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先生不再出门，校园里已看不到他的踪影。有时可以看到吕去疾先生，一副忧思重重的样子。一天，他上楼来关窗子，翻了翻我堆在窗台上的书，说，我家里也有一些书，你可以来翻翻。从他家我借到不少好书，《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之类，还有许多印刷精美的画册。有一本美国小说《石榴树》，单纯、质朴、开朗、幽默，我很喜欢。他叫我别还了，说译者吕叔湘是他堂叔，这书他有好几本。他的家狭小简陋，塞满了书籍画框和木雕。许多乱针绣作品，就这么连框子码在墙角，也没个防尘防潮的处置。我不明白，他干吗不弄得好点儿。
一年后，正则艺专已不复存在。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到了苏州，成了四校合并以后、在原东吴大学校址新成立的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凤先生也来了，成了江苏师院的教授，并住进了校园。他仍然不上课，仍然穿着老式长衫，戴着黑边眼镜，时或在校园里曳杖独行。吕去疾先生留在了丹阳，被任命为公立学校江苏丹阳艺术师范的校长。艺师在正则的基础上兴建，国家拨款，资金雄厚，住房和生活条件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任务是普及而不是提高，方向和性质完全变了。
二十七年以后，一九八〇年，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收到年逾八十的吕去疾先生的一封信，邀我到丹阳去参加一个前正则的校友会，商量重建正则的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使我感动莫名。那时我正在密云水库，搞一个所谓的“项目”，没有可能前去，只好写了个信，伏维恩师鉴谅。后来听说，那事没有办成……
（原载《读书》2003年第4期）
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20世纪20年代，积贫积弱与战乱纷呈的苦难的中国，这位出生于皖南山村的留美博士，毅然脱下教授的洋装，换上布衣草鞋，“如黄河决堤一般，向着中国的平民的道路奔流回来”。以55年的短暂人生，毫无保留地奉献于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以培养具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创造的精神”的新青年为理想，在那个时代中更焕发出致力于富国图强、民族救亡的精神力量。
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为三万万四千万农人烧一炷心香”的虔诚，为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奔波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刻下当代“陶子”的丰碑。
1915年，陶行知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获硕士学位。
1923年，陶行知是国立东南大学教务主任，又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干事，可谓社会名流。而陶行知却辞了大学职务和五百多大洋月薪，一心一意地去推广平民教育。他脱掉皮鞋洋装，换上土布草鞋，摇把蒲扇，穿戴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样，甚至像个乡巴佬。
陶行知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奔走各地，踏踏实实教人识字。贩夫走卒，渔夫士兵，厨子僧人，都是他教识字课的对象。他去监狱教囚犯识字，在街头为流浪儿上识字课，他甚至在教育总长蒋梦麟家里，给帮佣老妈子们和车夫办了平民读书处。这些盼着识字的人，却大部分连买这本小书的钱都没有，陶行知就送给他们，条件是要答应教会身边的两个人认识书里的字。
陶行知跑遍半个中国，市井街巷、山沟乡村他都去，连草原上的蒙古包里，都有《平民千字课》。陶行知是一个一个教，一点一滴做，一步一步走在路上。而他面对的，除了穷山恶水和兵荒马乱的世道，还有两亿多的文盲国民和超过七千万的失学孩子。
陶行知老家在安徽歙县，小时候家境贫寒，靠砍柴卖菜，靠母亲在县城的学堂帮佣，换来他读书的机会。以至于后来，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一腔抱负都放在普及教育，改造社会，教育救国的理想中。回国后，投身于平民教育运动的经历，国家与国民的惨痛景象，更使陶行知把自己的理想转化，化为博大深厚的爱国爱民的炽热情怀，把为劳苦大众办教育的事业，做得扎扎实实。赤贫如洗，万般辛苦，却做得有滋有味。
“因为爱人类，所以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怀着这种深沉的情感，1927年3月，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荒僻乡村小庄，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培养学生成为献身贫困山村教育事业的老师，培养学生做农民和儿童敬爱的导师。
