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超发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对于这种因果关系，人们都有直观的认识。
货币与通货膨胀
我们可能会多次看到这组数据：中国的广义货币量M2余额在1990年的时候为153万亿元人民币，而到2010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在2009年，同比增长是277%）。
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92年（3130%）、1993年（3730%）和1994年（3450%），那个时候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原因有二：
一是货币供应增速过快，世界无出其右者。
二是中国缺少可以吸纳这些超发货币的领域，房地产和股市都处于刚起步阶段，规模有限。这意味着，货币只要一超发，没有任何缓冲，立即就会在市场中显现出来，推动物价的上涨。
为了规避这个缺陷，政府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实行货币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纳超发货币。
于是，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开始展开。通过改革，原本应该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职责，相当一部分转嫁给了公众。实际上，货币化与公共财政的去责任化是密切相关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原本应由财政提供的部分公共产品，现在需要钱购买了，对货币的需求量自然就增大了。在货币化的大背景下，住房、医疗、教育领域的货币化及股市的扩容，成为吸纳超发货币的重要领域。
中国现在的货币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2010年11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韦森指出：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中国现在M2存量大约是70万亿，GDP大约是35万亿，这意味着我们1元GDP就有2元货币了，这说明中国经济的“通货”已经膨胀得不得了了，发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当然，“通货”是膨胀了，大大地膨胀了，至于CPI是不是也必定上涨，这另当别论。美国最近增发了6000亿美元的钞票，全世界一片哗然，但美国的1美元GDP目前才只有06美元多M2，比我们低很多呀！现在，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已经比美国高很多了。我把这种变化叫做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
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令人扼腕叹息。
货币化的深入，意味着民众承担的责任加大。
以教育为例。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中就曾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也就是说，按此纲要，到2000年，4%应该已成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的下限。但遗憾的是，即便是18年前的目标，迄今也远没有达到。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
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中国统计年鉴2009》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2000~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财政欠账留下的缺口，自然是由公众承担的。
不同的货币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货币化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同的。货币化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贸易的发展、资源的配置、人口的流动，都需要依托货币化才能更好地进行。而且，西方国家的资源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货币化使得私人的财富增长，消费动能得到充分释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而中国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基本上掌控在政府手中。货币化的深化对政府有双重好处。
其一，货币化意味着掌控丰富资源的各级政府变得更有钱，掌控的财富更大。以土地为例。2011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逾7万亿元。在“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的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超过70%。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坦言：“城市发展对土地的依赖有增无减，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矛盾突出，土地出让制度亟待进一步改革完善。”
土地的货币化实质上是财富从民众手中向各级政府及相关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转移的过程。
诚如徐绍史所言，“利益分配不合理”首先是城乡土地利益分配不合理：从农民手中拿地，以万元为单位；在土地市场拍卖出让，以亿元为单位，计量单位相差万倍。其次是时间分配上不合理，前一任市长可以卖出未来三任市长的地，不仅透支城市发展后劲，更透支了子孙后代权益。利益分配不合理也包括不同产业投入产出不合理，对粗放用地、低效产业的依赖，使房地产像一块海绵一样，把资本流从其他产业领域源源不断吸引过来，使新兴产业缺血失血，实体经济无利可图，而房地产领域泡沫越来越大，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运行。
政府卖地的收入是直线上升的。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06~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分别为7000亿元、近13万亿元、9600多亿元、159万亿元、27万亿元。五年合计总收入是72500亿元！这实际上相当于对民众的隐性征税。
其二，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实行了去责任化，公共开支占比下降，为政府“节省”大量财富用于投资，使得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这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甚至畸形。
必须找到“海绵”
货币化对中国房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货币化说白了其实就是寻找对货币进行吸纳的“海绵”的过程。
在货币供给超量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找到吸纳超发货币的海绵，否则，将导致物价的恐怖性上涨。
2010年12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对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采访。
记者问：目前我国的货币存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这不是说明咱们国家可用的钱多了吗？
李稻葵答：但是它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它的存款形式是不稳定的，是随时可以变现、随时可以转换形式的。它不像股票，不像汽车，也不像固定资产，它的形式随时可以改变，随时可以从银行，或者从百姓的床褥子下面拎出来去买东西的，如果大量取出来，对银行体系是个冲击，对整个经济也是冲击。
记者问：把钱引到哪里呢？
李稻葵答：需要发展资本市场，股市要扩大，通过扩大股市的方式，把资金逐步地引出来。同时也要有序地让资金出国投资，前提是有序的、可控的，逐步出国投资。
从李稻葵的回答中不难看出，连“百姓的床褥子下面拎出来”的钱都让他不安，如果这些钱固化到了股票、汽车、固定资产上呢？就不像现金那么容易变现了，对银行体系的冲击、对整个经济的冲击就会减小很多！
显然，恰恰是房价的连年上涨充当了吸纳超发货币的巨大海绵，这种吸纳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但是，这种吸纳作用又有弊端，它容易引发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楼市，从而对实体经济造成抽血效应，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于是，调控楼市成为必然。
另一方面，如果楼市中的资金，尤其是大量的投机资金，一旦由于恐惧调控而流向商品市场，又必然造成物价的飞速上涨，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由此造成楼市调控常常首鼠两端，难以取舍。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政府而言，最能够做到两全其美的调控措施，就是通过开征物业税的办法，让楼市中的投机资金不能抽身而退，让炒房者的部分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悄悄转移到有关部门手中。
在刚开始探讨物业税的时候，政府和专家们的意见高度一致：把开发环节和交易环节过重的税负，向持有环节转移，也就是说，物业税实际上是一个转移的问题，总量并不增加，而后来再无人提及转移问题，只提开征物业税，从“转移”变成了“加税”，两字之差，可谓天壤之别。现在，物业税已经借房产税的“壳”开始试点了。
房地产的秘密
我们通过对房地产货币化过程的分析，了解一下其中的奥秘。
房地产货币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1998年以前的福利分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