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后期优先发展地区新技术的效果日益显现，以农业为基础，种植、养殖、加工、贸易以及服务等多种行业共同发展，农村经济的多样化带来就业领域的多元化加之新技术推广范围扩大，先进地区的就业机会大量增加。与此同时，落后地区的就业条件虽有所改善，但仍不能有效缓解穷苦农户的生活压力，代理人的中介保障，使大批无地、少地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得以外出做工而先进地区成功的经验则吸引着大量农户加入到外流入员的行列。这一时期，落后地区劳动力向绿色革命地区的转移，有了新的变化季节性转移的时间延长，少量劳工在流入地长期就业，劳工外出的组织性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变化给流入地、流出地带来更加深广的影响在劳动力流入地，经济发展多样化，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在劳动力流出地，就业压力减轻，经济有了活力对于流动者，流入地的歧视、剥削以及竞争者的报复常使他们丧失信心，只有家庭条件的改善才给以他们激励。落后地区的就业压力与先进地区的劳动关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三节）中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和经验启示
一、中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
一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大量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现象。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浪潮。几亿农民的职业转移、地域迁移、身份改变，将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多重影响。与工业化比较早的发达国家相比，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与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相比，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也有自己的特征。
（一）转移的步调不同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同步的，而我国则是不同步的。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轨迹发现，工业化是农民脱离农村的加速器，工业化直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而且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转移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工业化、农民非农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作为工业革命初发地的英国，16世纪以后，由于纺织工业的变革以及世界市场的开辟，使得纺织品供不应求，羊毛的需求量大增，于是领主们开始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用篱笆圈起来，变成牧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受到生存的压力，被迫涌入城市。而其时，城市由于机器的发明，工具的革新，众多手工业作坊被工厂、车间所取代，正遇到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难题，众多无地农民的流入，正好充当了廉价的劳动力，机器、劳动力、纺织业原料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工厂，造就出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形成新的生产力。工业革命的深入，使得能源供应、材料制作、动力系统、交通运输等不适应了，要求这些部门跟上工业化的步伐。同时，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贸易、服务业的大发展，从而使容纳劳动力的空间大大拓展了，为农村人口进城准备了充足了就业岗位。英国的农民就是在这样一个工业化逐步向更广阔的领域展开、深入的宏大潮流中，离开土地，投身于非农业，移居进城市，成为市民阶层的。
美国的工业化起始于18世纪末，当时工厂制度从欧洲移植到了美国，工业的强大扩张能力终于使城市劳动力远远满足不了自身发展所需，于是发生了工业同农业争夺劳动力的情况。其结果是，工业依靠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将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业、农村吸引非农业产业和城市中来。农村人口转移到非农业产业、城市，又及时弥补了工业化扩张造成的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进而加速了工业化的步伐。工业化的深入，又为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并推动农业的革命，更有利于劳动力的非农化。可见，在这些国家工业化与农民非农化同时启动，互为前提和结果，两者密切配合，演奏了一支协奏曲，携手奔向现代的未来。
与这些工业早发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起步时间大大滞后于工业化，走的是一条农民非农化与国家工业化脱节、不同步的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始于1953年，从此，城市工业进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一五”期间，实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达921个，总投资2500亿元（新币）。经过了“一五”计划期间的大建设，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增长了128%，工农业产值比由43.1：56.9演变为56.7：43.3。随后的“大跃进”，全民办工业，在城市布置很多大型工业项目，吸收了不少农村人口进城，但却全面加剧了国民经济中业已失调的比例关系。
60年代初，天灾加人祸，终于被迫调整，压缩投资规模，众多进城人口“下放”回农村。至改革开放之前，尽管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很不平坦，但经过艰辛的努力，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城市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与工业化进程不相适应的是，由于长时期实行依靠农业的积累支撑城市的高速工业化，对农业、农民抽血过多，引起农业的衰退和农村商品经济的萎缩，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工农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工业与农业的自然联结人为地割断了，城乡形成差别悬殊的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国家工业化单独地在城市的圈子内运行，而没有带动乡村的繁荣，工业化创造的成果没有改善城乡之间的关系。至1978年，全国城市人口总数为1.7亿，城市人口比重是18%，与60年代中期的水平大致持平。乡村人口的绝对数，1978年比1957年净增加了2.2亿。1950年至1978年，我国城市化年增长率仅为0.44%。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面貌依然没有改变。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随后又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发展乡镇企业，必然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客观上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载体。至1983年，我国社队工业总产值达757亿元，比1976年增长211%，社队企业个数达134万个，吸纳农村劳动力3234万人，这一数字占到整个农村劳动力总数的9.3%。1978年至1993年的15年，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共新增从业人员9842万人，平均每年吸收656万人，年平均转移速度为11.9%。较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这种“就地式”转移稍迟，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民开始了向更广大的领域、地域转移。声势浩大的“流动人口”、“民工潮”成为各级政府不能不关注的大事件，大至北京、上海，小至东南沿海的小城镇；近至附近的乡镇、中心城市，远至祖国的边陲，乃至国外都有相当可观的昔日的农民在“打工”、做买卖。农民突破了城市的坚固壁垒，冲破户籍制度的牢固束缚，自主地顺应时代的潮流，加入进工业化、城市化的伟大洪流中去。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起步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的新纪元。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的启动，人口非农化、城市化与工业化步伐不相吻合。这一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步伐的不相一致，至少带来以下社会结果：一是农村人口的转移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常途径被打断，造成劳动力在农村的大量积压，而一旦将制约农村人口非农化的闸门开启，一股潮流迅速喷发而出，将形成一种非常规的转移道路和方式。新时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广泛地向非农部门、领域转移，对众多部门、各类城、镇的承受能力形成强烈冲击，给产业结构升级、城镇质量的提高造成极大压力，为产业结构协调、城镇体系的有序化带来很大的困难。其深刻原因之一，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严重积累。