晓庄学校招生不要少爷小姐书呆子，入学考试得考开荒种地，培养学生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健康的体魄、艺术的情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当时晓庄一片荒野，农民赌博，打架，抽大烟，相当盛行。晓庄学校开学后，陶行知打赤脚睡稻草住牛棚，同学生一起修厕所盖校舍，把每一天的劳动和生活都当作学习的课程。
随着晓庄的发展，陶行知让学生到附近的村庄去办了许多小学，为农民建图书馆，建立中国第一家乡村幼稚院，请戏剧家田汉到晓庄为农民演戏，让学生同农民进行耕牛比赛。晓庄学校的成长，也就是晓庄乡村向健康、文明、积极的农村生活进步的过程。而陶行知的目标，是要培养一百万个教师，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从而让整个中国都富强起来。
为建设晓庄学校，陶行知呕心沥血，他不要薪水，四处募捐，拿出母亲生日的贺礼为晓庄盖校舍，甚至把全家都从北京的庭院搬到晓庄的茅草棚里。1930年4月，因为晓庄学生组织学潮和罢工罢市，抗议英商压迫工人和日本军舰擅自停靠下关码头，国民政府封闭晓庄学校，并缉拿陶行知。逃亡前，他鼓励学生，我们还要干。当天夜里，他的家人惊恐万分地连夜逃到城里，他的妻子吓得精神病发作，跳到秦淮河的臭水里，想要自杀。
16年后，1946年4月，当为劳苦大众的教育事业奋斗一辈子的陶行知再回到晓庄的时候，原来晓庄幼稚院的小孩，也已经是抱着自己的孩子，等候陶先生回来为农民办学校。虽然八年抗战，使得晓庄已经一片焦土，朴素而真心待人的晓庄乡亲，却是精心保护埋着陶先生的父母妻妹的坟墓，坟前的树木郁郁葱葱。“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穷苦老百姓忙碌一生的陶行知先生，终究是会永远活在老百姓的心里的。
“9·18事变”爆发后，国难当头。陶行知在上海积极发起科学下嫁和普及教育运动。他呼唤：“现在是教育同国难赛跑，我们要让教育追上国难的脚步，把它解决掉。”
1932年10月，陶行知在宝山孟家木桥创办山海工学团，把农民组织起来读书识字，又为流浪儿、报童和女工办工学团和识字班，让他们中间的小先生识几个字马上教别人，懂得一个道理立即传递给别人，再培养出新的小先生。工学团和小先生制度是陶行知的发明，是在穷国家办穷教育想穷办法。在民族危亡关头，迫切地通过教育让老百姓学知识，练技能，长志气。这个发明很快传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区。
1936年，陶行知踏访欧美亚非28国和地区，呼唤反侵略，呼唤世界支持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与他的行程几乎同时，他的结发妻子孤苦地死在精神病院，四个孩子天各一方，杳无音讯。次子晓光和幼子陶城冒着淞沪战场的炮火逃难武汉，三子陶刚更是辗转步行数千里逃难到重庆。父子再相聚时，陶刚的双腿溃烂，白骨依稀可见。
1939年7月，日寇狂轰滥炸下的山城重庆合川县古圣寺，陶行知创办了育才学校。他在汉口和重庆的儿童保育院，发现有钱的太太到保育院去选干儿干女，在孩子们面前挑来挑去，侮辱有缺点的孩子。这促使他办育才学校，他要在孤儿难童中发现幼苗，培养出英才。
杜鸣心是著名的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幼年时，他的父亲在淞沪战场上牺牲。当他十一岁从儿童保育院到了育才时，才第一次看到了钢琴，才正式开始学习音乐，可以说是育才学校改变了他的人生。著名的指挥家陈贻鑫幼年时也受助于育才。陶行知同音乐家任光有一次去汉口难童保育院时，发现一群孩子在一个癞痢头难童的指挥下歌唱。这个癞痢头孩子，战火中被父母送进保育院，陶行知发现了他的潜力，将他带到育才，还请来重庆最好的医生，治好了他的瘌痢头。
陶行知从孕育凤凰山上的育才学校，到撒手离开人民教育的大事业，仅仅7年。在民族遭受最深重灾难的岁月，他信赖自己的人民对命运决死抗争的力量。对民族的胜利和新生毫不迟疑的信念，支撑他不畏艰辛地培育孩子们，教育他们做未来国家的有用之材。育才学校有扎扎实实的文化课，有因材施教的专业课，也有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课。他为育才找最好的老师，音乐组主任是贺绿汀，戏剧组主任是章泯，绘画组主任是木刻家陈烟桥，文学组主任是艾青和魏东明，舞蹈组主任是戴爱莲。郭沫若、翦伯赞、周扬、田汉、何其芳、夏衍、李可染、关山月等著名的学者大家，都曾为育才师生讲课。
抗战中在偏僻山村办学，异常艰难。学校的孩子们饿肚子，陶行知校长就成了来往重庆城里山路上的常客，一百多里山路水路，为了古圣寺里两百多号“活菩萨”，他是每天同柴米油盐赛跑，成了四处化缘的苦行僧。陶行知奔走山城，以两个烧饼充饥，却惦记着孩子们的营养。他自己一身破衣裤，却牵挂孩子们“每人有一套出客之衣，以为演出或集体行动之用”。陶行知的朋友说，你这是抱着石头游泳啊，你把育才学校舍弃了吧。陶行知就回答他：“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我是抱着心爱的人在游泳，我们会相互鼓励，我们一定会游到彼岸的。”
抗战胜利了，教育家陶行知却仍要同灾难赛跑，他面对着腐败和专制的恐怖，还有内战的乌云，他热切期盼在上海实现他的生活教育的理想，但是那个黑暗的时代，留给陶行知的时间，只有100天了。
1946年1月初，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自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
