不要建立大规模的农场，要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改变传统农业中低效率的不在所有制形式，实行居住所有制形式。在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时，供给是重要的。为了供给新的农业生产要素，就需要政府或其它非赢利企业研究出适应于本国条件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等机构将它们推广出去。从需求方面来看，要使农民乐意接受新的生产要素，就必须使这些要素真正有利可图，这既取决于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量”，也取决于“决定地主与农民之间如何分摊成本和收益的租佃制度”。此外，还必须要向农民提供有关新生产要素的信息，并使农民学会使用这些新生产要素。舒尔茨认为，资本不仅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而且应该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所以，引进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物的因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这样，就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其中教育更加重要。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障碍正是技术人才缺乏和普遍的劳动力素质低下，而这又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引起。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注重并靠自身的努力去改善本国的人力资本状况。农业产出迅速增长不是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是需要靠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投资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的扩大。模型比较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也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可以借鉴的思路：对传统农业注入现代生产要素，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有利于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而且有利于促进统筹城乡和谐发展、全面发展。
七、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最早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的雷文斯坦（E.Ravenstien）。他提出，气候恶劣、生存环境不适宜、受压迫、受歧视、沉重负担等是人口迁移诸多原因，但经济因素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后人将此推崇为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渊源。他在1880年的《人口迁移规律》一书中提出了七条人口迁移规律：1.人口的迁移主要是短距离的，方向是朝工商业发达的城市的。2.流动的人口首先迁居到城镇的周围地带，然后又迁居到城镇里面。3.全国各地的流动都是相似的，即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4.每一次大的人口迁移也带来了作为补偿的反向流动。5.长距离的流动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动。6.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流动率要低得多。7.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雷文斯坦的观点被认为是人口转移“推-拉”理论的渊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致力于人口迁移动因研究的康纳康·博格（D·J·Bogue）认为，人口迁移是“推”、“拉”力量作用的结果，推力主要来自农村的种种消极因素，而拉力主要来自城市的种种积极因素。博格系统的推一拉学说，形成了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其主要观点为：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与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必须指出，在迁出地存在“推”人口转移的因素的同时，也存在“拉”人口的若干因素，如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在出生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只不过比较起来，迁出地的“推”的力量比“拉”的力量大，占有主导地位。同样，在转入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与此同时，转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转入的“推”的因素，如转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综合起来，转入地的“拉”力比“推”力更大，占有主导地位。
“推-拉”理论认为，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可能是因为城镇有利的经济发展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农村不利的经济发展而产生。正如18世纪英国农民被圈地运动推向城镇一样，东印度农民迁往加尔各答，也主要是由于农村情况日益恶化，而不是加尔各答本身有特别多的就业机会。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迅速增长，如圣保罗和内罗毕，可能至少部分归因于城市对农民的“拉力”作用。
后来美国学者李（E.S.Lee）发表了一篇名为“移民人口学之理论”的论文，文章在巴格内理论基础上，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推拉理论隐含两个假设人的迁移行为是理性选择迁移对迁出和迁入地的信息有较完整的掌握。该理论认为，迁出地形成推力的因素主要有自然资源枯竭，生存环境恶化，生产成本增加，收入水平低，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匾乏，以及农村劳动力过剩而迁入地城镇形成的拉力因素主要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居住环境，便捷的交通，较好的教育、医疗卫生的公共资源供给等。但该理论还认为，农村并非只有促进人口迁出的推力因素，也有留住、吸引人口的拉力因素，比如迁移可能带来人际关系资源的流失，家庭分居的痛苦，陌生地过高的生活费用，以及激烈竞争难以忍受的压力等。但总的来说迁出地的推力大于拉力，推力占主导地位，而迁入地的拉力大于推力，拉力占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农民收入远低于城市。
“推-拉”理论是最为全面、更能解释关于人口城乡迁移特别是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动因的理论。按照“推-拉”理论的观点，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过程，简单地说，是市场机制自发地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不过，农民工本身既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是劳动力资源的物质承担者，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就是农民工同时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和作为劳动力资源的双重身份在行业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这既是农民工重新选择就业的过程，也是劳动力资源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农民工自身的价值选择和劳动力资源的逐利性决定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从农民工个体来看，他的价值选择过程和流动就业过程是市场中同时存在着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
（第五节）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理论
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状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