二是起始于5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并未带动理应启动的城市化，农村人口非农化主要得力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所谓农村工业化，这使得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受到极大限制，因而我国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之于数以亿计的要求转移人口显得极不对称。非农化吸纳能力远远不足成为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路途的艰难和漫长。未来的四、五十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几亿农民的非农民化，这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三是农村人口非农化与工业化的脱节和错位，导致城乡之间、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矛盾加剧。一般的国家，工业化使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现代一元结构，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城市、小城镇、农村的三元结构，然后再向现代一元结构转化，三重结构之间的关系远较过去的二重结构为复杂，比如，我国现在就面临着既要完成一般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双重任务。这一独特的运行轨道不是靠过去发达国家转化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可以应付的，新的特征决定了必须要有新的方法。
（二）转移的吸引力不同
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而我国的城市却面临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巨大压力。一般说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二是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排斥力。城市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大发展，必然需要众多的劳动力加入进来，当城市新增劳动力难以满足这些部门扩张所需时，就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再者，城市方便、舒适的物质生活、精彩纷呈的文化生活也成为吸引农村人口的重要因素，因而城市总是农村人的向往之地。
就农村而言，人口增长，新增劳动力不断增加，就对人口的就业产生强大的压力。工具的改进、新技术的推广，其结果是种田所需要的人手必然越来越少。农村偏低的收入，单调的生活方式，落后的生活环境，都会促使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在现代化先行国家，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受到城、镇强大的吸引力所致。依靠城市工业扩张的强大吸力完成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典型国家是美国。美国是个人少地广的国度，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美国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美国是在大批从欧洲来的移民带来了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依托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这样的条件下开始迈上工业化之路的。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城市部门同农村部门争夺劳动力资源的现象。与此同时，人力资源的紧张迫使农业机械必须有新的突破，而工业化也为农业机器的发明、推广准备了物质条件，因而美国的农业也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不仅如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进一步解放了大批劳动力，还开辟了大量农业的产前、产后部门，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可见，在美国，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城市的崛起这些重大因素之间相互依赖、互为推动，最终向现代社会的目标演进。
日本是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明治维新前，农业劳动力占到全部劳动力的80%多。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出现了创办企业的高潮，1884-1893年的10年，工业公司的资本增加了14.5倍，运输公司资本增加12.1倍，商业公司资本增加33.3倍。工业的大发展，使得非农部门吸收的劳动力数量大增。1883年工厂职工数是91717人，1888年为214579人，1894年猛增1441011人，1895年达到1598230人。工业新增劳动力中，大量是来自于农村的劳动力。1882年，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劳动者的就业结构比是82.3：17.7，到了1920年，这一比例为54.6：45.4。
50年代初，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出于战争的需要，美国向日本发放大量军事订单，这一偶然机会，刺激日本兴起投资、兴办企业的高潮，从而使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增，1955~1965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923万人增至1538万人，第三产业也大规模扩展，大量吸收农村人口，60年代初，人多地少的日本居然还出现劳动力紧缺的现象。1955~1974年的20年间，平均每年有近40万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
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农民非农化则是比较典型的农村对劳动力的挤压式转移。我国的城市，虽然从50年代初开始了工业化，至改革开放之前，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一直非常弱。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城市工业大发展、城市规模大扩张的历史新阶段，而此时，国际竞争出现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制高点的新情况，在我国传统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之时，就要加速提升工业结构，在城市规模扩张尚未到位之时，就要以提高城市质量为主要任务。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工业结构，努力培植代表一个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以作为积极参与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的“龙头”，这一系列艰巨战略任务，历史地、逻辑地落在大中城市身上。而城市主要功能的突出与强化，并不以招徕大量农村劳动力为前提条件，恰恰相反，城市质量的提高还将缩小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现实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是经过了改革开放的20年，我国城市对于农村人口的主动性吸纳能力依然不强。反之，城市职工下岗，大量城市劳动力无业可就则日益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和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纵然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各种非农业活动，但一则与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相比，比重不高；二则这部分劳动力主要填补了城市的一些结构性空位，这不是城市主动性吸纳的结果，而是农村对劳动力的坚决排斥所导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自然外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