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求心灵之大美，让此生不枉然
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深被打动。文章题目叫作《不枉此生》， 全文转录如下：
蓦然面对伟大的自然或人为的瑰丽奇观，顿时感动到屏息凝神，毛发竖立。周遭世界忽然静止，时间停滞——原先一切与之有关的知识、疑惑与期待悉数退位，连语言文字也似乎多余了，天地间只剩下渺小的自我，与那巨大的绝美素面相对……
这般的身心震撼经验，我能够清晰记得的至少有四次。依照发生的次序，应该是——万里长城、金字塔、敦煌莫高窟和印度泰姬陵。第一次与第四次之间的时光差距正好是二十年。也就是说，在我人生不同的阶段里，总有这样的际遇，让我体会绝对的美感经验，并且不因年岁的增长，影响到感受的强烈与深远。
因而想到，类似这样的经验，在每个人的生命里，似乎都应该体会一下吧。于是又想：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生经验，是一个人一生至少能有一次，才算不枉此生呢? 我随想随记了许多则，删去那些实在并非必要的，最后剩下这寥寥几桩，却是我个人的精选……
——在一个全然陌生、语言文化迥异的国度居住一段时日，并且尽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地生活。
——对一个人或一群人付出一份重大的、而且绝对不要求任何回报的恩惠。
——谈一场奋不顾身的热烈恋爱。
——投入一种不为功利，而是纯属精神层次的热情奉献，无论是宗教、政治，或某类理想……甚至可以只是某类的兴趣。
——长夜痛哭。
——全心全意地爱护、照顾一个小孩一段时日（那个孩子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子女）。
——全心全意地爱护、照顾一个老人一段时日（那位老人也不一定要是你自己的父母）。
——熟读一本令你废寝忘食、感动莫名的书（至少一本，多多益善）。
——完成一桩你一直想做、但始终以为此生绝无可能做到的事（事实上，这很可能也正是上面诸事中的一件）。
写完了算一算，连同开头引发我写下这些项目的美感经验，总共正好是十项。当然，人们价值观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若请周遭每个人都列举自己心目中的‘十大’，必然是林林总总、千奇百异。何况有些事对某个人可能很容易做到，对另一个人却可能难如登天。能够达成与否，要凭决心也要看机缘，强求亦不得。
所以，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若能遇上另一个与自己有着完全相同项目的人，那种近乎奇迹的际遇，绝对可以列入不枉此生的外一则。
至于我自己做到了多少呢?事关个人，可以透露的是绝大部分都已完成了。这样最好：既不会有此生虚度的遗憾，也还不至于觉得活够了。何况，即使十项目标全部达成，仍然可以再接再厉，继续列举，世间总有做不到的事——能够领略、体会缺憾也是一种美，又是一桩不枉此生之事。
不枉此生，如此深重的一个题目，作者李黎却写得轻松平淡而又才情飘逸，并称自己“十大”之中“绝大部分都已完成了”，这确是作者“心有大美，不枉此生”的美丽证明！
我们从作者李黎列举的上述“十大”中选取了相仿的三项，作为对和君商学院同志的神圣约请，希望同志们能把这三项当作是“求心灵之大美，让此生不枉然”的共同约定：
第一，对一群人付出一份绝对不要求任何回报的服务和恩惠，这群人就是全体和君商学院学员！
第二，投入一种不为功利，而是纯属精神层次的热情奉献——为把和君商学院办成一所传世学校，以自己的精神、道德和行为表现，誓开一所传世名校的风气之先！
第三，谨记“态度—气度—厚度”的主题，并把“三度”当作镜子来日日鉴照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最终使自己成为“三度修炼”文化的魅力化身！
请你倾听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问问自己是否愿意就上述三项约定作出承诺，你是否喜欢这样承诺的人们，并把这样的人们引以为同志。窃认为，唯有如此高标绝俗的心灵之约，我们这群人的结合，才显得不枉此生！
求心灵之大美，让此生不枉然！有此追求，我们这群人，已经值得自豪和欣慰了！我们谨此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
【伟大的梦想寄予崇高的学子】
文 / 许地长
和君语录：英国人为他们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而自豪和自信，他们有个说法，“只要牛津、剑桥还在，英格兰民族就不会没落”。今天，国人还值得为哪所大学的精神而自豪和自信呢？在中国的现时代，良知、自由、深厚、沉雄的大学精神亟待复兴，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时代召唤。传统体制下的中国大学已经步履沉重甚至积重难返，中国的教育事业需要有着新理念、新精神、新体制的教育探索和实践。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以公益的方式进行这种实践探索的梦想，不能丢。我们读书人，一生何求？
世界和中国500强企业，有不少办商学院的，比如惠普商学院、海尔商学院、摩托罗拉大学等，和君商学院应该从它们那里学习和借鉴什么呢？